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76年，我才被“解放”。1979年初，我也终于又调到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工作，得以在农村改革中尽一份心力。 

改革前的农业与农村 

如果按通常的说法，农村改革始于1979年，那么1977年—1978年这一阶段可称之为改革的“酝酿阶段”。 

当时，我国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可是农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农民不得温饱，城市食品严重短缺，以至于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引发出很多社会、政治问题。 

在当时，更多的人并未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体制，认为主要是“经营管理”和某些具体政策及干部作风有问题。 “以阶级斗争为纲”仍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学大寨”、“穷过渡”还在继续。对于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尚未提上日程。 

历史事实证明：集体经济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他的体制背离了农业生物学特征，使农民疏远土地，从而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业生产还是依靠手工劳动，资本投入不足，长期处于自给经济水平，生产剩余量极小。加上国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还需要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削弱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而简单再生产仅能勉强维持社员生存需要，只好实行供给制式的分配制度，按人口计划分配食物。加之，和平时期人口快速增加，到了1971年，城市职工突破5000万，全国贫困地区扩大到2.5亿人口，粮食市场供应日趋紧张。口粮短缺的忧患，加重了农民对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怀疑。而政社合一、公民皆社员的人民公社，又不允许自由进出，堵塞了社员自求谋生的道路，限制了农户发展经济的自由。其结果不仅加重了农村的贫困程度，还加重了城市的消费品短缺。 

就当时农村发展状况，全国可划分为如下三类地区（各占1/3左右的比重）：一类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一类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类是较差的“三靠队”（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队，最多时达到2.5亿人）。 

集体经济的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所谓“中间状态”地区，不可能向第一类地区演进，而是向贫困地区下滑。农民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自然唤起对过去家庭经营的恋念。当人民公社核算单位划小，生产队取得独立经营权力，并允许田间管理包工、包产时，基层干部和社员就共同谋求修改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的办法。农民改革要求自发涌动，成为大势所趋。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还提出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议的总精神是：端正政策，团结农民，鼓励发展生产。其中，第一条是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少上边的干涉和平调；第二条是恢复按劳分配，实行定额制，或是包工制，大包工、小包工，允许包工到组；但仍然实行统一经营，不许包产到户；第三条是恢复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第四条是发展副业、多种经营和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第五条是让农民休养生息，减轻负担，减少粮食统购数量，适当进口一批粮食，提高若干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收购价格。对落后地区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第六条是仍提出国家要投资搞农业基本建设、商品粮基地和农业的机械化。 

尽管决议仍然留下一个“禁区”：“不许包产到户”。但全会以及前后几个会议，总的精神是提倡解放思想，制度创新。会上邓小平的讲话，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当时党的领导人提出的“两个凡是”方针。全会前务虚会议，对过去工作的反思、批判，更使人们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必须进行改革。而较迫切的要求就是从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下解脱出来。 

大势所趋，新上任的党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接受大家建议，突出转变党的工作中心，停止“文化大革命”，平反“天安门事件”和其他冤假错案，放弃“两个凡是”，使三中全会顺利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把中国引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改革开放时代，顺利完成了历史的大转折。 

坚冰已经打破，第一艘开出的航船是农村改革。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发育程度较低，正好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个风险较小的试验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