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痴迷于《清明上河图》那发黄脆薄的绢布上，繁琐华丽的建筑。一种对立的脆弱和永恒，呈现出岁月的质感，手指的摩挲，像独自穿越一场人间幻梦。岁月重叠成为历史，历史带来的不仅仅是沧桑之感，还有不尽遐想，以及历史当中那些变与不变的人和事。

让时间滑向公元840年的深秋。此时的唐，已非盛唐气象。长安城虽依旧繁华，四周却早已是风声鹤唳。安史之乱伤了大唐的元气，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礼崩乐坏。藩镇的长官节度使们飞扬跋扈，公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穿越时间的河流，来到这座曾立于魏博镇土地上的碑石前，仰头观望，一种巨大的压迫感从上而下直面扑来。这座在当今被称为全国第一大的古石碑，在我心里却柔软地纠结着一个词语——前世今生。是的，前世今生的壮美与落魄，唐宋两段身世的扑朔与迷离，一千多年来无时无刻不在这通巨大的石碑身上呈现着，徘徊着，低语着……

当年河北三镇之首的魏博镇何等风光。节度使何进滔可操控的势力范围超出了所有前任，“复以相、卫、澶三州归之”。对于这位乱世枭雄，唐文帝在不断地安抚外常感力不从心，难以控制。终于，他答应为他立一通德政碑。而书写碑文的事项便落在了“心正则笔正”的柳公权身上。

柳公权写了什么？今天已只能在碑石两侧模糊地辨别这位著名书法家的字体。靠近它，听到一颗古老心脏发出的声响，喧杂，沸腾，细微，轻盈。仿若它脚下的这座被沉于地下的王城，有一场落败之后飘落的绵长细雨，下了一千年，没有休止。

亦无法知晓这一通高12.34米，重140吨的巨石取自哪里，如何搬运，又如何立起。太多的神秘萦绕着它，似那阳光下的魅影，徘徊在历史的空间，传奇是它的标签。

这一年，何进滔德政碑落成，而与这通碑石有关的两个人——唐文帝与何进滔相继去世。

物在，人依附其上的心血和精力便会得以存留。大唐王朝谢幕了，但倾注了柳公权心血的何进滔德政碑的生命，却似乎刚刚开始。

此时是宋政和七年即公元1117年。碑石还是那块碑石，立于时间的无涯中，命运即将改变。

终宋之世，抑武扬文，赵佶更是秉承这种遗风。大观，是宋徽宗赵佶使用的第三个年号。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做皇帝时，宋朝也行将没落。大观元年，他着手推行一项与文治配套的新政，下诏以八行取士，并在尚书省设议礼局“分轶五礼”。

五礼制度始于周。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袛，以嘉礼亲万民，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凶礼哀邦国之忧。赵佶用十足风流的瘦金体做五礼文章，他希望“刻之因以兼明天下后世”。

样板出来了，“传召各地官府刻石立碑颁于天下奉行，其不奉行者论罪”。于是，这一年，做大名府尹的梁子美积极行动起来……而宋徽宗对五礼新政的热情却似乎随着精力的逐渐转移冷却下来。

爱拍马的梁子美决心为皇帝的文章找一块雄伟的碑石安身。左顾右盼中，他把目光投向了昔日的“何进滔德政碑”，凝聚和倾注一代书法大家才华和心血的文字即将陨灭。他命人磨去了碑石上的柳字，改刻赵佶的御制大观五礼之记。

“好古者为之叹息”。也只能是叹息。

你能听到刀锉磨在碑石身上那令人心疼自弃的声音吗？那声音诉说着愤怒、不甘、挣扎、无声的抵抗。但很快，它就被献媚、讨好、堂皇的喧闹淹没了。

此后近千年光阴，它就以大观五礼之记碑示人了。

其实，它的本相，不也是歌功颂德吗？不过是换转了时空，不同的人而已。只是，人事的翻云覆雨，使本无辜的碑石熔铸了两种力量，两番神貌，一生都在矛盾着，纠结着。

故园中的荒草，使人凄凉，它承载的沧桑太多。此时的表情就像碑石上的裂纹，轻轻的悲喜在阳光下，不被人知晓。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碑石是不会说话的，它只是背负着两重身份，两代历史，向世人昭示曾经的起伏跌宕。（编辑：王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