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申有顺（1941—），男，河南省安阳人，研究员，邯郸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名城委副秘书长、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文化名城。

当7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隋唐大运河时期的黎阳仓考古挖掘工作现场直播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一番轰动。一直关注大运河申遗的我，迫不及待地于7月26日中午，在浚县名城办主任赵文明先生的陪同下，专程前去探访。

文明，是我在新世纪之初哈尔滨全国名城工作会议上结交的一个朋友。他原是浚县建设局局长，在此位上一干就是14年，为浚县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非凡贡献，受到了名城界的一致赞赏和好评。2012年初，虽然他刚刚步入“知天命”之年，正是年富力强，大展身手干一番事业的时候，由于他在建设局局长位上干的时间太长，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到土地局或政法委进行交流时，为了名城保护事业，他毅然决然地向县领导建议将局长的位子让给一个年轻同志干，自己甘愿做一位名城守护人。为此，经县领导研究，组建了一个一无编制、二无权、三无经费、四无领导职数的临时机构——浚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由他出任主任。为此事，他还专程跑到邯郸征求我的意见。他那种不计较地位、不计较名利、甘为名城事业鞠躬尽粹地奉献精神不但使我感动，更使我敬佩。从此，我们两人不仅是名城工作上的“知己”，学术交流中的“挚友”，而且也名符其实的成了名城这条“战壕”里的战友。

去黎阳仓考察时，正值炎夏，当天气温高达37度。当到达考古挖掘现场时，由于露天作业，室外温度太高，所有考古挖掘人员和技工都放假休息。可巧的是那天鹤壁市一位副市长也正在浚县考察名城保护和文化产业工作，县政府指定赵文明全程陪同並参加汇报与座谈。当听到我已到浚县时，马上向县领导请假，並亲自到高速路口接我，亲自冒着酷暑陪同我到黎阳仓考古现场探访，这又一次使我感到了文明同志的热情和对名城事业的投入与执着。而到黎阳仓考古挖掘现场一看，更使我感到震撼与惊叹。

黎阳仓位于浚县东二里大坯山北麓的东关村东，东边是黄河故道，东北距黎阳旧城遗址约1公里；西距隋唐大运河（永济渠、卫河）1.5公里；文物调查面积达10万平方米，勘探面积3.4万平方米，现已考古挖掘2200平方米，出土与黎阳仓有关的主要遗址有，仓城的城墙、护城河、仓窖、大型夯土台基、大型建筑基础、仓储坑、柱础、排水设施和墓址墓葬等。其中已探明仓窖84个，排列有序，横跨隋唐宋（也有的学者认为该仓始建于东汉末期，由袁绍始建，但目前尚未有考古挖掘所佐证）三代，沿用了600多年；仓窖口直径最大的14米左右，最小8米左右；距地表最浅4.5米左右，最深7米左右。仓窖皆园型，口大底小，具有五大特征：一是历史跨度长，距今也有1400年；二是仓城面积大，仓城东西宽约260米，南北长约280米，近正方形，总面积78800平方米；三是仓窖容量多，一座仓窖的容积约104立方米，可储粟10万斤，平均下来可同时储粮3000多万斤，可供8万成年人吃一年；四是出土文物数量多，出土陶瓷文物标本多达三万多件（片），其中建筑材料板瓦、筒瓦占90%以上；带“官”字板瓦200余件(片)；五是历史地位重要，隋朝时有“六大官仓”，黎阳仓储粮仅次于洛口仓位居第二。李密曾在讨隋檄文中写道：“既得西洛又取黎阳，天下之仓，尽非隋有，四方起义，足仓足兵，无前无敌”。因此有“黎阳收、九州固”之传说。

现在的粮库要靠精密的仪器测量和控制，才能作到恒温恒湿，才能保证粮食长久贮存，不发生霉烂变质。那么，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又是如何做到在地下贮粮，並作到防潮防湿防霉变呢？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海旺介绍，黎阳仓所在的地方土质为黄土，直立性好，挖窖不易坍塌。挖好窖后，将坑底夯实，窖壁也修整的光滑坚实，然后用火烧烤，除去湿气，再铺设木板，草糠、蓆子，也是为了防潮。粮食装袋后填入窖中，填满后，再盖上蓆子，堆糠垫草，最外层用厚厚的黄泥、青泥膏等密封。密封后的粮窑顶端为园柱型，这样存放粮食最长可把存9年。

黎阳仓作为隋代大运河—黄河以北永济渠上的最大粮仓，虽然它现在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境内，但在隋、唐、宋时期却是大名府管辖建造管理的一个粮仓，和邯郸有着隔不断的渊源。据《通鉴纲目质实》记载，“黎阳仓，在大名府浚县东二里大坯山北，乃隋文帝所建”。在《浚县志·卷十·水利》中也有“黎阳仓在大名府浚县东二里大坯山北麓，乃隋文帝置，唐宋皆复其制，漕河北粮贮以食饷京师”。

从历史上来，在今河北省中南部以及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南部，是一个经济开发早、人口众多的地区。这个区域当时有户200多万，在全国900多户中几乎占了四分之一，自秦汉以来就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贯有“河北蚕棉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积”之说。隋朝推行租庸调剂，按户、丁征收粟帛，征发劳力，户多丁多，上调的粟帛也多，这就需要有一个粮食贮存、转运的地方。同时，由于位于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不甘心做隋朝的藩国，暗中串通突厥等部落，联合对抗隋朝，对隋朝的统治构成了威胁，隋炀帝为了巩固疆土，开拓边疆，曾三次远征辽东，也需要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部队北运，这也需要在黄河以北有一个大型仓贮和转运站，而黎阳仓所在区域靠山临河，地势险要，既便于运输，又便于防守，是建仓贮存的最佳之地。为此，在隋场帝三次讨伐高丽时，均派人在此督办粮草。

唐代是永济渠上漕运繁忙的时期，也是黎阳仓贮粮食最多的时期，据杜佑《通典》记载，唐玄宗八年（公元749年）全国共分十个道管辖，贮粮数量为83997312石，其中河北道（治所在大名〉贮粮21809924石，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当时在永济渠上行驶的粮漕船多达三万艘，“公家运营，私行商旅，舳舻相接”。在魏县御河镇（今魏县回隆镇）、魏州（今大名县大街乡一带）、馆陶、永济（今馆陶陈路桥村一带）都设有漕运码头。1971年考古工作在洛阳含嘉仓考古挖掘中，就在仓窖中发现了刻有各地交租粮入仓时的铭砖，其中就有武周天援元年（公元690年〉魏州〈今大名〉交纳租粮的铭砖，(见《洛阳隋唐含嘉仓遗址的挖掘》《文物》1972年第三期）。到北宋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契丹辽国势力向南发展，永济渠所在北端地区已不归北宋管辖，北宋的边疆位于今河北的雄县、霸县和天津、海河一带，守边之军需要大量的军粮供应，而“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见《宋史食货志上三漕运》〉。从此，由京师运往河北的军饷，大都来自江南，江南运来的漕粮大都由汴入黄，再运至黄河以北的黎阳仓，然后转入永济渠至大名府马陵道口的东、西济胜仓存贮分配，再由大名府顺永济渠分别运至沿边州军，岁运近百万斛，乃备边之命脉。因此，在《馆陶县水利志》上就有“宋代永济渠，仍为河北漕运要道，自卫州以下能航行三、四百石的船只、四季可以通航”的记载。

金占领河北后，政治中心北移，这时的京师用度仍仰仗河北、山东之粟，金在沿河又分别建河仓、设纲船，分春、秋两次启运漕粮，春运以冰消行，暴雨毕；秋运以八月行，冰凝毕；十船为一纲，运纲的船在装船三日修治，日装一纲贴封条，发给补证（运单），看补证与封卸点是否相符，至所受之仓，岁运纲粮近百万石。但是，由于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决口，黄河南流夺卫，向北流经大名人永济渠形成“北流”。这时的黎阳仓渐渐失去其贮粮作用。特别是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市）后，由于我国的政治中心由地处三秦地区的长安和黄河沿岸的洛阳、开封转移到北方，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也改变了原来以长安、洛阳、开封为中心的运河走向。为此，元世祖利用隋唐以来的原有运河故道和某些天然河道，截弯取直，开凿了山东临清至济宁间的会通河、济州河，形成了南达杭州、北至北京的京杭大运河。这时的运河不再经过位于浚县，黎阳仓彻底丧失了其战略地位和贮粮作用，被逐渐废弃。

虽然黎阳仓在我国历史上，只经历了隋、唐、宋三代，只有短短600多年的时间，但由于它在我国运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所以，国家文物局拨出1.2亿元专款用于该仓库的考古挖掘与展示，以及永济渠浚县段等历史大遗存的保护。目前该遗址已列入中国大运河申遗第一批名单项目名录。

因此，我不禁想到，由于永济渠的通航、借漕运之优势而兴起、曾三次为都、七为陪都、繁荣昌盛达千年之久的大名府，由于漳、卫两河泛滥，水位高于城墙，于明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致使该城被淹，整体埋于地下，难道不能借助大运河“申遗”之契机进行考古挖掘，不更具有震撼意义和考古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