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廷恒把修志看成是展示地方官从政之才的一种好形式。程廷恒在完成《呼伦贝尔志略》的时候，当时代行黑龙江省省长职务的于驷兴便评价程廷恒具有“远到之才”、“经事之略”。（于驷兴：《呼伦贝尔志略》序）于驷兴认为，不能把《呼伦贝尔志略》仅看成是一部地方文献，而是程廷恒从政思想的凝聚和政治志向的展示。尽管他主持编修这么多的志书，仍然不自满，谦虚地将所修志书名称标为“志略”，“其详其审，概可想见。”（朱庆澜：《呼伦贝尔志略》序）。
黑龙江通志局自清末创办以来，特别是民国改元以后，虽然几修几辍，人员迭有变化，但从总纂到诸纂修当中能诗擅书者却不乏其人。诸如张朝墉、程廷恒、魏毓兰、张延厚、张伯英等人，或以诗名，或以书名，而其中三张则是诗书俱佳。修志过程中，他们以诗传递友情，以诗激励修志，堪称志苑诗坛一段佳话。程廷恒随着职务的变动，又由主持县志的编修，开始了主持省志的编修。民国14年（1925）程廷恒任黑龙江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政务厅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编纂工作，主持编纂《黑龙江通志》的任务自然落到了程廷恒的肩上。于是他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和通志局的各位编纂建立友谊，搞好关系。黑龙江修志屡修屡辍，有的携稿而去竟无人追问，程廷恒上任了解情况后宁肯出资也要将稿追回，克期督修，以身作则，鼓舞了诸位和分纂的干劲。使修志工作一度出现了新局面。丁卯（1927）春暮，程廷恒于政务厅长任内虽然没有完成《黑龙江通志》的编纂任务，但却为后来《黑龙江通志》的最后成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14年朱庆澜任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时，设黑龙江通志局于黑龙江省图书馆，朝墉受聘为纂修，曾纂《黑龙江物产志》12卷（一说13卷）。1916年朱庆澜因故离江，局长涂凤书，总纂史锡永及纂修张朝墉、黄维翰等随之离江。此时正值衰秋九月，张朝墉写下了《留别龙沙诸旧好》的诗章，发出了“冰天雪海愁为客，笔冢墨痴困此身，老拙未精酬世学，米盐深愧在官贫”的人生慨叹。离开塞外的人生驿站又到哪里去呢？“桃园何处真难觅，离却龙沙再问津。”如果暂无去处，那就回四川老家吧。“宾鸿若问家何在，白帝城西一草堂。”史锡永在与志坛好友分别之际也步张朝墉原韵写下了《和白翔还川留别韵送行》的诗篇。1925年，时任黑龙江政务厅厅长的程廷恒主修《黑龙江通志》。此时，民国元年（1912）便来黑龙江的报人魏毓兰也在通志局任编纂，程廷恒主持修志后，将他纂修的《呼伦贝尔志略》送给在通志局工作近20年的老编纂人员魏毓兰一部，魏毓兰以诗相谢：“《呼伦贝尔志》，筚路启遐荒。民物供搜集，山川为发皇。穷边传政绩，余事到文章。省志还相待，岿然国史光。”这是对程廷恒纂修的《呼伦贝尔志略》的赞扬和对其主持编纂《黑龙江通志》寄予的莫大希望。黑龙江修志屡修屡辍，有的携稿而去竟无人追问，程廷恒上任后宁肯出资也要将稿追回，使修志工作一度出现了新局面。通志局诸同人，一旦共事，皆不忘故交。修志之余，通志局同人还时常参加一些诗社的雅集、宴饮，此外，凡遇乔迁、生子、寿诞，相互之间一般都有诗相贺。纂修陶炳然原来无房，与韩朴全在一起居住，后来搬入新居时，魏毓兰曾写诗表示祝贺。其中有句云：“边城廿载老风沙，觅得幽居便作家。韩翊多才能共住，晏婴近市不妨哗。当门种柳垂家范，闭户著书阅岁华。”这既是对诗友赠诗的答谢，又是对他秉笔修志的殷切希望。就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字里行间充满着乐观精神。丁卯（1927）春暮，魏毓兰在复程廷恒来书催问省志纂修情况时写道：“赖有鱼书亲手翰，还将麟史话心传。”对魏毓兰志友诗友之情程廷恒铭感在心，步其原韵写道：“花骢陌上缓归鞍，羌笛春风忆昔年。却喜少陵诗句好，快从白也醉中传。交情厚似荆山玉，世事颠如大海船。珍重董狐留史笔，声华遥听鹤鸣天。”这既是对诗友赠诗的答谢，又是对他秉笔修志的殷切希望。
通志局总纂张延厚57岁生日时，局中同人载酒去为张延厚祝寿，被其以病为由婉然谢绝，只收下了魏毓兰等人写的贺诗。为了向同人表示感谢张延厚步魏毓兰原韵赋诗回赠：“秋光侵晓拂山庭，多谢瑰词宠客星。驻景有方苏病骨，练颜无术制颓龄。阳城书少思求隶，贡禹家贫但守经。唤作黄杨差可喜，半生数润只余青。”
1929年，万福麟任省政府主席，重新开局修志，聘请铜山张伯英出任通志局总纂。张伯英到了齐齐哈尔之后，见到了前此二年重来黑龙江的原通志局同人、老友张朝墉，此番重组班子虽然未有张朝墉，但他毕竟为《黑龙江通志》的编纂作出过贡献，同时又是多年旧雨，老友相见，分外高兴。张朝墉以《高墩远眺》见示，最后两句是：“卅年鞍马仓西路，泥壁依稀醉墨存。”（《己巳集》）岁月无情，往事依稀，献身边城，人已垂老。张伯英和道：“重重沙碛若围垣，投老长征历朔藩。衣上尘留系国土，车中语杂胡声喧。春深不见新花发，野迥犹多旧烧痕。忽忆故人辽海曲，一缄千里远相存。”（《小来禽馆诗草》）这一年正值张朝墉70岁生日，张伯英赋诗祝贺：“蜀江诗老远闻声，手执龙沙有故情。万里辞卿同作客，十年长我合称兄。胸无城府宜身健，耻以文辞博世名。浩浩兵尘未苏息，中原南望气峥嵘。”（同前）张朝墉和诗以谢。
伯英、朝墉二人唱和之诗，一是以景抒情，一是以事抒情。是年因中东路问题中苏双方摩擦开始，黑龙江形势愈加紧张，所以诗人的心情都比较沉重，特别是张伯英的两首诗苍凉之中透出雄浑与悲壮，其中尤以“衣上尘留系国土”一句为佳，爱国之情喷薄而出。“春深不见新花发，野迥犹多旧烧痕”，看似写景，实是抒情。后一首更表现出了伯英为时局不稳，形势多变而忧虑不安。二诗意境深邃，志存高远，均高于半园之作，也远胜于通志局其他同人之作。
正因通志局中有如此之多有文化修养的总纂、编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志的质量。虽然时局动荡，人事多变，《黑龙江通志》的编纂前后经历了近40年的时间，但最后终于完成了《黑龙江志稿》的编纂任务，使黑龙江保留下来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要完成一部完备的志书乃是程廷恒的毕生愿望，终于机会来了，在抗日战争前夕，曾到河北省大名县任令，应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之聘，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纂修《[民国]大名县志》三十卷。大名县为古邑，夏虞之处属覃怀之地，汉时大名为元城之贵乡。五代汉乾裕元年（948）改贵乡县置大名县，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北宋熙宁六年（1073）废。绍圣二年（1095）复置。政和六年（1116）移治南乐镇。金复还故治。元至元九年（1272）又移治南乐镇。明洪武初废，三十一年（1398）复置。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移治现址。县志始自清康熙十五年（1676），由王逢五纂《[康熙]大名县志》二十卷；继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由李棠纂《[乾隆]大名县志》四十卷首一卷。程廷恒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乃继《李志》而作。于民国三年大名县由元城、魏县三地合并而成。修志时不我待为照顾这一历史情形，对原区划分别以中、东、西三区相称。在编写上，又时为了方便，亦分别按区记述。是志卷首收录旧志序多篇，可了解是邑修志沿革。并载当时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民政厅长魏鉴和、程廷恒三幅照片。下分二十门七十六目，近百万字。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有宣鹏飞撰后跋略云：“甲戌冬，大名守程守初（廷恒）先生以所修县志付诸剞劂，而以校对之役相属。全志计二十门，分类七十有六，都三十卷。凡百万言鸿篇巨制。县志之大观也。工始于甲戌冬十一月杪，迄今年三月而厥功告蒇。”附载堪误表。
地理志沿革一门，详述三县历代沿革、合并原委、办法、合并后的纷扰及民国二十年魏县、元城相继掀起的复县运动之情状；职官、人物二志记录各种人物数千名，几占全书近半，对一些历史人物尤详。并有体例，先列目次、人名、物名，后记内容，颇便查阅，可说记人文地理为是志书的重点部分。程廷恒著的《大名县志》记载：邓台村原名“邓堂”，后改为“邓家台”。“在民国十八年时，邓家台属第8区第36乡，有123户715口人。”“该村形状如台，遂改称邓台”。近年来经过寻访考证，台湾已故歌星邓丽君的祖籍就在邓台村。《艺文志所收录记事文，如王世贞《建忠考祠碑记》等甚丰。是志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时代特色特设党务志，记国民党党务活动情形甚详，并列党人姓名多人。兵警团志记载自周至民国间，大小战乱百十二起。收录民俗颇为独到，不仅载录礼仪民俗与岁时民俗，而且尚有民间文艺与民间语言，有别于它志。尤以进步倾向明显著称，收录破除迷信活动的记述，甚为可贵。如在丧礼内附载范鉴古《论人死报庙之谬》一文。在“民间语言”里，所收俗语有“靠山烧柴，临河吃鱼。”“害人如害己”、“娇养无义儿”、“求人不如求己”等。在“民间文艺”里，收录大量民谚民谣，内中多有积极向上者。如：“花椒树，格针多，俺娘打我不裹脚。（斥裹脚之弊）”；又如“鸦片烟，真可恨；上了瘾，倒了运。家中银钱全花尽。……只落个河中跳，井里奔，亲戚朋友全不问，狗腹以内出了殡。”甚至有反映阶级矛盾的内容。如：“饿死饿活，不在财主家做活。早饭喝的没米糊涂，午饭吃的没豆窝窝，晚饭下叫几粒米，扎个猛子摸不着。”又云：“叫声雇工莫偷闲，快快割草去磨镰。多些好草你不割，偏要割那杜李酸。大牛不吃小牛看，骂声雇工太不贤。雇工回言莫轻贱，因你没有好茶饭。一斗谷子半斗糠，蒸的窝窝生翅膀，一飞落到杨树上。叫声窝窝快下来，饿的我雇工甚心慌。”可说是志资料丰富，堪称民国间的佳构，也可说是程氏所修志书体例最为完备的一种。
程廷恒一般地方任职都是两三年时间，最长也不过4年。他之所以每移官一处，都能积极主动地修志，这同他对方志有独到的见介所分不开的，对方志理论多有阐发。
首先认为修志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方志的“资政、教化、存史”功用，正如程廷恒所说：“里乘所登，轩所采，不出户庭，而利病得失，数计烛照焉。”（程廷恒《呼伦贝尔志略》序）
其次，以修志为己任，他真正把编修志书当成了“官职”、“官责”。他认为修志是守官的不可推卸的职责，从政的必须，施政的依据。不修志，便不能全面地了解民情、反映民情；不修志，便是失职。所以他每到一地都把编修县志当作急切追求完成的工作来抓。程廷恒认为“为政有宏观，当务其大者远者”，而编修志书便是规模深远意义重大的大事要事。
再次，是以修志是为了激励守土之官励精图治、奋发有为。（袁金铠：《呼伦贝尔志略》序），程廷恒每到一处，便“便采风询俗，不敢言巨细之靡遗，而对于古今中外之兴废乘除，则务孜孜然，悉心搜讨，闻见所及，辄笔之于书。”（程廷恒《呼伦贝尔志略》序）
总之，程廷恒在近代方志事业上是颇有建树的，应大书一笔！
辛亥革命网 2012年01月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