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流行·

　　在邓丽君喘息般的“气声”中，一代人对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想象被激发起来了

　　文化走私时代的邓丽君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某一天，一群大学生聚在简陋的寝室里，围着大板砖似的三洋牌单声道收录机听歌。收录机里传来一个软绵绵、甜腻腻的女声，歌声有时清丽、甜蜜，有时热烈、奔放，或婉转，或忧伤，声音听上去似乎中气不足，时不时地有一种娇喘咻咻的喘息声夹杂其中，这是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

　　邓丽君的曼妙歌声，让一群青春年少的男生心醉神迷。此前，这种声音，只在革命电影里的敌方电台里出现过。它属于国民党女特务和十里洋场上堕落的歌女。文革结束之后，这种消失多年的声音卷土重来，使我们这些前不久还是“红小兵”的人大为迷醉，不能自已。

　　当时，这种“靡靡之音”是不可能被公开传播的，如同其他一些海外物品一样，只能通过隐秘的地下管道来传播。事实上，那是一个走私活动很活跃的时代。一些较酷的日用消费品，诸如牛仔裤、T恤衫、墨镜、折叠伞、打火机、电子表、收录机、电视机，等等，都是走私的对象。便携式收录两用机和录音磁带，也是必不可少的构件。当时，大鬓角飞机头发型、墨镜、喇叭裤、花衬衫、三节头皮鞋和四喇叭收录机是有叛逆倾向的所谓“不良青年”的全副“行头”。他们斜提着收录机，吹着不成调的口哨，招摇过市，一路惹来道德纯洁的市民的白眼。这一情形，构成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镇的文化奇观。

　　与之一道进来的，自然也包括相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在这场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化走私”行动中，从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到由秦汉、林青霞等主演的琼瑶片，刘文正、罗大佑等人的新民谣和校园歌曲，纷纷涌入内地。

　　邓丽君则是这场“文化走私”浪潮中规模最大的“走私品”。依靠那些不知道被转录过多少次的录音磁带，在邓丽君喘息般的“气声”中，一代人对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想象被激发起来了，它提示着日常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曾经存在过，而且现在依然存在在某处。一时间，邓丽君的软性声音席卷文革后的中国大陆。这种力量，现在称之为“软实力”。

　　邓丽君的歌正好迎合了民众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在“文革”刚结束时期，日常的温情和爱欲，恰恰是大陆文化最为匮乏的成分。作为回应，李谷一等红色歌手也尝试着一改高亢激昂的革命嗓音，在主旋律的歌曲中加入了软性的元素。一曲气声《乡恋》倾诉的不仅是对故乡和国家的歌颂，还有欲说还休的恋情。当时的政治语境当中，其引起非议是意料之中的事。无论如何，声音的“软化”已经是无可挽回的趋向。


　　1980年代中期，共青团中央推荐了十余首优秀歌曲，以对抗邓丽君式的“靡靡之音”。但在这些歌曲的旋律中，却混杂了大量的“柔软”添加剂，试图改变革命歌曲的“刚性”结构，软化过于坚硬的政治意识形态。苏小明、王洁实－谢莉斯组合等演唱者，开始推出新型演唱模式。王酩、施光南、谷建芬等作曲家也试图顺应这个时代全新的抒情要求。

　　到了1980年代后期，邓丽君在民间早已不是禁忌，也无需通过秘密管道进入大陆。流行歌手开始模仿和翻唱邓丽君。朱晓琳、李玲玉、王靖雯等流行歌手，也都以被人称之为“小邓丽君”为荣。这意味着邓丽君已经进入经典的行列。在这样的语境下，喜爱邓丽君也就不再是“不良青年”的特权，相反，甚至可以说，一个喜爱邓丽君的人，尽管未必有太高的素养，但在邓丽君式的柔情的潜移默化之下，心地不会坏到哪里去。

来源: 长江日报(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