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桂云，男，1932年4月生，原籍文登市，现居青岛市，原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1992年离休，高级经济师，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社区公益之星。
纂修志书之举是规模深远意义重大的大事要事，往往是做为一个地方官的政绩而载于史册，人们把修志看成是展示地方官从政之才的一种好形式。程廷恒以勤于纂修地方志而著称于时。
著名方志学家程廷恒，于清季与民国初年，在东北地区和河北省任职时，颇重地方志事业，每到一地必有修志之举，曾于清宣统三年（1911）至民国二十三年（1935）间，纂修《抚顺县志略》、《宽甸县志略》、《复县志略》、《呼伦贝尔志略》与《大名县志》等五种地方志，可谓勤于修志事业。
程廷恒，字守初，江苏昆山人。据《广平程氏谱略》得知：其始祖为程民则，世居安徽休宁由溪村，四世孙启龙，于清初由休宁迁居江苏昆山，始为昆山先祖。（程廷泰等纂修《广平程氏谱略》不分卷，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一册。程廷恒纂修《广平程氏谱略》，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廷恒清季由附贡生于从清宣统三年（1911）至民国14年（1925）宦游奉天、黑龙江两省，历任抚顺、宽甸、安东、复县县知事，1921年至1922年间，任呼伦贝尔督办兼交涉员、龙江道尹、黑龙江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于1935年后，在河北任职。
程廷恒是注重地方文献的，于民国二年调任宽甸县知事时，曾撰《永安桥命名文书》就是例证。1913年，抚顺县知事程廷恒主持修建永安桥时，由于得到日本满铁抚顺炭矿的一些“资助”，日方出于侵略扩张的野心，坚持用日俄战争时侵入抚顺的日本“四国军”的名义命名为“四国桥”，此议遭到抚顺爱国民众的坚决反对。1913年，抚顺县知事程廷恒给满铁抚顺炭矿长米仓的《永安桥命名文书》中写道：“本知事以桥名四国桥与现实不符，当经呈请奉天都督另定名称，兹奉回文，已定桥名曰永安”。到1932年11月，日人在将永安桥改建修复时，平顶山惨案刚刚发生两个多月，日本侵略者为了安定民心，才没有更改桥名，仍称“永安桥”。又云：“抚顺浑河大桥业于四月一日开工……已定桥名为‘永安’……中华民国二年（1913）四月五日”。（该“文书”在渡边三三《抚顺史话》书中有全文。）渡边三三于1938年出版的《抚顺史话》中“永安桥”一节中也明确写道“大正二年（1913年），按中国方面的要求，此桥命名为‘永安桥’，桥额由当时的奉天将军张锡銮书写，桥北立有程廷恒撰文的‘永安桥落成碑’”。
1918年，著名中医潘玉魁辞职还乡，时值复县霍乱流行，县知事程廷恒之女染病，危在旦夕，潘玉魁施用“理中汤”一剂见效。程嘉其医术，赠以“一剂起生”亲笔条幅。1919年清明节，精明的复县知事程廷恒带头倡导植树，给该地树立起绿化之风气。
最著称者：当是程廷恒每到一处，以修志为己任，皆有创修方志之举。程廷恒还在复县志序里写到：“清光宣间，廷恒以一末僚，历官抚顺、宽甸、安东诸县，而县皆无志。廷恒辄不自揆，冀效区区所在，甄录丛残，凡其图籍之所陈，山川之所界限，文字之所载述，谣俗之所宣播，耆老之所传闻，方物之所留贻，于古今沿革中考核加详，各著新志，以事见人，非敢备掌故也，亦将窃附于古之从政君子云尔。”除安东因任职时间短，县志未能修成，龙江道亦因任职时间过短，难以编修道志，其余各地志书均脱稿完成，并统称以“志略”。在地方官当中这样坚持不懈地编修志书，而且基本都能告竣，确实是不多见的。后来在河北省任职，曾为河北省修一部《大名县志》，成为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的志书。
程廷恒修的第一部志书则是《[宣统]抚顺县志略》。抚顺在辽金时代属东京道贵德州辖地。明洪武十七年（1384），为防御建州女真的袭扰，在高尔山下修筑“抚顺城”。二十一年（1388）始置抚顺千户所，属沈阳中卫，统辖于辽东都指挥使司，为明与建州女真通商之地。后为女真占据。清康熙四年（1665）后，属奉天府承德（沈阳）县。乾隆年间设抚顺城守尉，为军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划承德县东部设兴仁县，属奉天府。三十二年（1907）移治抚顺城，更名为抚顺县。宣统元年（1909）治千金寨。廷恒宣统二年二月任职。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谢兴尧著录略云：“以抚身本为承德兴京附属之地，设治未及四年，前迹已渺，无可稽怔。前任赵宇航为抚身知县时，即搜讨故实，编辑成书。廷恒继赵之后乃以余暇从事摭拾，遂成抚顺县志略一部。全书不分卷，其体例依通志略之例，立建置、官制、氏族、宗教、风俗、胜迹、人物七略，以录其实，又依史记年表之例，立经纬气候、疆域、山川、籍业、村屯、户口、居留、岁出岁入、货币、警察、分区及官弁、司法、比较、学校、矿产、交通、物产十五表，以导其源，其风俗、胜迹、人物三略，本拟删除，继思此三篇，乃人民之智识与古今之兴亡所系，因姑存之。是志体例，虽不符地志，然追仿史汉，尚能自创，不袭旧辄，实有足多，惟只有表、略，不列志、传，遗漏亦在所不免。”此录所载修志情形，多据廷恒宣统三年七月志序所言。程序还对方志理论有所阐发：“古之史也，辩道；今之史也，耀文。”指出：“县志亦史之一体也。”又云：“近有师承欧西，专取源流、疆域、政绩、山川列表于篇，以为调查统计之书，则可要非史之正式也。”说明，作者既主张志为史体，又要结合当代，采用新式统计列表的方法。所以，是志共有二十二类，而列表即有十五项。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强调修志乃是尽守土之责，对修志“不能漠然视之。”尤注重志书的资治与存史功用，又“恐以后征古者无所考征。”因次，尽管在乱世，仍能坚持完成修志任务，实是不易！在风俗类后附土语，对于研究近百年来抚顺方言的演变，颇有帮助。政绩表中，详细记载了光绪而十八年（1902）其月至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间，抚顺县政界人事变动、机构设置及变化等有关史实。是志是以文字与表格统一组成，为清季方志体例中独具特色的一种，介于县志与乡土志之间，比县志略，而比乡土志繁。有石印本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