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卫民，魏县魏文化研究会。

杨堃，字象乾，又名杨赤民、杨念基，1901年出生于大名府城大寺街（今大名县城），祖籍魏县阎庄村，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民俗专家。

杨堃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杨东升以一手娴熟的中医技术见长，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他年轻时出于行医需要，携家眷从阎庄老家迁居大名府城。民国建立后，他弃医从政，在当时的大名县府做公务员。杨堃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特别喜爱民间故事和历史读物。他在12岁时由私塾转入大名县第二高等小学，15岁时入大名中学就学。由于成绩出众，他几乎年年拿奖学金。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和同学们冲破校方阻拦，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民主科学的新思潮涌入大名。他信奉“新学救国”的理念，认为西方的社会学或许是救治旧中国社会弊端的良方。1920年, 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直隶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留法预备班。1921年8月,他在预备班结业, 负笈西游，以名列甲等第三的成绩留学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他学习的专业目标是社会学，但当时中法大学的社会学系设在了里昂大学的哲学系。他在中法大学学习法文一年多以后，感到记笔记有一定困难,于是就决定先转入里昂大学学理科,然后再在该校哲学系攻读文科。 1925年，他获普通数学、微积分、天文学3门课合格证书与里昂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他在法国著名汉学家古恒教授的指导下，在里昂大学哲学系攻读文科博士。

他在校求学期间，还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23年，他经郭隆真介绍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杨赤民，并且有幸结识了名震京津的女界风云人物张若名。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他加入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里昂支部的宣传委员。1926年9月，他作为旅欧华人代表之一，到日内瓦国际联盟会所，宣传北伐战争，拥护广州革命政府，反对北洋军阀政府。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他愤然退出国民党。他在博士生导师古恒的建议下，专心致志地攻读博士学位，不再从事政治活动。1928年，他又被举荐到巴黎民族学研究所，师从莫斯教授，进修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在巴黎求学期间，他利用假期到欧洲各国旅行，参观了几个较大的民族学、民俗学博物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增强了研究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兴趣和信心。1930年，对他来说，是双喜临门的年头。5月30日，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通过答辩，获得了里昂大学文科博士学位；次日，他与里昂中法大学同学张若名女士结婚。不久，张若名女士也以《纪德的态度》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法国文学博士学位。

为了报效祖国，1931年，杨堃和张若名夫妇顶着“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光环回到北平（今首都北京），轰动了社会，受到了学界的热烈欢迎。自1931——1947年，杨堃先后在河北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社会进化史、普通人类学、民族学和当代社会学学说等课程，编写讲义、资料及参考书目约200万字。他在任教期间，除阐述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外,也将自己观察和访问的体会加进了讲义、论文和专著之内,并运用法国民族学派的调查方法指导学生进行实际调查。他陆续出版和发表了《中国现代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家族研究史批评》、《初民心理与宗教之起源》、《语言与社会》、《社会形态学是什么》、《灶神考》、《新疆的婚姻》、《民族学与人类学》等一系列民俗和民族学论著，开创了我国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奠定了我国早期民俗学、民族学的学术研究基础。

1947年冬，杨堃和张若名夫妻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举家南迁昆明，到云南大学执教，杨堃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张若名为中文系教授。当时，国共两党进入决战阶段，蒋家王朝已走向没落和覆灭。杨堃看清了时局，思想转变很大，他秘密加入了云南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并被选为“新联"教授会小组长；他还聘请了留苏进步人士赵岑记为社会学系教授，组织师生学习俄文、政治经济学与新哲学。解放前夕，他们夫妇谢绝了里昂大学的聘请，毅然留在国内，满怀信心地等待新中国的到来。

解放后，杨堃全面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致力于建设有新中国特色的民族和民俗学体系。他的学术思想更加全面成熟。他强调重视资料和实地调查，认为民族学、民俗学是不同于史学和哲学的人文科学，主张从宏观与微观之辩证的统一的角度，用具体分析和比较的方法，由今而古地综合的研究。他主张：民族包括氏族、部落、部族、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5个阶段与类型；社会可分为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3大阶段，每种社会又可分为早中晚3期；原始社会是先有母系氏族，然后才有父系氏族、部落与家庭。他还认为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派的理论，仅能基本肯定，对产生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学，在政治上应取否定态度，但在方法论上，应借鉴学习。

1953年，他转入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并任云南民族史研究室主任。1954年，他参加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工作。1955年春，周总理在参加万隆会议途中逗留昆明，登门拜访了他们夫妻，并共进午餐。周总理高度肯定了他对我国民族和民俗学所做的贡献，尤其是对他提出的几条民族识别标准，更是认为很有见地，很重要，很有实践价值，鼓励他在以后的民族识别和研究中多做工作，多出成果。在周总理的讲话鼓舞下，他或骑马、或徒步，跋山涉水，深入到剑川、大理、西盟等边远地区，对白族、彝族、佤族、哈尼族等进行民族调查。他立足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深入的分析研究，陆续发表《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等多篇字字千钧的论文，对民族识别理论起到了奠基作用。

然而，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他们一家受到严重冲击，遭受厄运，妻子张若名含冤投江自尽，长子杨在道被错划右派，关进劳教所。1966年，文革风暴汹汹而来，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人被挨打批斗，最后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尽管身处逆境，他昼思夜想的问题仍然是民族与民俗学。

十年动乱结束后，杨堃被平反昭雪，恢复了人身自由。1978年，经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批准，他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任研究员，同时还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桑榆未晚，只争朝夕。他在耄耋之年，又焕发了学术青春，全身心地投入民族与民俗学研究工作当中。他相继整理出版了《民族与民族学》(1983年)、《民族学概论》(1984年)、《原始社会发展史》(1988年)等专著,先后发表了《论人类起源学的几个问题》(1979年)、《试论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1980年)、《关于神话学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1982年)、《中国民俗学运动史略》(1982年)、《民俗学和民族学》(1983年)、《民俗学的历史（1983年）、《论神话的起源与发展》(1985年)、《女娲考》(1986年)等论文。此外，他还参加了《彝族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书的编写工作。

杨堃在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4年，他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7年，他在民族研究所离休，但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博士生导师。1998年8月，他在北京病逝，享年97岁。

杨堃学贯中西，知识渊博，著作等身，是与吴文藻、费孝通齐名的社会学大师。他是我国民族识别理论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民族识别标准，成为我国民族划分的基本依据。他的《民族学概论》、《社会学与民族学》等经典之作是我国著名大学和学术相关机构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铁定”的必读书目。他以非凡的学识，顽强执著的敬业精神，为我国民族和民俗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故乡是生命之根，是性灵之源。他爱国爱乡。他虽然长年在外，但仍然心系家乡建设。1997年，也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他不顾老迈之躯，为魏县新一中题写了校名，支持家乡发展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