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突破阻碍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王任重在会上讲话，再一次讲集体经济的极大优越性。会议开始，分组进行讨论，让大家开放思想。我安排周曰礼发言，介绍安徽的情况。他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群众评价，组比队好，户比组好。一些地方，特别是占1/4比例的后进地区，迫切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大会分组讨论时，争论极为激烈。在华东小组几乎等于围攻安徽，让我很为难。其他小组也争论激烈，赞成任重讲话的人占多数。
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华国锋等人讲话后，邓小平最后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了一个大决策：就是本世纪末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两步走，要确定目标。
会前，王任重将我和他的讲话稿一起送李先念。李认为王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但指出王、杜两人讲话的精神应统一，不能两个调子，一致起来才好。任重把先念所讲“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这句话，加到我的讲话里，把“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勾掉了。王任重要求两个讲话一起送中央批转。这时，我和刚从四川省调上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商量，怎么处理。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把问题淡化了。好在会议纪要中仍保留了：对自发包产到户的，不要硬性扭转，更不可搞批判斗争。
还有很多同志持不赞成态度，主要是由于包产到户仍然不合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规定“不许包产到户”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其中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把草案“不许”改成“不要”。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包产到户，1979年初得到安徽、贵州等地大量事实的正面印证，使我将家庭经营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
我带着这些认识投入到了新的改革试验。80年代初，大家都关心粮食问题，有事实证明包产到户能够促进粮食生产，同时还能减轻国家的救济负担。
我相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从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表现为一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
继1979年初和1980年初国家农委召开的两次会议之后，1980年4月，中央召开长期规划会议，我借机提出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
长期规划会议：小平讲话了
1979年底，包产到户虽然在全国还只是个别地方试行，比重仅占9%，由于一些地方自发仿效，其数量在逐步增加。在党内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间统一认识，尚需有个过程。
到1980年以后，情况开始有了变化。这一年的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
1980年4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这时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主持会议。他先召集中央几个综合部门的负责人，就会议准备解决的几个问题征求意见。
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姚要我先讲。我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我提出后，姚依林立即表示赞成。
这次征求意见的会（4月2日）后，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提到这个问题，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
邓小平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在编制长期规划的会议上，姚依林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与会者。对打开甘肃、云南、贵州等地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5月，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的这两次讲话，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在同一个月，国家农委根据全国长期规划会议精神，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允许在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