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名沦陷后的混乱局面。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十一月十二日日军侵占大名城，第二日下午，日军在李茂堤一带用大炮向卫河东堤赵站一带开炮轰炸数十发，以后又占领了龙王庙。敌人组织安抚队、维持会和伪县政府。安抚队队长是绍业，伪县长是“李狗”（绰号），维持会会长是马x x。

国民党军南退，日军虽占领大名，但一时无法统治广大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大名县农村“吃干队”四起，司令多如毛(大名卫东“吃干队”不下数十支)。据我知道的，在我村附近，就有窑场村的“杨成华吃干队”，驻石家寨村的“马如合吃干队”，花二庄的“安xx吃干队”，还有从冠县窜入大名卫东的绰号叫“西北风”的吃干队，等等。他们口头上打着抗日的旗号，在自已控制的村庄范围随便向农民要粮、要款、要枪，不给就扣压人质，进行毒打，有的进行私仇报复。如马如合在石家寨村铡了活人。因吃干队之间经常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往往也打起来，互相吞并，弄得人民恐慌万状，不得安宁。因为他们不抗日，光要东西，所以农民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叫“吃干队”，他们违犯了群众利益。不少村庄以地主名流士绅为主，以保护一村、数村为名，也组织了地主武装。又形成了吃干队与地主武装的对杭，更加重了广大农村的混乱和不安。这种情况在一九三七年冬和三八年春尤为严重。

二、我党对丁树本、陈明韶部队帮助发展的情况。

一九三八年春，丁树本、陈明韶（以下简称丁、陈）到濮阳、清丰、南乐、大名、魏县一带活动，起初人很少，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队伍迅速发展到三个旅，丁是司令，陈是副司令兼三旅旅长和大名县长。陈主要在大名魏县一带活动。他们的发展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打着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旗帜，提出了三大主张：坚决抗战到底，军民彻底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宣布，不管哪个党派，无党无派，只要是抗日的，都可以到他们那里工作。

共产党为了发展抗战力量，做好丁、陈的工作，派去了不少干部、进步青年，帮助丁、陈组织了总政治部，旅政治部，开办了进步青年学习班。我就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三旅政治部学习班工作的。当时三旅政治部的主任是共产党员陈子敬，以后换成共产党员贺亦然，组织科长是共产党员冯洋舟，民运科长是共产党员陈镜三，宣传科长是共产党员李一凡；三旅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是共产党员江东初，工作人员、宣传队员都是一些民先队员，当时我就是宣传队的民先队员。为了加强丁、陈部队的政治工作，党又把一些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派到团、营、连去做政治工作。如冯洋舟到九团任特派员，共产党员鲁持久到九团二营任教导员，派康敏、权屹夫到九团任连政治指导员等等。参加县政府工作的有共产党员解蕴山，任民运科长。在民运科工作的还有任乐亭、刘亚南、陈蕴贤等等。杨友云任粮株科长。这些同志在党的领导下都为帮助丁、陈发展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并通过这些青年学生团结了上层、联系了中下展群众，扩大了丁、陈的影响。

（二）对当地的吃干队司令采取了争取、分化、瓦解、打击政策。许多吃干队被争取改编，吃干队司令成了丁、陈的团长、营长、连长。如魏县的杨二科成了九团的团长，马如合成了丁、陈的营长，花二庄的安xx成了丁、陈的连长，杨法贤成了他们的团长等等。后来这些人大部分投降了日军，当丁汉奸，有的被我们镇压了。平息吃干队，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三）在丁、陈的统治区，除李大磊同志领导的四区大队外，没有发展我们自己的武装部队。

对陈的部队，我们派去了一些党员干部，帮助他们建立了旅、团、营、连的政治机构，并都受我党的领导和控制。向士兵和农民群众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讲抗战必胜的道理，宣传抗日形势和胜利的消息，大唱抗日歌曲，演抗日节目，写抗日标语等等。鼓舞人民抗日情绪，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战争，支援前线。还宣传了官兵平等，制止了官打兵的军阀主义现象。

由于对党中央提出的执行统一战线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领会不够，害怕人家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没有单独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也没有在丁、陈部队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也没有对士兵进行阶级教育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这些主要是与这一地区党的领导干部受了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口号影响产生的右倾情绪有关。

三、第一次反共高潮，丁、陈走向反动的情况。

一九三九年春，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丁、陈也开始了反共。他们的抗日三大主张不提了，却提出了许多反动口号。如“全国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于抗战”。“精诚团结”。等等。接着是禁止政治工作人员唱八路军革命歌曲，禁止向士兵上政治课，暗搜政工人员的背包和进步书籍，降低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地位，制造政治人员和军事人员的对立，打击陷害政治工作人员。如权屹夫任八团七连政治指导员时，行军后住在一座大庙里，把枪挂在了墙璧上，外出散步，连里军事人员偷了权的枪，反诬权屹夫丢掉了枪，要陈明韶执行军纪，实行枪决。三旅政治部李一凡，陈镜三等为权据理力争，斗争十分激烈。陈明韶伪装为难的样子，提议在一个军政干部大会上讨论这一案件。会上，军事干部为一方，强调士兵丢枪按军法应该枪决，干部政工人员丢枪也应与士兵同罪执行枪决；政工干部为一方，强调枪挂在连部，偏偏权的枪丢掉了，内部肯定有鬼，要求深入调查，弄个明白。双方你来我往，斗争十分激烈。陈明韶借口民主，在大会上表决。因军事人员占多数，表决结果多数人赞成枪决权屹夫。于是把权扣押起来，准备枪决。事后因李一凡等同志多次周旋交涉，才把权放了出来。

因政工人员无法在陈部工作，冯洋舟脱离了陈部，接着(约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丁、陈下令通知一、二、三旅的政工人员一律到濮阳受训，到濮阳后，三旅政治部主任贺亦然离开陈部，其余人员都编入学习班，除少数忠于国民党的人任班长、排长、连长外，对他们不信任的进步青年不管原来任什么职务，都编成一般学员。训练中一律军事化，站队稍有迟到就要受训。在学习班并勒令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报出自已的政治身份。在这种情况下，除个别民先队员屈服于他们的压力进行了登记外，绝大多数都坚持斗争，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共产党员高静亭、张之光被八路军驻濮阳办事处要走。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罗士高、总救国会主任晁哲甫还没有离开丁、陈队，在训练班分别担任国际形势和民运工作课程。当时国民党员李克昌（参谋长）、吴冠军（三青团负责人）等反动人物都向学习班进行过反动讲话，我们都进行了坚决斗争。如在丁树本进行反动讲话时，由陈镜三同志带领大喊拥护他三大主张的口号，弄得他下不了台，吴冠军进行反动讲话时，我们咳嗽声一片，使他讲不下去，向学员道歉说:“讲话太长，影响了大家休息。”停止了讲话。因为我们这些青年都积极热情为抗战作了很多工作，他们找不出我们身上的大问题，没办法处理我们，只能在政治上施加一般压力。因为他们害怕我们这些青年，训练班五月结束后，不让我们再回部队做政治工作，而是成立了几个大宣传队，把我们统统编成宣传队员。鉴于已无法在丁、陈部队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密秘串联，纷纷准备离开陈部，这时恰巧日军进攻濮阳城，几个宣传队转移到城东二十余里的青龙头村，纷纷逃出陈部。我就是和权屹夫、鲁持久一块儿逃出陈部到冀南三专署干部学习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