9月16日下午，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杨等二十个男女青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这个团体的宗旨、任务、参加条件、组织形式，并决定用白话文出版一个宣传刊物。周恩来同志提议，刊物取名《觉悟》，这个团体就叫“觉悟社”。由于当时郭隆真、邓颖超等女社员所在的学校——女子师范、高工、第一师范都在河北区，决定在女师匀出一间房子作为临时会址，地点在河北区三马路三戒里（后迁东兴里）。会后，全体社员合影留念。天津“觉悟社”就在五四运动掀起的风暴中光荣地诞生了。“觉悟社”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天津青年运动已进入新阶段，而且在我国北方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核心领导和先锋作用，是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组织之一，它的成员后来绝大部分都成了共产党员和党的重要领导人。郭隆真是这一组织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不愧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
在“觉悟社”里，郭隆真经常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聚会，研究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和妇女解放的道路，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了学习研究世界的新思潮，探求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他们还经常请一些进步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第一个来这里作报告的就是李大钊同志。那是“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9月20日，郭隆真、刘清扬、谌小岑等早就敬慕这位传播新思想的导师，一早就把十二平方米的会址打扫得干干净净，桌椅擦得锃亮。他们十几个人拥挤在这所小房子里，象一家人一样围坐在李大钊同志的身旁，聆听他的教导。会上，邓颖超向李大钊同志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宗旨。李大钊对成立男女合组的团体，出版《觉悟》刊物，表示十分赞许。在李大钊同志的启发下，郭隆真等追求进步的思想更加迫切。她们对李大钊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我的马列主义观》、《战后之妇人问题》、《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深感兴趣，反复传诵。为了表示向李大钊同志学习，他们集体写了一张传单，署名“李宁二”，颂扬李大钊同志是中国的第二个列宁。从此，郭隆真在和同学们的谈论中，不仅议论中国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也开始研究中国的工人运动。她的思想，在李大钊等同志的影响下，开始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跃进。
兴师问“罪”
9月下旬，因为山东形势紧张，全国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总会，发动各地组织代表，再次到北京请愿。作为天津学生界、妇女界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郭隆真又被推选为天津代表。
10月1日上午，郭隆真、周恩来等同志和各地三十多位代表，组成七省代表团，为解决山东问题，到北京总统府再次进行请愿。他们胸前佩戴着“请愿代表”的布条，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总统府前，点名叫总统徐世昌出来讲理。徐世昌不敢露面，只叫手下人出来应付。双方在新华门前对峙了一天。郭隆真气愤极了，一口气爬到总统府前的石狮子上，对着总统府，历数反动政府卖国和压迫人民的罪行，大骂徐世昌“卖国贼”。反动派恼羞成怒，夜里十点钟，调动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由警察总监亲自指挥，对请愿代表实行武力镇压。就这样，郭隆真和三十多位代表，又被逮捕了。
经过斗争考验的郭隆真，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列举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出卖祖国、镇压人民的罪行，将审问的人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审问者只好命令警察把她拉了下去。在全国各地各界爱国人民的要求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11月8日，反动政府才被迫释放了郭隆真等被捕代表。
1921年1月，为了抵制日货，天津学生成批被捕，反动当局公然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这种残酷的镇压，再次激怒了富有爱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天津各界人民。
1月29日下午两点，郭隆真、周恩月来、于方舟、张若茗等率领五千多爱国学生包围了设在天津金钢桥畔的直隶省公署。强烈要求启封1月23日查封的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释放24日被捕的二十四名代表。这天，寒风刺骨，愤怒的人群堵塞了省公署大门，拥挤着，呼叫着，有的散发传单，有的演讲。过路的洋车夫、店员、教师和行人，也蜂拥地围上来，表示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气氛十分紧张。直隶省长曹锐慑于人民正义的斗争声威，把大门紧紧关闭，不敢露面。门里门外站满了军警哨，双方僵持不下。
人群中，突然闪出四位年轻的青年男女学生代表，为首的就是周恩来和郭隆真。他们分开众人，挺胸昂首，登上省公署门前的台阶，迎着扑面的寒风，面向众人讲演，坚决要求：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立即释放被捕的各界代表。人们对他们慷慨激昂的讲演和沸腾的爱国热情，报以雷鸣般的欢呼和鼓掌。
二十六岁的郭隆真，留着整齐的短发，穿一件浅蓝色棉袍，围着一条酱紫色围巾，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激昂地陈述直隶省公署镇压人民爱国的罪行，要求省长曹锐出来当众评理。她和大家已经呼喊了四、五个小时了，省公署大门还是紧闭着，不让周恩来、郭隆真等四位代表进去。人们更加气愤难忍，高呼“打倒卖国贼！”这时，郭隆真和周恩来突然发现省公署大门离地有一尺多高，人可爬过去。于是，他们组织一部分同学和守卫大门的军警讲理，以挡住军警的视线，使四位代表迅速从门下面挤进去。四位代表本想直奔省长曹锐的厅堂，可是，还没等他们站稳，门内军警就扑上来，拳打脚踢，逮捕了四位手无寸铁的学生代表。就这样，郭隆真同志第三次被捕了。这时，龟缩在室内的省长曹锐，看到四位带头的学生代表已被逮捕，便肆无忌惮， 凶相毕露， 立即下令调动大批军警用刺刀和木棒驱赶、殴打请愿的爱国学生。顿时，大街上追捕嗥叫、刺杀搏斗、血肉横飞，奔跑、怒骂和呼叫声响成一片。金钢桥畔呈现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这就是反动的军阀政府制造的“一•二九”天津流血惨案。
在狱中
多次的斗争风暴，已使郭隆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反帝反封建的无畏战士。她看清了人民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也看清了反动当局的虚弱本质。这次，她和自己敬佩的周恩来等一块被捕，更使她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在拘留所，她和周恩来组织狱友学习，进行绝食斗争、反锁门斗争等。郭隆真热情地向女狱友宣传全国的革命形势，介绍北京、山东等地的斗争情况。她那种无私无畏、坚持革命信仰的精神，使身陷囹圄的同伴们深受鼓舞，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因此，她逐渐成为女囚中很受尊敬的领袖。
在拘留期间，敌人常常把被捕代表集合起来“训话”。郭隆真就利用这个机会，和周恩来同志等互相传递消息，商量对付敌人的办法。周恩来把一张写有“质问警厅，既不审问，又不释放，是何道理”的纸条传到郭隆真手里，她就在女友中组织大家统一思想。第二天当警察厅长杨以德到各监房巡查时，大家都厉声质问：“警察捕人，依何警章规定？为何不公开审判？”杨以德看到犯人口径这样一致，大惊失色，狼狈退走。一个审讯郭隆真的司法科长，几次被她问得理屈词穷，只好请警察厅长杨以德亲自出面。可是，杨以德同样被郭隆真追问得目瞪口呆，把审讯变成了被审判。
反动当局，对郭隆真等被捕代表，先用硬的办法——威吓；后又用软的办法拖延。既不正式审讯，又不释放。妄图以此消磨革命者的锐气和斗志。但是，郭隆真和周恩来等同志，却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四月初，为了反击敌人的拖延阴谋，郭隆真和被捕代表宣布绝食，同时要求，立即公开审讯。绝食的消息象长了翅膀，越过监狱的高墙，迅速传到了社会上。这时，反动当局便采取诱骗的办法，特意做了好饭好菜，好言相劝。郭隆真等宁肯饿得头昏眼花，也不吃敌人的一口饭。邓颖超等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在狱外组织被捕人员的家属，联络各方爱国人士，日夜奔走，争取社会支持，一次又一次地向反动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最后，邓颖超等二十四人组成代表团，找见杨以德，说：“快把我们也关起来吧，我们是来替换代表们绝食的。”杨以德害怕引起更大骚动，皱着眉头说：“哎，这怎么能行呢！诸位先回去，我马上把你们的要求转给省长，决不延误。”这样，才迫使反动当局放松了对被捕代表的管制，允许他们在院里散步，串门，郭隆真和周恩来便利用这个机会，把大家组织起来，讲述《马克思传》、《唯物史观总论》等革命书籍，还组织了政治、学术、社会问题等讨论会……
3月18日，是郭隆真的生日，周恩来同志等狱中男友，精心做了一面镶着国旗的镜子，送到女囚室，向她表示祝贺。郭隆真激动得挥笔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写道：“蒙你们诸位祝我的生日，我实在感谢。一鞠躬！劳你们诸位的精神，作个纪念品。再鞠躬！叫我的精神愉快百倍。三鞠躬！”在危难中，他们互相鼓励，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坚持斗争。虽然面对军警、铁窗、酷刑的威胁， 他们却又说又笑，十分乐观。半年过去了，反动当局计竭术穷，最后在社会进步舆论的压力下，只好把被捕代表解送法院，授意开庭公审。
1920年7月17日，座落在天津河北三马路附近的法院周围，一清早就聚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听到要开庭审判被捕代表，人们不顾烈日酷暑，在大街上一直等到中午，军警林立的法院才打开了大门。郭隆真、周恩来同志等被捕代表，大义凛然地走上法庭。他（她）们那从容的神态，坚定的目光，使观众发出一片赞叹。审判开始了，郭隆真义正词严地进行答辩。她问法官：“爱国有什么罪？为什么逮捕我们？卖国的人为什么不逮捕？不治罪？”……在众目睽睽之下，审判席上的法官们被问得汗流满面，无词答对。最后草草收场，以拘留期已经抵足刑期为借口，当庭宣布释放全部被捕代表。当郭隆真、周恩来等同志满面笑容，大步走出法庭时，聚集在厅堂外面的学生队伍和各界爱国人士欢声雷动。人们给郭隆真、周恩来等被释放的代表胸前佩戴上“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耀眼的大红花。闻讯而至的人群，把河北三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大家喜气洋洋，欢呼歌唱。周恩来、郭隆真等同志，被潮水般的人们簇拥着，走出法院，到天津市总商会召开了庆祝反帝爱国斗争胜利大会。会后，郭隆真、周恩来等同志合影留念时，人们把自己爱戴的“郭大姐”拥在第一排中间。她戴着白色的凉帽，神采奕奕。
胜利的喜悦，战友的鼓励，使郭隆真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为国为民奋斗的征途上， 她看到团结的力量，也感到历史落在这一代人肩上的革命重担。为了提高本领，为民族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她渴望学习到更多的革命理论和先进思想。
陶然亭茶会
八月初，觉悟社召开庆祝成立一周年大会。郭隆真、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谌小岑等十四个社员参加，会议开了三天。讨论了全国及天津的斗争形势，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展 望了今后中国革命的前程。会上并决定联合北京等地的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挽救中国的危亡。
会后，觉悟社全体在津的社员合影留念。为了加强和北京各革命团体的联合，八月上旬，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等十一位同志到了北京。李大钊同志对他（她）们的主张和活动深表赞成，发动北京各进步组织支持他们。8月16日，觉悟社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茶话会。参加者除郭隆真、周恩来、邓颖超等十一名觉悟社社员外，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组织派代表二十多人参加。会议由刘清扬担任主席，报告开会宗旨。邓文淑同志（即邓颖超）报告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活动。周恩来同志介绍觉悟社提出的联合进步团体，共谋改造中国的主张。郭隆真同志也作了发言。在会上，李大钊同志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论述 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向，以及各政治团体应该标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等。他那渊 博的学识，先进的思想，精湛的论证，使到会的同志深受启发和鼓舞。会上建立了联系机构，发表了宣言。陶然亭茶会是五四运动后，我国北方进步团体一次重要的集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后来大都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员。 经过这次会议，郭隆真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更加坚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
勤工俭学在法
在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中，许多有志青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去了信仰，希望找到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途径。一批中华民族的先觉者，象蔡和森、赵世炎、李维汉等先后到马列主义的发源地一一西方，去学习拯救中国的本领。从1919年开始，就出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并在北京及全国一些大城市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等组织，办理外出留学手续。
天津觉悟社，也派了两位同志前往法国学习。郭隆真同志出狱后，组织上考虑她已多次被反动政府逮捕，她的活动，容易引起敌人注目，决定派她和周恩来、刘清扬、张若茗等同志一起去法国学习。这时，郭隆真早已和封建家庭中断了来往，经济已无来源。同学们以极大的热情，为她筹集了出国经费。1920年10月25日，经北京华法教育会审查同意，为郭隆真、刘清扬、张若茗、王新亚、汪淇等五人办理了赴法勤工学习手续，也为周恩来办理了赴法俭学学习手续。
10月31日，郭隆真、周恩来等同志，在北京华法教育会参加了赴法学生团成立大会后，乘火车到上海。11月7日，他们作为中国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与傅钟、王守义、张若茗等一百九十七人，搭乘法国博尔多斯号轮船，从上海港启程，12月13日抵达法国马赛。郭隆真在友人介绍下，在巴黎郊区一家云母工厂做工，白天开机器，为云母片打眼，晚上学习。
在这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只有郭隆真、张若茗、李淏等三名女同学。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许多男同学干一天活下来，都感到疲劳不堪，郭隆真本来身体不好，又是个妇女，自然更感到周身酸痛、力不从心。但她深知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从不把这些困难放在眼里。她用心研究技术，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工艺技术要领，达到了熟练工的程度，工资超过了同时入厂的许多人。那时，一些留学生受所在国生活风气的影响，有的置办了讲究的衣饰。郭隆真从不浪费一分钱。她很少去闹市玩耍，也从来不买贵菜吃。她衣着朴素，穿的用的还是出国时带去的衣服和东西，生活十分俭朴，经常吃的是炒白菜和面包，而把自己一点一点节省下来的钱，帮助还没找到工作的张若茗等先去交学费读书。同时，她还把自己加班加点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寄回国内，资助其他同学到法国来留学。她这种克己为人的高尚品德，不仅使许多留法学友深为感动，也使在一起工作的法国工人大为敬佩和赞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日趋萧条。自1920年秋冬起，法国物价飞涨，法郎贬值，许多工厂停产，大批工人被解雇。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十之七、八也无工可做，无钱求学，坐吃山空，流离失所。以致受到饥饿、疾病、失学和死亡的严重威胁。困难的处境，迫使他们向中外反动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领导下，发动和组织了三次大的斗争：即“二八”运动、反对中法庚子借款和收回里昂中国大学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郭隆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
里昂中国大学，本是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节衣缩食积累资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经过法国当局同意，利用里昂炮台旧址改建的。但建成后，法国当局却勾结北洋军阀政府，以国内要派来官费生为理由而拒收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国留学生无工可做，无学可上，只好集在巴黎华侨协社的地窖里、布棚里，艰苦度日。1921年9、10月间，中国留学生气愤难忍，遂在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率领下，集结104人强行占领了里昂中国大学。
可是，这场斗争开始不久便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并将肇事的留学生武装押送回国。国内的北京华法教育会更趁火打劫，宣布与仍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脱离一切经济联系，使远离故国的留学生陷入了困苦无告的境地。当时，部分留学生看到斗争失败，生路绝望，有的自杀，有的采取冒险行动，枪打驻法公使陈箓等。
郭隆真目睹这残酷的现实，悲愤交加，遂咬破中指，写下“人道血书”，向国内各界控诉，呼吁支援。1921年12月22日，《时事新报》上刊载了郭隆真从法国寄回的《人道血书》。编者极为同情， 发表时写了按语，其中说道：“生活陷于绝境，同病不止一人，若不力谋救济，将杀许多青年。”郭隆真的《人道血书》，字字沉痛，使人不忍卒读，当时引起社会上各界爱国人士极大同情和声援。郭隆真寄回《人道血书》时，附有简信，现将此信抄录如下：
“吾国各界仁人君子，请速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隆真饿！隆真冻！隆真的冻饿，只是全人类间一分子之冻饿，何足轻重。不过隆真推想世人不愿见不人道之悲惨，发现在二十世纪新世界人道的真理！请速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以救隆真饥寒交迫，身葬异乡之惨！
附上《人道血书》。
留法女生郭隆真断指表诚”
郭隆真亲身受到中外反动派的迫害和摧残，在极端悲愤中，又含泪在法国省立女子高等学校写出一篇《泪书》寄回国内。在《泪书》中，她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黑暗和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迫害留学生的铁的事实，进一步揭露了留法学生的悲惨情景以及造成此种悲剧的各种原因。当时，《泪书》的发表，同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同情。
郭隆真写的这两封血泪交织的书信和留法学生的坚决斗争，象箭一样射向中外反动势力的胸膛。法国当局，由于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广泛谴责，以及中国留学生坚持不懈的斗争，只好收敛阴谋，对留法学生不敢再行迫害。
入党与赴苏
1922年6月，以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西郊布隆涅森林中诞生。它象灿烂的阳光，给留学海外的青年带来春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斗争的考验，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的郭隆真，1923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郭隆真这个从封建枷锁下挣脱出来的女青年，便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中。留法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她同旅法学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为了适应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建党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大批优秀党员和爱国青年到苏联去学习。1923年2月初，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选派郭隆真等十五位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莫斯科，十月革命的发源地，伟大列宁的故乡，在那些年代是世界上追求真理的人们多么向往的地方啊 郭隆真接到组织决定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多少次面对敌人的刺刀和审讯，她面不改色心不跳，现在却热泪盈眶。是党给她带来了新生，是党给她指出了为解放中国和解放全 人类奋斗的方向。
2月17日至19日，郭隆真等十五位同志在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赵世炎等主持下，在巴黎集会三天，进行了思想和物质准备，然后乘火车经柏林，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她不仅系统地学习了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理论一马克思主义，还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从中国到法国，又从法国到苏联，经历了三个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郭隆真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对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成熟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有了理论认识，也有了亲身体会。她从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了中国的明天。在紧张的学习中，她不知疲倦，常常愉快地哼着歌曲，对无产阶级革命将在祖国获得胜利充满了信心。
重返斗争激流
1925年5月，莫斯科正沉浸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欢乐中，在中国上海却发生了日本纱厂抢杀罢工工人顾正红等十人的流血惨案。事件发生后，愤怒的上海工人、学生和爱国群众纷纷起来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5月30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路过英租界时，英国巡捕又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帝国主义的这种变本加厉的血腥镇压，使上海数百万人民更加同仇敌忾。党中央立即决定把这一运动扩展到全国去，号召全国各地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当汹涌澎湃的斗争浪潮逐渐向全国蔓延的时刻，郭隆真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调她回国内参加斗争。因为她熟悉北方的情况，分配她到北京工作。那时，由于孙中山先生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正处在第一次合作的阶段。李大钊同志主持中共北方地区委员会的工作和北方国民党的领导工作。当时，李大钊同志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北方区委专门设立了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由陈毅同志负责。在党的领导下，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北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游行、示威、集会或请愿，妇女运动也异常活跃。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郭隆真同志受党部的派遣加入了国民党，公开身份是协助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的工作，任妇女委员会委员。她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对城内、外的各大学进行宣传和联络，领导和组织女同学、女教职员工投入到五卅运动中去，同时担任西郊香山慈幼院（这里设有中、小学校）党的地下领导工作，任务非常艰巨。无论是酷暑盛夏，还是数九寒冬，她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忙得一天要跑几个地方、几十里路程，有时顾不上吃饭，就买个烧饼边走边啃。但她从不叫苦叫累，总是满腔热情园满地完成每项任务。
革命在发展，反革命的活动也在加剧。在皖系军阀段祺瑞统治下的北京，恐怖事件不断发生。反动当局派出大批密探，暗中侦察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郭隆真利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妇女委员的合法身份，在妇女界到处宣传党的主张。有一次，她正和一些妇女积极分子在一所学校里商量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时，军警包围了学校。她沉着应变，立即组织大家扮成听课的样子。密探闯进来，只见一个女教师正在台上讲科学知识，从而骗过了敌人。事后，大家对她的处变不惊和应变才智，深表敬佩。郭隆真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妇女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反帝、反封、反军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掩护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向国民军进攻，抗议八国使团的最后通牒，要求严惩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北京各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游行请愿队伍。郭隆真等同志率领的英姿勃发的、群众赞为“娘子军”的女生队伍，和雄壮的工人队伍并肩前进。李大钊等党的著名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游行。共产党员组成敢死队走在队伍的最前边。郭隆真臂缠敢死队队徽，夹着传单，跑前跑后指挥和组织妇女游行队伍，边呼喊抗议口号，边向沿途的群众散发传单。他们还不时地向担任警戒的军警口袋里掖传单。丧心病狂的段祺瑞政府，命令部队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不久，皖、奉军阀勾结，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城，国共两党的工作同时被迫转入地下，迁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工作。在那刑网密布、革命者随时都有人头落地的情况下，郭隆真同志毫不退缩。她以坚定不移的意志，大胆而坦然的精神，继续进出于北京各大学之间，克服重重困难，躲过敌人的搜捕，传达党的指示，完成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她那谦和真诚的态度，耐心精辟的论述，使许多同志身处逆境而勇气倍增。她是国共两党的跨党党员，肩负着双重的政治任务，工作非常繁重。她以超人的毅力，白天走访受难的家属，晚上和同志们一起分析斗争形势，常常废寝忘食。她一天天瘦了，眼睛红肿，却舍不得休息。她要努力把失去的同志们的工作担当起来，使党的工作少受损失。
当时，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的《妇女钟》、《妇女之友》等刊物，在北京无法印刷，郭隆真便把每月编好的稿子送到天津。印完后，她又用大网篮装起来，伪装好，当作行李，运回北京。那是冒险的行动，稍有疏忽，便会被特务发觉。每次她都乔装打扮，沉着应付。为了避免前门车站的检查，她便在东便门小站下车，然后雇人力车转道入城。她坐在上面，有时扮成阔太太，有时扮成搬家的主妇。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从敌人的眼皮底下通过，及时把刊物送到北京各界妇女的手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至今还珍藏的上述刊物，就是郭隆真烈士当年在北京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见证。
由于郭隆真同志多次受到过分的精神刺激，加上紧张繁忙的革命工作，她的身体一度很不好。当时许多领导同志关心她的健康，劝她休息一个时期，或者安个家。但是，决心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革命事业的郭隆真同志，看到革命还没有成功，斗争仍在激烈进行，哪里有时间想到自己呢？她婉言感谢大家的关怀，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在她的带动、教育和帮助下，妇女进步力量在北京迅速发展，过去遭到敌人破坏的进步组织又恢复活动。在这段时间内，她先后在大学里发展了张秀岩、张晓梅、陈璧如、韩幽桐等五、六名党员。她在香山慈幼院除发展党员外，还发展了九名团员，并和张秀岩等同志一起，建立了香山慈幼院地下党支部，郭隆真同志是党支部主要负责人之一。
为了掩护革命工作的进行，1926年，党派郭隆真在北京西城报子街四十九号创办了一所“缦云女子学校”。这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招收近五十名学生，郭隆真同志住在学校里，公开身份是学校的行政领导，也教一些课，实际是利用学校作基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她在里面召开各种秘密会议，发展党员、团员，联络进步妇女。所以，当时的缦云女校不仅是我党的地下活动据点，也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妇女干部。不久，郭隆真同志又担任了中共顺直（河北）省委委员。虽然落在她身上的担子更艰巨了，但她象一位钢打铁铸的战士，夜以继日地工作，冲破敌人的监视和封锁，东奔西走，到处撒播革命的火种，一次又一次掀起斗争的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