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蕴山烈士遗像(1905—1943.5.26)
第一章:雄浑大名
河北省大名县位于河北省的东南端,冀鲁豫三省交界处。东与山东省莘县、冠县接壤,南与河南省的南乐县相连,西部、北部与本省的魏县、广平、馆陶毗邻。面积105298平方公里。境内一望平原沃野,漳河、卫河、马颊河像凌空而降的飘带,从县境南北穿过,将全县分割成卫(河)东、卫(河)西、漳(河)北三个大块。大名人民日常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有花生、小麦、玉米、大豆等。大名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历史上重要的战略要冲和物资基地,大名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明。
自先秦实行郡县制以来,大名县先后数次与魏县、元城县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现在的大名县境,是历史上大名、元城两县的疆域。
大名历史悠久,名闻遐迩。旧志载:“阳平(历史上曾为阳平郡),古名胜地,介齐、鲁、晋、赵间,控扼中原,襟喉南北”,“地大物众,密迩辇毂,声教先被”。
春秋时期,大名初属卫国,后属晋国,晋公子重耳曾在五鹿居住过(古地名,在今城东45里)。
到了战国时候,大名又被划入魏国的版图。有一年,魏国的君主魏武侯把他一个叫“元”的儿子的食邑封到大名。这块封地就用“元”的名字命名,就叫“元城”。到了公元前195年,即汉高祖12年,朝廷为了加强管理,在这里设
置了元城县。过了七百多年,北魏统治者又从元城县西部划出一部分,设置贵乡县。
“贵乡”这个名称又是从哪里来的?说起来也有一个缘故。据考证,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的娘家世代居住在元城县西部一个叫委粟里的地方。自从王政君做了皇后,她的娘家如日中天,出了九侯、五大司马,其中就有孝元皇后的侄子、篡汉建立新朝的王莽。“侯”是西汉时期皇帝封赏外姓的最高爵位,“大司马”是统管全国军政的最高长官。拥有九侯、五大司马,可谓是显贵之至。因此,人们便把委粟里称作贵乡。
三国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在此置阳平郡。
北周时为魏州。
大名府城始建于唐僖宗中和(881年—884年)年间,时任魏博节度使的田悦,宣布脱离朝廷,自称魏王。为取吉兆,他把魏州改作大名府,大名府名由此开始。
而“大名”一词最早出现应该是在公元前661年,也就是春秋时晋献公16年的时候,是由当时的一个掌卜大夫卜偃从“魏”字测解而来。据《史记》记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率毕万等将领出兵灭掉了晋国西南方的三个小国。晋献公把其中一个叫“魏”的小国封给了毕万。毕万请掌卜大夫卜偃测卦,测得的卦辞上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此是始赏,天开之矣……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 田悦把“大名”这个词冠在他的府名上,取的就是卜偃占卜之意。
大名县志记载:大名“环漳水而襟卫河,面太行而抵沙麓”,有“枢毂中原,襟带齐鲁”之势,世称“控扼河朔”之域,被誉为“畿辅八府之首”,甚至有“昔谓帝不得,不帝;王不得,不王;猾贼据之,令天下不安”的说法,足见其地理位置具有“固形势以控扼天下之枢”的重要性,是兵家必争之地。
大名府历史上曾三次作为国都:
第一次是五代后唐,第一个皇帝李存勖于公元923年登帝位,国号大唐,年号同光,建都大名,都名东京。
第二次是宋仁宗,将大名府建为陪都,史称“北京大名府”。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梁中书坐镇的就是北京大名府。“一部水浒传天下,世人皆知大名府”,北京大名府的卢俊义、燕青人人皆知,说的就是大名这个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北京大名府故城位于今大名县城东6公里大街乡一带,大街村就是大名府故城的中心,故城遗址内的南门口、东门口、北门口、铁窗口四个村庄是当时府城的四个大门,城址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
第三次原北宋河北西路提刑使刘豫杀宋将关胜,叛宋降金,被金封为藩国大齐皇帝,建都大名府,都名北京。
为抵御契丹之南侵,宋太宗曾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驻跸大名,宋真宗也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御次于此,“铠甲于军中”,契丹主隆绪“知帝亲征,纵掠而去”。
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寇准主持天雄军,称大名为京都开封的“北门锁钥”。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辽聚兵幽蓟,声言攻宋,宋仁宇纳吕夷简之议,升大名府为北京,以示抗辽决心。
元代为大名路,
明、清两朝均为大名府,
大名自三国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至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的1700年间,先后是郡、州、府路、道治所在地。
民国3年(1914年)建大名道,辖冀南47县。1928年改道为大名专区,辖13个县。1945年大名解放,一度将县城及郊区建市,不久废市并入县。
大名历史上有许多名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和广沃的土地上,留下了许多辉煌的诗篇和感人的传说。
如:唐朝狄仁杰,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被动防御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安居乐业。契丹部闻之,知道狄公守御,不可冒犯,遂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颂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
北宋真宗年间寇准被罢相,景德三年(1006年)由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来大名改任知天雄军,镇守大名府。这年,辽国使节经过大名府,因久慕寇准大名便来拜见。辽使知道北宋朝廷忠奸不辨,有意挑动地问寇准:“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书?”,寇准机智巧妙,凛然回答说:“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耳。”此后还特意撰写一联,悬挂于军衙中,其联曰:“东郡股肱今右辅,北门锁钥古天雄。”辽国闻知此事,忌惮寇准威名,不敢轻举妄动,宋辽之间维持了较长久的和平关系。
北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苏辙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原宰相韩琦被朝廷安排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宋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在大名,韩琦采取果断措施,开仓分粮,帮助灾民恢复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使灾民逐步度过难关。在大名,韩琦还关注着北宋的边防安全,在与辽的关系上,韩琦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韩琦在大名之任长达五年,发展了大名的经济,保证了边境的安全。
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原丞相文彦博以河东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所谓“判大名”,是宋代的一种官阶制度。实际职务是知大名府事。因为文彦博做过丞相,所以称为“判”,不称“知”。称“判”的官品较没有他那样经历的知府事,高一品或二品。
柳开,河北省大名县人,北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他做了广西全州的知州,他拿皇帝宋太宗奖给他的钱,在县城背后的北山上,修了几间房子,公务之余,便为当地读书人讲学,力排浮靡文风。因为对全州开化有功,后人为了纪念他,便把北山改称柳山,1000年以后仍是这样称呼。
束皙,西汉智者疏广之后代。王莽末年,疏广的曾孙疏孟达为了躲避祸乱,从东海郡举家迁居到元城县安贤镇。疏孟达把自己的姓氏删去一半,改姓“束”,他的“束”姓子孙便在大名繁衍生息。束皙,曾在西晋朝中为官,任佐著作郎、尚书郎等职,是西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后来,束皙也如他的先人疏广那样,不愿在朝为官,请辞还乡,回到老家大名安贤镇,开馆授徒,享誉乡里。束皙死后,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把家乡安贤镇改名束馆镇,还在束馆镇西关为他修建祠堂,史称束公祠。如今束公祠堂碑仍完好保存在大名碑刻纪念馆中。
刘安世(1048-1125) 北宋仁宗时人。字器之,号读易老人,学者称元城先生,魏(今河北大名西北)人。登进士第,不就选,从学于司马光,司马光教以诚心不欺妄。调洺州司法参军。在仁、哲、徽、钦四朝屡官屡贬,为曾布、蔡京所忌,不使入朝。蔡京既相,七谪至峡州编管。后稍复承议郎,宣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安世正色立朝,弹劾无所顾忌,时号‘殿上虎’。刚正之气形于笔墨间,令人读之感慨,宋人王铚评论其奏疏云:“诹访审订,咸有根据,严而恕,简而不苛,气平守固,辞直事核,皇皇乎仁义之说也”,“乃言官之模楷,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费衮也称赞其《过阙谢表》用事精当,下字工巧,而气节凛凛如严霜烈日不可犯。
自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郭隆真、冯品毅(1)、平杰三(2)、王从吾(3)、赵纪彬(4)、谢台臣(5)、晁哲甫(6)、解蕴山、李大磊(7),裴香斋(8)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在大名的这块热土上,为着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为着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进行过波澜壮阔的斗争,为大名人民的翻身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燕赵大地,慷慨悲歌,热血男儿,无怨无悔,抛家舍业,绝不回头。解蕴山烈士就是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导人中的一位佼佼者。
唐代大诗人李白游历大名时曾赋诗《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以赞扬大名的风貌:
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
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
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
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
洛阳苏季子,剑戟森词锋。
六印虽未佩,轩车若飞龙。
黄金数百镒,白璧有几双。
散尽空掉臂,高歌赋还邛。
落魄乃如此,何人不相从。
另一位唐代大诗人高适则在游大名时写了《三君咏》歌颂了大名(魏郡)史上三位著名的人物:魏征,郭震,狄仁杰:
代公实英迈,津涯浩难识。
拥兵抗矫征,仗节归有德。
纵横负才智,顾盼安社稷。
流落勿重陈,怀哉为凄恻。
第二章:求学七师
1905年在大名县沙圪塔乡谢儿寨村一书香世家里出生了一名男婴,父亲解丕玉给其起名:瑨,字蕴山。解蕴山有一位哥哥:解瑛,一位弟弟:解瑢,家里上下还有四位姐妹。
解蕴山的祖父解达是一位秀才,父亲解丕玉是当地一位有名的饱学之士,熟读诗书,但在科场上屡试不第,于是在本村东头的泰山庙里开设私塾,教导本家子弟和村里的儿童。主要教学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朱子家训》《幼学琼林》《论语》《孟子》《诗经》等儒家学篇。
解家当时有60余亩田地,在谢儿寨中街中间有一个坐西朝东的四合院落,共有十一间房,北房三间,南房三间,西屋五间。由于坐西朝东,西屋是家中主要的起居之地,客厅、卧室都在这里。与西屋对面的是东墙,在东墙的北边是大门,沿着大门向南,是牲口棚,一溜摆着五个喂牲口的石槽,喂养着近十头骡、马、牛之类的大牲口。解家在谢儿寨当地是比较殷实的家庭,而且诗书传家,解家父辈自然希望子弟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能够出将入相,光耀门楣。
当时已是晚清末年,现代教育已渗透到社会底层,所以当解蕴山长到读书年龄时,家中子弟在私塾中开蒙读到一定程度后,还是要到现代小学里学习国文,算数,音乐,图画等现代教育课程。
解家在当地是知名士绅,家境优裕,祖祖辈辈乐善好施,诗书传家。解蕴山幼年在父亲解丕玉开办的私塾和大名城内第一高级小学读书。开蒙期间解藴山在同龄人中,已是聪颖过人,博闻强记,在乡间有“神童”之称。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解蕴山从小养成了开朗的性格,知书达理,礼貌待人。从解蕴山存留的唯一一张照片上看,这是一位面目清秀,性格沉稳,颇具儒雅之气的青年,与之相对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解蕴山开始接受教育的时代正是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苏联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各种思潮和事件纷纷涌入中国,在少年解蕴山面前展开了一片光幻陆离的世界。但是近代中国那屡受列强欺辱的事实,辛亥革命后,中国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在中原大地上发生的一次次军阀混战,深深的刺痛了解蕴山那少年之心,他需要得到启示,如何才能使苦难的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不再受战乱的影响,不再受列强的欺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解蕴山不再满足于在私塾和小学里学到的那些知识,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想的冲击,使解蕴山对外面的世界有了了解的渴求。
他开始通过阅读来接受进步思想和理论,他先后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了一定的了解。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解蕴山开始对自己今后应该怎么做,思想上有了一定的轮廓,他觉得作为一个倍受欺辱的中国人,一定要在今后凭借自己的力量站直了腰,不能再向那些欺辱老百姓的列强和军阀低头。
自晚清以来,直隶(河北)、山东在崇尚教育,开办学校上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由于直隶(河北)处于华北大平原,交通便利,信息畅通,特别是京汉、津浦铁路的建设,在冀南大地两侧打开了两条物质和精神快速流传的通道,更是加快了现代科学和社会新知识的传播。1905年清朝政府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到1907年,直隶(河北)省已经拥有了8700所各式新学堂,在校学生大约有16万人。
这些新学堂的建立带出来一批新型时尚的知识分子,办新学已是当时有财力,有眼光的一种时尚。大量新式学堂的建立,新型知识分子进入教育领域,将教育从过去为封建王朝培养官吏,转向了面对大众普及教育的方向。如果说十九世纪末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将西方的现代思想和科学技术带进了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就开始将这些新东西向中国全境传播,培养和造就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在波澜壮阔的改变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个活跃角色。从毛泽东、蒋介石到黄埔军校的学生,到大名七师的学生如解蕴山、李大磊、平杰三、王从吾、赵纪彬等等纵横中国历史五十年的重要人物莫不受益于此。
大名七师始建于1923年,1937年因日寇入侵而停办。现在是邯郸学院大名分院。
1923年,当时任直隶省参议员的谢台臣先生为了发展直南地区的教育事业,多次在省议会力争,并争取到进步人士和直南广大民众的支持,最后直隶省教育厅决定在大名创设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1923年7月,被后人誉为“革命教育家”的谢台臣先生来到大名县,筚路蓝缕,竭尽心力创办了“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大名七师)。当时区区一个大名县城,拥有三所省立学校:七师、五女师、十一中,此外还有几所教会学校,实际上形成了方圆数百里的教育中心。临近各县的农村青年,纷纷就近来此求学,不必再跑到天津、保定等遥远的大城市,为冀南地区的贫寒青年求学创造了很便利的条件。
1923年,解蕴山十八岁。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名直隶省立第七师范。1923年7月大名七师开创之时,首届学员共招考了二个班。一个是学制两年的高级师范班,称为第一班。一个是学制六年的初级师范班,称为第二班。解蕴山考试成绩优异,被招入第二班。当时解藴山的同班同学还有刘介风,赵纪彬,平杰三,成润,李大山,裴志耕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坚定的共产党人。从此解蕴山在这所被后人称为“直南革命策源地”的学校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六年。
国民党在二十年代末完成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后,中国教育在三十年代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发展。国民政府在统一中国后,认为国家应尽快地转入经济建设阶段,而经济建设阶段最需要的就是人才,而获得人才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兴办教育,开办学校。
由于乡村师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迅速蓬勃兴起,并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已有和新建的地方师范学校将国家政权的触角延伸到乡村。
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战前十年的成就之一就是教育的扩展。从1927年到1937年,高等和中等教育的学校数量均有成倍增长,学生数量亦翻了一番。其中,师范学校数量增加最快,几乎是1927年前的三倍。教育扩展是国民政府国家建设政策的一部分,而重点发展师范学校的方针则包含了国民政府控制地方社会,向乡村社区渗透的用心。
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寻求渗透乡村地方社区的管道,于是扩展乡村的中等教育就成为控制乡村社会的一种途径。这一方针的重点就是发展乡村师范学校,让师范学校承担起教化青年、改良地方的任务,并强化了学校及教师对地方的责任。
1930年4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受邀的与会者包括省市县各级教育官员,大专院校校长,教育专家等等。
应与会的地方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的要求,会议通过了为各级教育机构培养师资,在每县建立一所乡村师范学校的提案。会议达成两个决议,对师范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一,要在五年内建成1,500所县级乡村师范学校,并恢复因1922年学制改革后并入中学的师范。第二,恢复早前废止的师范生免学费制度。同时,议案还提出要在省一级建立更多的师范学院,为乡村师范学校培养教师。
此次会议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承认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同时还认可了以前带有实验性质、私立的(实际上是社会团体创办的)乡村师范学校,并将其纳入正规教育体系。1931年,教育部通令各地:“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增设职业学校,在普通中学中添设职业科目,县立初中应附设或改设乡村师范及职业科”。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师范学校法》,进一步将师范学校的独立性合法化,强调了师范与普通中学的不同。此项法令还规定在省、市、县各级普遍建立师范学校。根据此项法令,师范学校由各级政府办理,并支付办学费用。这就是为什么大名七师1931年后两次变换校长的基础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鼓励发展地方师范学校的政策,使得相当数量的优秀农村青年得以接受中等教育,而师范学校的免学费政策则让大批家境贫寒的学生有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
到了1933年,河北省有二十一所省立普通中学,其中七所初中,县立中学有九所,全部为初中。同时,全省有十四所省立师范(包括高中和初中)和一百一十六所县立乡村师范(初中程度)。这使得河北几乎每县都有一所师范,而有的县则有男女师范各一所。在同一时期,师范学校在山东地区中等教育中亦占将近一半。
大量乡村青年进入中等学校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特别是河北、山东两省)政治生态的版图,给中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师范学校在乡村地区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转型以及共产党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地方师范学校在1927年后,收留了一批逃亡的共产党员和左翼知识分子,这些人以师范学校为训练场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将一大批不满现状的乡村青年培养成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河北、山东两省发生的一连串暴动和学潮中,这批由师范生形成的中共基层干部群,经过数年的教育和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崛起,动员下层民众,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些接受了中等教育的乡村青年成为共产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从城市到农村转移成功,以及中国共产党最后夺取全国性政权的重要力量。
第三章:投身革命
解藴山刚进入大名七师时,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1922年,直系将领孙岳(9)任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驻节大名府。与其他欺压人民的军阀不同,孙岳在大名两年,为大名做了不少好事,他维持地方治安,剿匪禁毒,惩治豪强,开办水利,大名人民对孙岳是很有好感的。
孙岳驻节大名时,发生了吴仁川强奸大名七师女学生的事件。当时大名有个银行经理叫吴仁川,这个人上有靠山,下有势力,在大名一带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依仗银行的势力,高利盘剥,祸害百姓。他还经常玩弄女人,在当地民愤极大。被害的这位女学生当时正在大名七师读书,被吴看中,顿生歹意,以金钱利诱未果,就想法将女学生强奸了。事件发生后,女学生的家人将吴仁川告到孙岳门下,孙岳一向嫉恶如仇,得知此事,立即派兵将吴仁川缉拿入监。这时吴仁川的上下左右关系都在帮忙,想营救吴仁川出狱,让孙岳放人。孙岳一律置之不理,派兵拒之门外。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孙岳派人连夜审讯,查实情节之后,立即将吴仁川处决,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害。
孙岳在大名还开办水利,大名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当地农民素有引漳、卫河水灌溉农田的愿望,可苦于无力经营,一直未能如愿。为争水,历史上还经常发生乡间械斗。在解蕴山的家乡沙圪塔乡沙圪塔村北,还立有清代乾隆二十七年间的沙圪塔诫碑。碑文记载了山东直隶两省官府解决民众水利争端事宜。
孙岳驻节大名时,于1923年成立大名水利会,在大名开渠引水,一年有余,总干渠建成,共途径二十四个村庄,全长六十余里,还开挖了大量的支渠,建有各类水闸四座。当地老百姓对孙岳此举是感恩戴德:“从那时起,大名西区就实现了自流灌溉,庄稼年年丰收,引水渠的建成,彻底解除了大名西区的干旱历史,孙将军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解蕴山刚刚考入大名七师期间,在他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使他从中得到一种启示:要想做成一件事情,还是要掌握政权,要有武装的支持。这对他后来从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建立,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从在大名七师学习期间开始,解蕴山就有意识的走上了一条努力争取自主掌握政权和武装,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事情的道路,这种意识使他有了主动寻找和靠近共产党的初步行动。
大名七师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于1926年:1926年夏天,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冯品毅(河北省大名县人)因开封政治形势恶化,在暑假期间回到家乡大名。冯品毅英语很好,是北京高师英文系的高材生,曾任过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于是冯品毅受到求贤若渴的七师校长谢台臣的聘任,到大名七师任英语教员。冯品毅任教期间,谢台臣与冯品毅交往甚深,受到冯品毅革命思想宣传的影响,倾向接受共产主义。
在大名七师任教的三个月中间,冯品毅在谢台臣的支持下,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理论,组织“读书会”,介绍革命书籍,如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李达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辩证唯物主义》等等。使解蕴山和其他学生经过阅读和讨论逐步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冯品毅在大名七师播下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颗火种。
冯品毅在七师任教虽然只有三个月,但是他为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冯品毅在1926年10月调离大名七师之前,发展了学生刘大风(10)、赵纪彬、李大山(11)、吴益普、成润5人入党,成立党、团两个特支。
在冯品毅离开大名七师之后,大名七师的中共党员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校长谢台臣意识到赵纪彬等人可能是共产党员,非但没有责难,反而给予了热情支持,并资助路费让赵纪彬到北京去和中共北方局联系。赵纪彬到北京经过同学李素若(13)的介绍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北方局批准他和李大山仍然回大名七师做学生工作,成立中共大名特别支部,并指派李素若到大名七师任特支书记,分工李大山搞组织工作,赵纪彬分管宣传,成润负责青年工作。
当时北方局给大名特支的主要任务是:以农民组织红枪会运动为中心,发动群众,响应北伐。大名特支建立以后,首先做的工作就是积极在大名七师的教职员和学生中发展党员。1927年4月,中共大名特支发展大名七师校长谢台臣,教导主任晁哲甫,训育主任王振华(14);教员林志仁,高韶亭;学生解蕴山,裴志耕(15),李同朝,成荣亭,曾则西,裴味农等入党。特支还在学校建立了学生会。
解蕴山入党时的介绍人是李素若和赵纪彬,具体入党时间是1927年1月学校即将放寒假之前,比谢台臣,晁哲甫和王振华几位学校领导还要早三个月。
在中共大名特支和谢台臣校长的支持下,师生们在图书馆里,可以阅读李大钊、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可以学习《资本论》,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实际上大名七师变成了一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下党校,并直接领导学校周边二十多个县的共产党组织。当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宋任穷在1945年视察大名七师旧址时,看到冀南雄厚的中共党组织,并知道这些党组织的领导人很多都是大名七师的学生时,对大名七师的革命事迹倍加赞赏,称赞大名七师为“直南革命的策源地”。
大名七师既是当时冀、鲁、豫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中心,也是一所培育中共干部的教学园地,从1923年开办到1937年因日寇占领大名而停办的十五年中,共招收了十六个班次,近八百名学生,其中二百四十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占学生总数的30%,其中大革命以前入党的就有四十一人。
解蕴山从偏僻的大名农村进入了大名城——这个冀南的军事、文化、政治、经济中心,特别是考入了大名七师以后,他的思想和视野显然比过去开阔了许多,犹如进入了一片新天地。由于他天资聪颖,才华出众,加以勤奋好学,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政治上,思想上,由启蒙阶段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大名七师学习的六年中,解蕴山努力学习进步思想,把所看过的进步书刊内容、摘要印制成传单,散发给同学和老师。他还发起组织了学习进步理论的同学会,共同学习,共同研究,共同探讨。他不仅勤奋好学,追求真理,而且积极投入到革命活动中。
解蕴山积极拥护和努力实践谢台臣校长“以作为学,以学为教”的主张。谢台臣校长曾经说过:“我们要与生产的人打成一片,随处教,随处学;在耕种时讲农学,在作坊中讲工学,在用秤或搬石头时讲力学,在人事纠纷中讲社会学,一面教人,一面跟人学习。”这些话,既是谢台臣先生教育思想的表达,也是他“以作为学”教育活动的真实写照。
解蕴山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农事试验场、园艺区和饲养场学习农事知识,那里草木葱茏,瓜果飘香,猪鸡之外还养蚕养蜂,书本知识与实用技术紧紧地“嫁接”到一起;在学校师生共同集资建立的肥皂厂和照相馆里学习制造肥皂和照相术,自己亲手操练,师生自制的“荷花”牌香皂在当地颇有声誉;在学校自建的榨油厂和针织厂,接触和学习现代工业机器和现代工业工艺,不但使自己饱受锻炼,而且向外推广实践,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在学校设立的贩卖部和小银行学习和亲身感受怎样经商和理财,在学习过程中也方便了师生生活。
在大名七师,校长谢台臣鼓励和要求学生们自己管理图书馆,自己管理伙食等一些学校事务,以锻炼学生们的社会生存能力。在这些学校事务的管理实践中学会了很多实用的领导艺术和实际管理知识,为学生们走向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桥梁。在管理伙食的实践中,学生们精打细算,把每个学期四元七角的伙食费用好用活,在学期完结账时,还能省下一到二元,这两元大洋对于贫困学生来说,可是很大的一笔钱,因为那时一个四口之家一月的生活费仅十元左右,把这笔钱带回家去对家庭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补贴。
解蕴山在大名七师的优良教学环境的教育和熏陶下,思想解放,眼界大开,进步很快。他处处,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在班内学生中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袖人物。大名七师的教学改革,常常以第二班为重点,做出成绩立即向全校推广。谢台臣校长制定的大名七师的教育方针曾经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误解和反对,他们认为师生打成一片,违背了师道尊严的祖训,以作为学,损害了学生的利益,荒废了学业。最初有一部分同学也很难接受,但是班上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和解蕴山一起实现着“以作为学”的教育方针,如刘介风、赵纪彬、平杰三、成润、李大山、裴志耕等,在他们的模范作用的影响下,引导同学们刻苦钻研,学生思路大为开阔,从而体会到学校培养学生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
为了向校内工友和附近村庄农民进行文化、政治教育,解蕴山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平校部”,参与组织了平民夜校,到夜校里讲课,提高学员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这一工作的进行很有成效,使夜校学员认识到,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起来闹革命,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办夜校一方面为群众扫盲,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一方面接触社会,研究现实。通过这些实践,解蕴山既增长了社会知识,又提高了实际应用技能,为他今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后来,当解藴山等一批大名七师的学生回乡开展农运活动,在农村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时,开办夜校往往成为农运活动最开始的步骤。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大名七师的学生首先走出校门,第二班的同学解蕴山,赵纪彬,平杰三,成润,裴志耕等人,极力在学生和市民中组织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他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大名城里的繁华十字街头,拉开横幅,找来长凳,在街头召开市民集会。他站在长凳上慷慨激昂的讲演到:“市民们,同胞们!上海和青岛的工人在受难,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开展斗争,不然我们在他们面前是直不起来腰的,我们将永远受到帝国主义的欺侮,永远给资本家当牛做马。上海工人顾正红之所以惨遭杀害,就是为了我们工人农民争取自由解放,为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富强。我们大家要联合起来,支援上海,青岛的工人兄弟,做他们的坚强后盾,不达目的,就不收兵!”
为了响应各地抵制日货的革命行动,解藴山还组织了纠察队。他带领纠察队到各商店检查日货,进行登记,并且向商家宣布:“不准再进日货,已经登记的日货也不得出售”。由于日货“日光牌”肥皂被抵制,市场上一时间肥皂缺货,这时大名七师师生们自制的“荷花牌”肥皂在大名市场上行销一时,成为当时的大名本地名牌,直到现在,大名当地的老人仍对“荷花牌”肥皂津津乐道。
这时的解蕴山十分关注国家的命运,他已经自觉的成为了一个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政客、反对土豪劣绅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解蕴山在父亲解丕玉的主持下,与一位温良娴淑的女子解王氏结为连理。次年,长女解学兰出生。结婚生子,天伦之乐,这一切好像都预示着生活会和和美美的延续下去。
但是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大地上,战乱不断,华北平原并不是桃源乐土。大名处于华北平原中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民国初年开始的军阀混战年代里,直皖,直奉军阀屡次在此发动战争,形成拉锯式的军阀战争局面,每个军队来后,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多。走时抓车拉夫,要枪派款抢东西,所有这些负担都被大地主分摊到中小户身上,加重了基层百姓的负担,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造成大名地方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全年,华北政局变化不定,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之后,停止北伐,北伐军就止步于在河南、河北交界的濮阳地区。北方地区军阀割据,相互混战。大名地区处于南北交接的边陲,谁也不给教育经费,致使大名七师的教学工作无以为继。
1927年5月直南地区人民不堪忍受直鲁军阀的残酷压榨,大名、广平、成安、肥乡、曲周、南乐等县发生了红枪会暴动,会门首领带领会众围攻驻扎在大名县城的直鲁联军,一时间大名城内外战火横飞。
由于局势的混乱,又没有经费来源,处于战场之中的大名七师决定无限期放假,等待局势确实稳定的时候再考虑开学。中共大名县委根据这个情况,要求党团员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后,要积极的进行革命思想宣传,传播马列主义,积聚革命的力量。
红枪会的暴动,使得乡间社会秩序大乱,土匪纷纷骚扰乡间,打家劫舍,鱼肉乡里。解蕴山家中也遭受飞来横祸,一帮土匪垂涎解家的殷实家业,对解家进行了残酷的抢劫。家中掌管家事的大哥解瑛被土匪暴打而亡,父亲解丕玉看见大儿子被打死,欲与土匪拼命,也被土匪打得精神失常。土匪还将祖母等家人绑架而去,勒索赎金,家产被土匪洗劫一空。
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解蕴山被迫辍学放假回家。他现在是家里唯一能够掌管家事,照顾家人的顶梁柱了。他一面料理家务,解救被绑架的祖母等家人。一面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按照县委的要求,积极在家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把带回来的进步书刊如《新青年》等刊物借给乡里的进步青年传阅,传播进步思想,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并且等待着学校重新开学的那一天,好回到学校重新完成未竟的学业。
解蕴山在此之前一直都没有执掌过家事,对家里的生产和生活事务都很不熟悉,特别是家庭遭此巨大变故之际。为了在家事料理上有个帮手,他特地请了本家叔叔老三爷来帮助料理家事,以便自己腾出精力继续进行学习和革命活动。老三爷从此走入解家的生活,在解家尽心辅佐了六十余年,一直为解蕴山掌家,管理家庭的一切内外事务。家庭的财务收支,田地的管理,老三爷都是尽心尽力,忠心耿耿的为解家服务了一辈子。如果没有老三爷在家里料理一切,解蕴山是不可能全心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
为了补贴家用,而且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社会实际,在家中之事料理得比较顺当之后,解蕴山将家事交予老三爷全权料理,自己来到清丰县第一高中当语文教员,通过教学活动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并按照县委的指示,在家乡谢儿寨发展了党员,并成立了秘密的农会。
他还帮助同学曾则西在儒家寨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在儒家寨也成立了秘密农会。这里的农会后来又演变为公开的民间组织——杠子会,专门为乡里办理红白喜事,为贫苦农民创造了很多挣钱的机会。他们也利用这个形式进一步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为在农民中传播革命思想创造了一个平台。杠子会在冀南存在了很多年,为1935年的冀南暴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冀南暴动就是在杠子会、布袋会等民间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发动的。
在大名七师停课放假的约二年时间内,大名七师的同学特别是党员、团员,都回到自己的家乡深入农村基层,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如赵纪彬、李大山、刘大风、平杰三、刘汉生、李大磊,裴志耕、成润等人,在儒家寨、李茂堤,金滩镇、张铁集村建立的农村党支部都是在这一时期。
这两年也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势力在北方地区相对较弱,为共产党在冀南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大名七师走出来的这些年轻共产党人,为共产党组织在冀南农村的建立和壮大,倾注了他们的热情和努力。他们的工作为共产党在冀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整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冀南地区的发展和壮大,是与他们的工作和努力分不开的。
这个时期建立的共产党组织在十年后的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八路军挺进冀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大名七师的这些年轻共产党人在十年后都是冀南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的骨干领导人。
第四章:隐蔽斗争
1929年初,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国民教育事业也逐渐恢复正常,在得到国民政府教育经费的保证之后,大名七师复课了。
大名七师开课不久,原中共大名县委书记刘大风调邢台中心县委工作,1929年3月在大名七师重新建立了大名县委,解蕴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大名县委书记,裴志耕任组织委员,成润任委员兼团书记。同年9月,曾则西接任中共大名县委书记,1930年初,曾则西调到北京受训,中共大名县委书记由裴志耕接任。在此期间,解蕴山一直是中共大名县委委员。
1929年夏,解蕴山学业期满毕业,留在大名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任会计之职,以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9年到1930年期间,大名七师的中共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力发展了党团组织,建立了反帝大同盟等外围组织,加入党团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的师生人数,占了全校师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为了便于党组织的对外活动,大名七师还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下设若干部,分别开展工作。
这一年中共大名县委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下乡宣传,发动群众,开办农民夜校,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在这些热烈而繁杂的工作中,解蕴山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办事果断,细致周密,从容沉着地领导着党员和群众,忘我的工作。
1929年辛亥革命“双十节”期间,中共顺直省委派巡视员张含辉(15)到大名指导工作。张含辉要求大名七师的全体党团员要搞一次上街大游行,大规模的散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扩大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影响。
解蕴山非常细致的安排了这个行动的每一个细节,他确定了参与散发传单的人员名单,要求事先将准备好的传单和标语分给每一个参与散发的党团员。乘全校同学傍晚排队进城开“双十节”庆祝会之机,带进国民党县政府召开的庆祝大会会场。大家按预定时间分别溜走,参与散发传单的人员要准时到达指定的街道和地段,全城同时行动,五分钟内要散发完毕,立即撤离现场。由于解蕴山的事先周密安排,这次行动得以非常圆满地完成,既鼓舞了人民,也震慑了敌人。
“双十节” 的行动虽然加大了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影响,但也将大名七师的党组织暴露在统治阶层的眼皮下,大名地区的国民党统治势力就一直伺机采取行动,对名声远扬的大名七师狠下毒手,扑灭这股共产主义的烈火。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盛行之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年轻领导人们急于挽回大革命失败的颓势,希望通过一些激烈城市斗争形式,来达到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目标。由此在全国城市里实施的一系列盲目行动,使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逐渐暴露,使得当时的国民党统治者能够有目标地打击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929年11月间,大名驻军晋绥军独立第八旅旅长孟宪吉(16)命令623团团长郎春生带一营军队包围了大名七师。国民党反动当局借口从邮检中查到一封通共信件,扬言要捕捉共党,一个也不能漏掉,妄图摧毁“直南共党老窝” 的大名七师,把这里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这次围剿的起因是,新招的大名七师第八班学生孙耀宗给十一中学一个同学写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国民党处处矛盾,无话不荒唐。……。”这封信件落到了国民党邮检处的手中,他们看到这句话如获至宝,立即将孙耀宗抓到旅司令部,反复恫吓,威逼审讯,当时只有十四岁的孙耀宗被吓得说:“是原政亭老师在上课时说的。”
于是当地驻军就派了一营士兵,包围学校达五昼夜之久。目的就是要抓捕原政亭老师,进而搜捕共产党。校园里遍布岗哨,荷枪实弹,逐屋搜查,翻箱倒柜,先后捕去师生员工十余人,谢台臣校长也遭到传讯。
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县委书记曾则西,县委委员解蕴山,组织部长裴志耕,团县委书记成润当天夜里就秘密举行了紧急会议,县委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党的文件和印刷器材转移出去,转移到校外可靠的地方。让原政亭老师藏在新建小食堂的顶棚上,指定一个同学给他送饭,联系。在解蕴山的周密布置下,一切需要转移的文件和物品都转移到学校附近油粉町村李平同志家中。
由于敌人围困学校五天五夜,对学校和同学们形成巨大的威胁,原政亭老师不愿长期连累全校师生,挺身而出, 被敌人捕去,和他一同被捕的还有师生员工十余人。原政亭老师被国民党大名县政府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孙耀宗被判有期徒刑半年。
当时七师谢台臣校长不畏艰险,沉着镇定,及时与党组织和解蕴山通报情况。使学校行政领导与党组织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坚定沉着地带领学生与敌人作斗争,在谢台臣校长和解蕴山等党员的共同努力下,迫使敌人将抓走的学生和职员都释放了,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一个党员都没有暴露,党组织也没有受到损失。解蕴山那布置周密,行动果断,方法巧妙的细致特点,又一次起了重大的作用。
面临这样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者仍然未能警醒,继续推行着他们那一套激进盲目的做法。1930年4、5月间,省委巡视员冯和斋(原邢台中心县委负责人),省委农民部长郝青玉先后来到大名,宣传“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国民党统治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等等。要求七师校长谢台臣拿出大洋来,购买枪支,在七师学生中动员发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把红旗插在七师校门口。
谢台臣表示反对他们这样蛮干,认为应该保持和掌握好七师这个公开合法的革命阵地。于是谢台臣被左倾主义领导人视为推动暴动计划的障碍,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1930年5、6月间的一次县委会议上,直南特委领导人批判了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三人,宣布将他们三人开除出党。对同意谢、晁、王三人观点的解蕴山等人给了不点名的批判。在共产党内部受批判,国民党又进行外部压迫的两难情况之下,1930年3月3日,谢台臣校长向河北省教育厅递交了辞呈,转到北京女子中学和北京师范任教中国史,晁哲甫,王振华两人也被迫辞职。
国民党的教育厅看见谢台臣校长辞职,正中下怀。他们早就听说谢台臣校长与共产党有联系,但没有证据,而且惧于谢台臣校长在大名七师和大名地区社会上的威望,一直不敢下手。现在看见谢校长自动辞职,就立刻派出督学张达夫到大名七师处理此事,名为挽留谢校长,实际上是取而代之。
继任校长的张达夫,是个不学无术而又思想反动的人。他在1930年7月20日到校后,带来了一批反共的顽固派接管了学校,立即辞退全体教职员,禁止阅读进步书刊,从各方面限制学生的活动,后来又借故开除学校全体工友,解蕴山也在被解职之列。曾经长期受到革命教育熏陶的七师学生和职工怎能忍受这样的无理压迫呢!他们都深切地怀念谢台臣,坚决地反对张达夫。
解蕴山和大名七师党组织,一起领导和发动七师学生掀起了“挽谢驱张”的学潮,反对反动督学张达夫,学生们挂出漫画:“混牛,你想掌七师的权吗?”来讽刺张达夫。虽经反动军警的严厉镇压,然而大家顽强不屈。经过两次大罢课,终于取得最后胜利。1931年3月,谢台臣校长和晁哲甫,王振华、高韶亭等一批被张达夫辞退的教职员工陆续回到大名七师复职。
但解蕴山却未能回校任职,他在甄永安(柳风)(17)任馆长的大名县民众教育馆找到了一个会计的职位,继续以合法的身份为掩护,为党努力的工作。解蕴山在樊河道村开办了农民夜校,介绍了许多大名七师的同学到大名、广平、馆陶等县的农村学校任教,积极地在农村传播马列主义,进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这些大名七师的同学在大名、广平、馆陶地区形成了一张紧密联系的同学网,为抗战初期大、馆、广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1932年,因身体有病,无力视事,回任校长的谢台臣再次辞去大名七师校长职务。1932年暑假期间,河北省教育厅委任国民党蓝衣社分子郭鸣鹤为大名七师校长,这个人即不学无术,而且反共程度比张达夫有过之而无不及,七师又一次受到更长时间、更严重的摧残,党团员和进步同学被开除学籍的达一百七十多人,只有很少几个共产党员隐蔽下来。但是党组织并没有被摧垮,领导全校师生掀起驱逐新任的法西斯校长郭鹤鸣的学潮。党组织编印了反郭宣言,与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采取离校罢课的方式,造成了开学时无人上课的局面。最后在1936年通过利用上层统战关系,河北省主席冯治安下令将郭鹤鸣驱走,任命前训育主任王振华接任校长。
王振华接任校长之后,立即邀请晁哲甫,林子仁,王显周,李秀夫等原大名七师的教职员工返回学校。聘请了解蕴山,李柳范,李蕴玉,司景周,李青阳等职员回校做接收工作。在新的一届大名七师教职员中,王振华任校长,晁哲甫任教务主任,林子仁任体育主任,王显周任总务主任,李青阳任图书馆长,解蕴山任会计。学校的领导人换了,学校的面貌很快就变了样。学生自治组织陆续恢复,为支援“一二九”运动,还成立了“河北省立大名师范学校抗敌后援会”,组织学生募捐,发宣言,发传单。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积极的活动,在在校内和校外农村开办农民夜校,宣传抗日和党的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代党员中,三十年代的激进青年学生可以归于第二代共产党人,他们与第一代共产党人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代共产党人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以及二十世纪初年的旧乡绅家庭,受过良好的中式传统教育,又有机会在大城市接触现代生活和西式新法教育,在整个二十世纪开始的十年中,他们不断从不同的渠道,汲取了陆续传入的各种西方思潮,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高潮。因此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知识更为直接和全面,他们接受的是马克思基本共产主义理论,其典型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理论,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是书写、呼吁、传播,是一种城市知识分子的运动,是“引导的一代”。
而第二代共产党人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开始十年中,家庭背景多为乡村中一般小农家庭,他们所受的教育颇为杂芜,既有私塾教育,也有新式教育,且教育过程时断时续。由于身处乡间和家庭经济情况的局限,他们的文化程度大多限于中等教育,甚至更少。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左翼文学作品和第一代共产党人翻译的社会主义入门书籍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看到的典型马列著作就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而且,他们了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列宁主义式的,是经过第一代共产党人选择、消化的理论。而且有了列宁主义在苏联成功的实例,让他们看到了努力的目标,奋斗的方向。
导致第二代共产党人激进的动力并非出于理论的极端化,而更多的是出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背景和亲身经历。在三十年代急迫的社会和经济形势下,他们已经不可能对西方理论作更多理论上的探讨,社会和时代都要求他们有所行动,抗日救亡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所以,第二代共产党人更多地是“行动的一代”。他们是要更多的通过自己的实践中去理解理论,修正理论。同样的,他们也最有可能以实践行动背离抽象理论,这样就促成了共产主义的中国化。
第一代共产党人和第二代共产党人的最大不同是:第一代共产党人完全出于自觉的学习和实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而第二代共产党人是在第一代共产党人建立的共产党组织中有组织的学习和实践列宁的社会主义实例。所以第一代共产党人是引导的一代,第二代共产党人是行动的一代。
大名七师培养的第二代共产党人大量的投入到“七七”事变前后波澜壮阔的冀南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在冀南广阔的大地上演绎着一幅幅悲壮的画篇。解蕴山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这一画篇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