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轼还京任职，苏辙于治平二年（1065）三月出任大名府推官。大名府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庆历二年(1042)五月建为北京。当时宋王朝正同西夏作战，契丹亦有背盟攻宋之势。有人主张速修京城，宰相吕夷简认为，契丹得渡黄河，即使固守京师，也很难守住，设防应在黄河之北，“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卒从吕议，“建大名府为北京”(《续资治通鉴》卷四四)。苏辙第一次出仕就到这样一个重要地方，因此他在给韩琦的谢书中说：“魏都雄盛，号称河朔之上游：职官卑微，最为府中之末吏。事既甚夥，议皆得参：顾惟浅庸，何以堪此!”(卷五0《北京谢韩丞相启》)大名地位既重要，离京城开封也不远，而且到任不久，他就从“府中之末吏”推官，被差管勾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俸禄也有所提高。因此，他对韩琦是十分感激的：“即来魏府，幸迩家庭。曾未逾时，就改此职。边鄙无事，最为闲官。俸给稍优，尤便私计。……功效未闻，旋移新局。顾恩造之甚厚，思力报以末由。”(同上)

这一带是辽阔的平原：“川原不论顷，云梦可胜吞？”自安史之乱以后，这里战乱频仍，不知死了多少人：“天宝乱已定，河壖兵更多。故城埋白骨，遗俗喜长戈。卧兽常思肉，奔鲸不受罗。纵横竟安在，谁见冢嵯峨?”但自宋王朝建立以来，特别是自澶渊之盟以来，由于长期没有战争，这里的屯戍十分薄弱：“时平余古木，兵散有空屯。”苏辙在任推官和管勾机宜文字期间，经常陪大名知府王贶练兵，并十分关心契丹的动静：“河转金堤近，天高魏阙新。千夫奉儒将，百兽伏麒麟。校猎沙场暮，谈兵玉帐春。关南知不远，谁试问番邻。”(卷三《次韵王君贶北都偶成三首》)苏辙和王贶相得甚欢，他后来在《王君贶宣徽挽词》(卷一五)中回忆说：“从军在河上，仗钺喜公来。幕府方闲暇，歌钟得纵陪。”

这里虽然承平百年，但人民生活仍很艰难，水旱频仍，饥民满野，铤而走险者甚多：“水早嗟频蹙，疮痍费抑搔。”(卷三《次韵王临太博马上》)而他所担任的推官就是负责勘问刑狱的，因此他深深感到力不胜任：“旱气方退，流民未还，盗贼纵横，犴狱填委。是健吏厉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办之时。”(卷五0《北京谢韩丞相启》)由于苏辙当时处于幕僚地位，而且在任时间很短，因此，并没有留下什么政绩，只知他和王贶都不随便以刑加人(见《龙川略志》卷一《慎勿以刑加道人》)。

这是苏辙第一次出仕，还不习惯幕府的簿书生活。他深感簿书工作繁重：“暮归何暇食，堆案簿书高。”(《次韵王临太博马上》)也觉得这种工作没有什么意义，简直是浪费生命：“岁月逼人行老大，江湖发兴感平生”(卷三《登上水阁》)；“归意已随行客去，流年惊见柳条新”。簿书工作使他既不能像京城闲居那样自由读书，更不能像在故乡眉山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簿书填委休何日，学问榛芜愧古人。一顷稻田三亩竹，故园何负不收身?”(同上《送陈安期都官出城马上》)苏辙在大名有一首《次韵沈立少卿自鹿》(同上)诗，形象地描绘了白鹿被圈养的痛苦神情：“白鹿何年养，惊猜未可驯。轩除非本性，饮食强依人。……独游应已倦，忽见乍凝神。……何缘解鞭絷、奔放任天真!”这可说既是苏辙在以己之心度鹿之腹，又是在借鹿寓慨。他也深感“轩除非本性”，希望能“解鞭絷”，“任天真”，摆脱簿书之累，一适“江湖万里心”。

治平三年(1066)四月二十五日父亲卒于京师。苏辙在大名仅任职一年，就因父亲的去世而离职。欧阳修已为苏洵作了墓志铭，司马光应苏辙兄弟之请，为其母程夫人作了墓志铭，六月九日朝廷特赠苏洵以光禄寺丞，并敕有司备舟载苏洵之丧归蜀。苏轼兄弟护父丧出都，自汴河入淮河，然后沿长江逆流而上，一路风涛甚大，十分难行：“忆同溯荆峡，终夜愁石首。余飙入帐幄，跳沫溅窗牖”(同上《和子瞻涡口遇风》)；“乘船入楚溯巴蜀，渍漩深恶秋水高。”(卷一《巫山庙》)从“乘船入楚溯巴蜀”可知，此诗非《南行集》中诗。他在经过屈原的故乡时，写了《屈原庙赋》，模仿屈原的口气反驳了那些指责屈原不该投泪罗江自杀的人，认为由于宗国殒灭，他只有以死殉国：“彼其所处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谤予?抱关而击柝兮，余岂责以必死?宗国殒灭而不救兮，夫予舍是安去?”苏辙兄弟都有《屈原庙赋》，当作于同时。一般人多认为作于嘉祜四年三苏南行途中出峡时，但宋人晁补之、朗哗均认为作于治平末护父丧返川时，此从晁、朗之说。泊舟云安(今四川云阳)已是治平四年(1067)正月二十日(见《苏轼文集》卷七一《题云安下岩》)。过丰都可能已在二月，仙都山道士曾以阴长生《金丹诀》示苏辙，并为他大讲“调养精气”的养生之道(《龙川略志》卷一《养生丹诀》)。直至四月才到达眉山故居，八月葬苏洵于彭山安镇乡可龙里。

——摘录自曾枣庄著《苏辙图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