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相州（今河南安阳）人。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和参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在仕途上，韩琦曾有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辉煌时期，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但无论在朝中贵为宰相，还是任职在外，韩琦始终替朝廷着想，忠心报国。 

一、为相十载，赞辅三朝

公元1058年6月，宋仁宗拜韩琦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自此，韩琦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宰相生涯。韩琦为相后，首先遇到一个大问题便是立储。当时，宋仁宗因连失褒、豫、鄂三王，心情沉重，身体一直不好。至和中又因患病，无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内外忧之。立储，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镇、司马光等人反复上奏，恳请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储之事仍未定下。韩琦作为宰相，对立嗣之事十分关心，他趁朝中事态缓和仁宗心平气静之际，建议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但仁宗当时仍期待后宫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后来，有一天，韩琦手拿《汉书•孔光传》对仁宗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太子。太祖为天下虑、福流至今，""愿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在韩琦的极力劝说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于嘉七年（1062年）八月，下诏正式立堂兄濮王赵允让子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韩琦宣读遗制，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的确立，韩琦赞辅应推首功。但韩琦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耀此事，不把功劳记在自己身上。

英宗继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因英宗非仁宗亲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为，而曹太后思想较为保守，加之个别内侍从中挑拨，致使两宫生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韩琦作为宰相，为缓解两宫矛盾，解决政治危机，费尽了心力。他一面劝说太后，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凯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英宗听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说太后，两宫关系渐趋和好。不久，曹太后撤帘还政，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政治危机被妥善化解。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韩琦作为宰相，又有考虑立储之事。他向英宗劝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同意，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神宗继位之后不久，韩琦辞相。

韩琦在为相的十年中，除在政治上的上述贡献外，在经济、军事、吏治等方面也多有建树，政绩显著。

经济上，韩琦尝试实行均田，把废弃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嘉佑四年（1059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遗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这次大规模的均田活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经验，在均田中，韩琦"选宫分诣诸路，"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韩琦还非常注重体察人民疾苦，嘉佑二年（1057年）八月，依韩琦之请，"置天下广惠仓"。韩琦请求诸路户绝田雇人耕种，收其租储存之，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嘉佑四年（1059年）十二月，韩琦又奏道："向曾陈监牧之弊，乞逐路坊监并诸军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听下户请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  取得了较大成绩。

军事上，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结果仅秦州（今甘肃天水）就得义勇156873人，其它如陇、仪、渭、泾、原、分、宁、环　鹿阝延等州义勇亦不少。征集义勇，既加强了边防军事力量，又可减轻冗兵之费效果很好。

吏治上，韩琦针对当时"三司岁以资迁而任不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修职事"的情况，大胆改革，"乃择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 力求改变那种只求作官，不修职事的状况，提高行政效率。

韩琦在朝期间，还非常重视选拔和爱护人才，他认为大臣的进退，"实系天下利害，"劝宋英宗应"以此为先。" 他曾提拔和举荐过许多贤良俊士，如苏洵、欧阳修和苏轼、狄青等，都曾得到韩琦的赏识和重用。

韩琦为相十载，上定国策，下抚百姓，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 宋神宗评价他："维公奉仁宗诏，立皇考为皇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被英宗顾立朕以承祖宗之绪，可谓定策元勋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当然，在韩琦为相的十年中，既没有其前庆历新政那样急风暴雨改新，又没有其后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他守成多于创业。但这些与北宋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关，稳定政局是韩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韩琦的主持下，北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也正如《韩魏公集》序言中所说："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 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