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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镇守大名府(2)

发表日期:2012-10-12 11:09:51 作者:佚名 浏览数:

四、压沙春暖  黄花晚香

当时北京大名府城内有座闻名遐迩的压沙寺,寺中种植了许多树种不同的梨树。每到春季,梨花竞放,雪白似海,香气袭人,蝶飞蜂舞,煞是喜人,引得官员平民都来寺中游赏,成为一方盛事。

韩琦也常在紧张的政务当中,抽出时间到该寺欣赏梨花,并留下“压沙寺古花残雪,过马桥高水饮虹。”(《壬子三月十八日游御河》)的诗句,还让寺内僧人在梨园中建造凉亭,方便游人歇息。建成后,寺内方丈请韩琦为该亭题名时,他看着眼前雪花般一望无际的梨花,闻着扑鼻馨香,不由想起唐诗中“梨花白雪香”之句,遂脱口而出“雪香亭”。

为了便于倾听民声,了解民意,韩琦又在治所南面建筑一亭,取名“望春亭”,寄寓希望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一有空暇就在此亭会见平民百姓,了解他们的所愿所盼。一个春日,韩公在望春亭看到田园一片生机,人们各事其业,御河船帆竞流,商贾云集,诗兴大发,留下“此日倾城乐御河”的诗句。

韩琦一生始终保持气节,这年九九重阳节,他在府邸后院的凉亭设宴款待同僚,酒酣处感叹人生,动情地说:“保初节易,保晚节难。”继之随口吟出一首《重阳》诗,其中一联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众人赏罢,皆佩服韩琦的人品人格,从此把此亭命名为“晚香亭”。“黄花晚香”也成为一个经典典故,至今韩琦后裔仍有命堂号为“晚香堂”以纪念,大名府城迁徙以后,知府倪天兴敬仰韩琦曾任大名知府,德政多多,深受民众仰爱,将府署二堂建厅五间,题曰“景韩堂”,即敬仰韩琦之意。明隆庆四年(1570年)夏,大名知府王叔杲在大名府署仪门东侧始建宾馆,中间建“晚香堂”三楹,以存韩魏公遗迹。晚香堂前有三小门,中间为“魏国遗芳”。晚香堂外空地上,凿水池,种植莲藕,绕小径种植竹子。之外,遍种黄花,并建一亭,因常邀大名府士大夫、乡绅座亭上,辩论古今,“得以挹其遗芬”,故而匾额“挹芬”。二堂西侧是清风书屋,清吴应棻题额,是幕僚居住的地方。二堂北是宅门,再北是三堂,名“二香阁”,因韩琦在大名府任职时在旧城府署中建有晚香亭、雪香亭故名。清雍正二年(1724年),大名府知府曹逢圣题额。

晚香挹露一景是晚香堂、挹芬亭。清咸丰《大名府志》有晚香堂图。

五、国事为重  威名远扬

在处理与辽国的关系问题上,他与当年在陕西时对西夏一样,同样是采取柔中带刚、刚柔并济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备战,随时准备抵御外侵;一方面尽量维护两国的友好,保持边境的和平安宁。

当年,宋太宗、宋真宗在大名郊外亲猎时,曾赋诗数十首,内容多是希望恢复五代时被契丹占据的燕、蓟之地,诗词文笔流畅,气势雄壮,后来留守贾昌朝将这些诗词刻于石碑上。韩琦到大名后,发现这些碑刻散落于荒郊野外,就将这些碑刻搜集起来加以保护,藏置于官司署班瑞殿(宫城内一大殿)的夹壁中。有人见到后,就劝韩琦将此诗进献皇上,韩琦说:“把它保护好就可以了,怎能再做为进献之礼呢!”后韩琦离任,韩绛继来担任大名留守,遂将诗临摹下来进献皇上。韩琦听说后叹口气说:“当时我为什么不进呢?考虑到皇上血气方刚,正锐意守边,需全面考虑国家大事,臣不应当再将他的心思引到一边啊!”

韩琦崇高的威望和对外奉行的和平、友好、平等的政策,使北方辽国的契丹人对他十分敬佩,契丹每年都要派人来北宋朝廷,使者每次走到临清(今山东临清,当时隶属大名府管辖)时,都要告诫手下人说:“这里是韩侍中的境内,不准乱索财物,以免丢人!”每当北宋的使者出使辽国的时候,契丹人一定会问:“韩公一向可好,现在哪里任职?”

一次,韩琦的长子韩忠彦奉命出使辽国,当时辽国的国王是辽道宗耶律洪基。辽道宗问左右经常出使宋朝的官员说:“你们曾经经常出使南朝,见到过韩侍中,你们看韩忠彦的面貌像他的父亲吗?”左右说:“很像”。辽道宗就亲自赐坐赏宴,让画师趁机将韩忠彦的像画出来。

按惯例辽国使者到大名与北京留守(最高长官)通信只押字不留名,及至韩琦到此任职,则在书信后留名,辽的使者成尧锡对接待他的北宋官员说:“因为韩侍中在这里,所以特地留名。”韩琦离任后,过往的辽使就不再留名了。

一次,一位辽使为韩琦准备了一匹马,吩咐手下人说:“这是献给韩侍中的马,必须选择好的来!”手下人选好马后,使者看了很不满意,怒斥手下人说:“这能与给其他人东西一样吗?为什么这样不加意?”遂将手下人打了一顿板子,又亲自重新挑选了一匹好马送去。

六、犯颜直谏  为民请命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次年,韩琦上疏表示反对。作为庆历新政时期的改革家,为什么会反对变法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的指导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改革科举、发展经济、减轻剥削、巩固边防等富民强国、解决社会危机的根本问题上,进而再解决其它问题,达到表本兼治。而王安石变法主要包括理财、整军、科举学位三个方面。其中理财方面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等。

韩琦并不是对新法一概反对,主要是他在大名期间,经常听各级官吏谈论新法的不利之处,因这里是青苗法改良条例试行的地点,面对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他感到很不妥,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看似“富国”,实则是将手伸向囊中本已羞涩的一般工农商,通过增加农民的负担来实现,而不是从腰缠万贯的官僚、地主、豪强手中取得。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韩琦思想中一个突出亮点就是民本思想,注意为民谋利。

韩琦认为自己如果在这时瞻前顾后,沉默不言,有愧于皇上的厚望,遂不顾个人安危,两次慨然上疏陈述新法的弊端,句句切中要害。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韩琦不愧是忠心耿耿的三朝元老!虽任职在外,仍不忘关心国家大事。朕开始以为新法可以利民,谁知害民如此!”

韩琦的观点得到了富弼、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吕夷简等老臣的一致拥护,都对新法进行反驳,可见,当时主要是如何革新之争,而不是革新与保守之争。时至今日,连《辞海》韩琦条还这样记载:“王安石变法,他上疏反对,与富弼、司马光、范仲淹同为保守派首脑。”未免失之偏颇。

宋神宗熙宁四年,韩琦上奏请求辞去大名府安抚使,告归相州,神宗非但没有答应,反而降诏对他大加褒奖,劝说挽留其继续镇守“北门之钥”,并充永兴军节度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使,充大名府路安抚使,兼大名府路驻泊马步军都总管。

这时候,韩琦确实是年迈体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遂以年老体弱有病为由,对朝廷的任命力辞不受,并多次上奏,乞请还判相州,神宗再三挽留,并派遣宫中御医前去为其诊病。有人劝阻说:“宫中御医不该为外臣看病。”神宗道:“韩侍中岂是一般外臣吗?”可见神宗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之关爱程度。两年之中,韩琦连上8道奏折,直到熙宁六年,神宗才同意他回判相州,但仍带职行事。

自古以来,在大名任职的官员不知有多少人,但只有唐朝时曾任魏州刺史、后任河北道安抚使的狄仁杰,当地的人们为他立了生祠,此外就只有韩琦了。韩琦离开时,百姓遮道攀留,回相州后,当地人在熙宁佛寺为他建了生祠,塑像端庄慈祥,栩栩如生,每到七月初二韩琦诞辰之日,绅士平民、男女老幼都焚香叩拜,民间艺人弹拉说唱,终日不绝,以示庆贺。韩琦听说后笑着说:“我还活在人世,何必如此呢?”及至两年后,韩琦在相州逝世后,河北各地人民来相州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而当地自发到熙宁寺公之祠堂凭吊祭奠者,痛苦失声,接连数日。自此每年逢韩琦诞辰及忌日,人们都在祠堂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请佛道弟子诵经致哀,盛况空前。卒后九年,又请大文豪司马光亲自撰写了《北京韩魏公祠堂记》,现仍载于1994年版《大名县志》:

 

大名府《北京韩魏公祠堂记》

没而祠之,礼也!由汉以来,牧守有惠政于民者,或为之生祠,虽非先王之制,皆发于人之去思,亦不可废也!然年时寝远,人寝忘之。惟唐狄梁公为魏州刺史,属契丹寇河北,梁公省撤战守之备,抚绥雕敝之民,民安而虏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

熙宁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荡覆者大半,诏以淮南节度使、司空兼侍中韩魏公为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兼北京留守。公既爱民如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己之疾;闵其劳,忘己之劳。未几,居者以安,流者以还,饥者以充,乏者以足,群心以和,岁则屡丰。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鲁人泣涕,遮止数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见也!相与立祠于熙宁禅院,塑公像而祀之。后二年,公薨相州,魏人闻之,争奔走哭祠下,云合雷动,连日乃稍息,自是每岁公生及违世之日,皆来至祠作佛事,未尝稍懈。

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时者,魏人固知之矣!至德及海内、功施后世者,亦尝知之乎?公为宰相十年,当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临大节,处危疑,苟利国家,知无不为,若湍水之赴深壑,无所疑惮。或谏曰:“公所为如是,诚善,万一蹉跌,岂唯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叹曰:“此何言也?凡为人臣者,尽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顾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成,遂辍不为哉!”闻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辅三后,大济艰难,使中外之人,铺啜嬉游自若,曾无惊视倾听窃语之警,坐置天下于大宁,公之力也!

呜呼!公与狄梁公,皆有惠政于魏,故魏人祠之。然其为远近所尊慕,年时虽远而不毁,非有大功于社稷,为神祗所相佑,能如是乎?况梁公之功显,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隐,天下或未尽知也!然则魏公不又贤乎?宜其与梁公之祠并立于魏,享祀无穷。

公薨后九年,魏人以状抵西京,俾光为记,将刻于石。窃惟狄公之二记,乃李邕、冯宿之文,光实何人,敢不自量,顾魏人之美意不可抑,又欲以其所未知者谂之,故不敢辞。

时元丰七年六月丙戌,涑水司马光记  

后来大名人民又把韩琦奉入大名“五贤祠”,与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寇准、文彦博、欧阳修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