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迹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今河北魏县沙圪塔村）人。他出身书香门第。曾祖崔辑麟、父亲崔元森都是明道经世的儒家学者。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父亲崔元森对儿子崔述寄予厚望，家教严格。他牙牙学语时，父亲就教他识字，每每见到门联匾额、药橱菜谱， 父亲都指指画画，认真教儿子认读，并形象地讲解字义。他刚懂事，父亲就随读随讲，教他学习《三字经》、《神童诗》等启蒙课本。在父亲的教导下，他从五岁起，就开始攻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父亲教导有方，每讲授完一遍课文，就让他诵读百遍，自觉了解文义。正是在父亲的严加管束和悉心教导下，他才孜孜求学，熟读经书，学业有成。

求学入仕，正是当时学子们的追求目标。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到大名府应童子试，名列第一，受到知府朱煐的赏识。朱煐把他召到府内晚香堂，延请名师执教，与他儿子士琬一块学习。他在晚香堂求学八年，学业大有长进，填词赋诗，著文应对，出口成章，下笔成文，风发泉涌，才华横溢，被称为“当世奇才”。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与弟弟崔迈应顺天府乡试，双双中举，一时传为科举佳话。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他奔赴陕西邠州迎娶大名才女成静兰。他们夫妻次年回归家乡。这时，恰逢家乡闹水灾，崔述一家流离失所，居无定处。大名知县秦学溥非常器重崔氏兄弟，特意在礼贤台畔购房置屋，供他们一家居住。他怀才不遇，此后五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他屡试不第，心灰意冷，再也无意仕进。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为了生计，他在武安设馆，走上了教书的道路。他先后在武安、魏县、邯郸、大名、彰德等地教学。

嘉庆元年（1796年），吏部从会试落第举人中选拔官吏，他在五十七岁时才得已充任福建罗源知县。他为官期间，尽心尽职，兴利除弊，利公济民，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但他嫉恶如仇，为政清廉，秉公执法，受到了当地达官显贵的忌恨和陷害。官场的险恶、虚伪、冷酷，使他的雄心抱负破灭了。他在福建罗源、上杭仅做了六年县官，就乞老还乡,专心著述。嘉庆二十年（1816年），他病逝家中，享年77岁。

著述立说

清朝中期，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强化思想文化控制，致使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术风气受到压制，而以考经证史为务的新风气——考据学蔚然兴起。因以汉代学风相标榜，考据学又称为“汉学”。这一考据复古风气在乾（乾隆）嘉（嘉庆）时期“灿然中天”，鼎盛一时，故又称“乾嘉学派”。在当世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崔述一边教学，一边研治经史，著书立说。他承继家父明道经世之遗志，不以训诂考据为能事，而是专以辨虚实为要务。他在三十岁时，愈发觉得“经传多异”、“传经失误”，群经后世传注多与原文本义不同。他重新认识儒家经典及后世传注，由怀疑而转入辨伪、考信，由治经转而治史，“穷心经史”，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留传真经，保存信史，以维护儒家正统的权威性。他传承和发扬中国儒学批判与疑辨的精神传统，按照以经证史的的原则，以细于推求、长于考信的治学方法，对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乃至孔孟二圣的古书古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辨伪考信，批驳了先秦诸子的种种谬误之处，纠正秦汉以后千百年来群经注疏的诸多缪传与伪说。他回归儒家原典，“考信于六艺”，对于注文相符部分，给予肯定；对于注文不合部分，一一辨明；而对于无证无考的部分，宁缺存疑，也绝不妄言惑世。

他以儒家经书为准，遵造“考古必确、析理必精，考而后信”的治学原则，对于战国秦汉以后关于上古史的种种说法，一概溯其根源，细加考察，一件一件辨其真伪，澄清了其中诸多曲解附会之说，提出了不少独到而精当的见解。他在《唐虞考信录》中，考证三皇根本不存在，唐虞以前的帝位，既无禅让，也无继承；在《洙泗考信录》中，他指出了《史记·孔子世家》的种种不实之处，批驳了《孔子家语》的诬罔之说，甚至对《论语》的谬论也有所指责，清除了汉儒美化、乃至神化孔子的虚妄、夸大之词，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古文尚书》唐宋以来，长期被奉为儒家经典。他在《古文尚书辨伪》一书中，从《古文尚书》的著述源流、文体形式、语言风格入手，以“六证”、“六驳”的论述方式，考辨二十五篇经文之伪，成为明清以来考证《古文尚书》之伪的力作。

他辛勤笔耕，潜心著述，历经40多年，终于写出了史学考辨名著《考信录》。该书三十六卷，包括《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考证开辟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实）二卷、《唐虞考信录》（考证尧舜之事）四卷、《夏考信录》（考证大禹及其以后事）二卷、《商考信录》（考证成汤前后事）二卷、《丰镐考信录》（考证西周史事）八卷、《洙泗考信录》（考证孔子及其弟子事迹）四卷、《孟子事实录》（考证孟子之事）二卷、《考古续说》二卷、《别录》三卷、《余录》三卷、《附录》二卷。

此外，他还擅长诗文，造诣颇深，著有《无闻集》、《知非集》、《小草集》等文集16卷。他的诗以五言、七言为主。回文诗《春日》观赏景物细致，耐人寻味。他在诗中写道：“细雨春濡柳，轻风晚落花。砌幽生草碧，城古带斜烟。”《蓼花》诗表达了对故土美景的留恋，而《负薪行》、《秋夜独坐》等诗，则把他的内心世界写得淋漓尽致。

崔述的一生著书立说，忙忙碌碌，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写作当作人生最大的乐趣，他在《自吟》一诗中写道：“家贫身病两相牵，不望寒儒到木天。花怜寂寞秋犹放，月伴凄凉夜不眠。独有文章缘未绝，愁时开卷即欣然”。

学术贡献和影响

崔述作为我国对先秦古史做系统考证的第一人，其“考而后信”的治学态度、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对后世史学界的疑古之风和后来的“考信学派”或“古史学辨派”的出现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考信录》一书，考辨范围广，考证精深，体例严密，学术贡献尤为突出，成为近代疑古学派的奠基之作，开山之著，被后世誉为“探索科学古史体系的先导名著”。崔述在当时考古研究还没开展的情况下，敢于疑古辨伪，超越了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的藩篱，其学术成就“高出笃信汉学的经学家之上”。然而，由于他的治学之道不合乎当时考据学常规，始终无法进入学术主流，故不为世人所看重。在他过世的近百年间，其人其书无声无息沉沦，几乎被人遗忘。

直到清末民初，随着史学近代化的展开，打破传统偶像的疑古风气逐渐兴起，崔氏之学才得已被学界关注和重视。日本学者首先发现了崔氏之学的学术价值。1903年，近代汉学家那珂通世校订刊行了《崔东壁遗书》。其中，《考信录》以精辟的识见和缜密的考证，震动了日本史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那珂通世认为：“其议论精确，超越支那古今之儒家流”。国内最早重视崔氏之学的是刘师培。1905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崔东壁学术发微》、率先宣扬崔氏之学。他赞扬崔述能从理论高度来总结治史方法，能“自标界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同当时反传统思潮相适应，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史学专家开始对古书和古史真伪问题进行探索，他们重新评价了崔述的学术地位，对他推崇备至，赞誉他是“疑古辨伪学的伟大先驱”。顾颉刚高度赞扬了崔述的《考信录》，称该书“ 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致的著作”。胡适将崔述称为“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钱玄同对崔述的疑古儒学更为服膺。他不仅认为崔述在辨伪方面有独到的见识，而且还把他与朱熹、颜元、章学诚并称为“宋代以来的四大学者之一”。蔡元培为《考信录》题词说“其推陷廓清之精神，迄今犹不朽也。”梁启超对《考信录》评价也很高，说：“此书考证三代史事最谨严，宜一阅览，以为治史之标准。”正是在这些著名学人的倡导和弘扬下，崔述的《崔东壁遗书》在1936年得已重新校订出版，崔氏之学才彰显于世，声名日振。

崔述的疑古儒学恰逢其时地被学界重新发现，成为刺激、推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动力和契机。顾颉刚潜心研究崔述治学之道，进而发展崔氏之学，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并领导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把中国儒学史上的疑辨传统推向极致，从思想的最深处动摇甚至颠覆了两千多年的古史观念。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2001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吴量恺经过数十年研究，历尽心血，精心编写了全面而详尽介绍崔述及其学术成就的专著《崔述评传》。

崔述在日本备受推崇和重视。他被日本学界评为“中国历史上200文化名人之一”。20世纪晚期，《崔东壁遗书》再度引起了日本汉学家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崔述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