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裴万青同志是一九三九年底，在国民党孙殿英的新五军第四师第十一团三营十连认识的。当时，裴万青是三排八班的班长，我是一个不满十六岁的新兵，也是八班最小的一个。我们一见如故、亲同手足。他长我八岁，我把他当大哥哥一样尊敬，他把我当小弟弟一样关心爱护。他原是北平丰台西吕村的—个流亡学生。他参加新五军后，曾参加过我党在第十一团的政工人员举办的政治学习班。所以他对爱国青年有着特殊的感情。
那时，国共两党正处在第二次合作时期。裴万青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影响下，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有较明确的认识。他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战，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搞磨擦，破坏两党合作。他经常给我讲打不走日本鬼子，谁也安宁不了的团结抗战的道理。我曾问过他：“我们修的碉堡，枪眼为什么都对着八路军的防区。”?他非常行气愤的说：“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积极抗战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是深入人心的。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搞磨擦，使不得人心的。”我说：“我是不堪忍受日寇的蹂躏和亡国奴的生活，才出来打鬼子的。谁知烧香没有找对庙门，抗日没有找到真正的抗日队伍。”他安慰说：“你不要着急。你认识营部的罗兴洲(地下党)吗?”我说：“认识。我们二十多个青年去年(—九三九年)十二月，来到三营营部时，是他接待我们的。我和他接触虽然只有半个多月，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待人和气，热情诚恳，给我们讲了许多我们没有听过的抗日道理。”裴万青说：“罗兴洲同志很关心你们这批青年。他计划一有机会就把你们送到抗大去学习。到那时你就找到真正的抗日队伍了”。我听后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多么希望能早日踏上抗大的校门呀!
裴万青同志不光在政治上关心我，在战斗中也百般爱护我。当时，新五军第四师第十一团的防区，在山东省林县罗圈、正面一带，离平与铁路很近。王天祥团长，因与我党早有关系，我党还应王的请求派政工人员帮助十一团建立了政治机关。王在我党的影响教育下，经常率领部队，在平汉路上破击铁路，割断电线，攻打碉堡城镇，打击日寇的疯狂气焰。加上他学习并采用了我军的政治工作方法，比较注意群众纪律，深受当地群众的赞誉。当地绅士还有为王天祥立碑铭志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裴万青同志在每次战斗中都表现得很英勇。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九四0年春，攻打淇县的战斗，那是一个夜晚。因我刚到部队，参加攻打县城的战斗还是第一次，缺乏利用地形地物掩蔽自己的经验，当敌人的子弹像雨点般从城头上射来时，他就用手很压我的头部，让我卧倒。对我进行掩护。
一九四一年夏，有一天裴万青同志在站岗时对我：“自蒋介石一九三九年掀起反共高潮以来，孙殿英就撕去了他伪装进步的面纱，日趋反动。他排挤我党派到新五军的干部，如邢肇堂(进步人士)、靖仁秋(共产党员)等。对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抗日积极，争取伪军工作出色。部队发展壮大很快(当时十一团已拥有—个师的兵力)的王天祥，不仅不晋升为师长，而让无功的刘月亭升任师长，更恶毒的是用金钱收买王天祥的炊事员，在饭菜中下毒，企图毒死王天祥，并把他的部队强行编散。当王天祥从我地下党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加上炊事员向他告密)，他非常气愤，决心率部起义，把部队拉到平汉路以东，投奔解放区，我们要有要有的思想准备。”
一九四一年八月，王天祥通过我地下党请示朱德和彭德怀老总批准后，即率部出塔岗、邢门两山口，浩浩荡荡向东挺进。当部队越过平汉路后，发现前面有日伪军堵截，后面有孙殿英部队追击，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王天祥被迫在安阳县辛村集，吕村集等地，组织了几场恶仗。部队打的很英勇、顽强，打死打伤很多日伪军，缴获不少武器弹药，还活捉了二十多个鬼子，其中有安阳伪道伊顾问福田利。鬼子兵被活捉后，死也不肯跟我们走。我们只好砍些柳树枝绑成担架，抬着他们走。沿途群众见到被活捉的鬼子，都咬牙切齿，怒不可遏。有的要求千刀万剐他们，有的老太太往他们脸上吐唾沫，用嘴咬他们。说什么，你们这些十恶不赦的，也有今天呀。部队官兵目睹受害群众的仇恨心情，更加激起自己抗战的决心。同时也为打了胜仗，活捉鬼子而自豪。
仗是打胜了，但起义部队的伤亡也很大。加上天气炎热，伤病员得不到治疗和安置，部队给养得不到补充，一时间处在弹尽粮绝的地步。这时，裴万青同志，不仅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而且很注意群众纪律。如我们班在连续行军作战中，吃不上饭，他就从老乡那里买来些甜瓜、菜瓜和豆角等，给大家充饥。当部队进到伏阳县谷头村时，在日伪步步进逼，我们又与八路军失去联系，得不到接应的情况下，国民党高树勋的新八路，在柳下屯一带又把我们包围了起来，因王天祥与高树勋有在西北军的旧关系，就被迫接受了高树勋委任的三十九军团第五师师长的官衔，以便再作他图。但在王天祥去向高树勋表示谢意时，高却出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蒋鼎文的密电，电文称：王天祥违犯军法军纪，率部叛逃，应该立即就地正法，把部队强行编散。王天祥无奈，只好召集全体官兵挥泪讲话，他说：“我对不起弟兄们，我违犯了军法军纪，现在只有听高部安排了。”王天祥从此失去了自由，起义宣告失败。
王天祥被高树勋软禁后，起义官兵都义愤填膺，愤愤不平，部队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仁户。有的不服气，主张和高树勋部决一雌雄，突围出去。有的就趁混乱之机离开了部队。正在此时，我和裴万青同志，在村头碰上了罗兴洲同志，他对我们说；“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我要到解放区组织新五军暂四师收容站，专为接待不愿接受高树勋部改编的官兵。你们还要在这里委屈一些时候。要揭露高树勋消极抗战和共产党搞摩擦的阴谋，鼓励爱国官兵逃亡，瓦解高树勋的部队。”我们俩出于平时罗兴洲同志的好感，就很愉快的听了他的话。
罗兴洲同志走后，起义部队就被高树勋给编散了。裴万青同志被编到新八军二十九师二团一营机枪连当班长。我被编到新二连六班当战』二。我们就根据罗兴洲同志告别时的说法，利用裴万青同志当班长的条件，在他带班查哨时，互相交流个自所在连队官兵的思想动态，鼓励官兵逃亡。我们发现高树勋部的高级军官，都在长年苛扣军饷用来做生意赚钱。下级官兵因长年得不到饷银，非常不满，矛盾很尖锐。很多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消极抗战也很有意见。加上派系斗争严重，军心很不稳定。我们就利用上述矛盾，不断揭露他们，瓦解他们。我觉得裴万青同志的消息特别灵，知道的情况特别多。有几点至今还能回忆起来。如说：“王天祥被高软禁后，就和他的随员张蔚林同志每天在街上遛马玩，以麻痹高树勋，趁高部不防备时，就逃跑了，现已逃到解放区了。”
又说：“高树勋为保存实力和地盘，竟去讨好日寇，把王天祥部队活捉的二十多个鬼子，交还了日本侵略军，日寇为此还奖给他伪币20余万元。
裴万青同志还说：“国民党贪污腐败，喝兵血成风，根本不顾士兵死活。孔祥熙的二小姐结婚，一份赔嫁的价值，就足够装备四个正师。云南省主席龙云，因没有及时放蒋介石运往国外的金银，竟被撤了职等等。”
上述消息每十专出后，不仅激起了王天祥部队官兵的愤怒，而且高树勋部队的一些有爱国心的官兵，也感到气愤。于是都纷纷逃离高部，有的还带走了枪支武器。高树勋为了制止逃亡，经常召开大会，把抓回来的逃亡官兵，当场宣判枪毙。并说：如再有敢逃跑者，抓回来就是这个下场。“企图杀一儆百。但是，事与愿违，越杀逃亡的越多。加上一九四二年日寇实行疯狂大扫荡，高为保存实力，竟采取不抵抗政策，节节南撤，企图苟安于黄河以南，结果逃亡减员更加严重。如我所在的二连，原有一百多人，但到黄河时，就只剩下十八个人了。又如机枪连，不仅士兵逃亡的很多，而且连长都逃跑了。就在这时，我又和原王天祥部的王明正，王秀山和原高部的薄其功、郝昌明、李小辛等六人，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利用青纱帐的掩护，逃出了虎口。这样二连就剩下十二人了，可以说基本上给瓦解了。
我们逃出高部以后，因裴万青比我早逃出半个多月，我们俩还与罗兴洲同志都失掉了联系，就只好回家打听他们的—卜落，等待他们的消息。
一九四四年八月底，忽然接到裴万青同志从内黄县牙里集给我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汝渠(当时我的名字)小弟，你如在家的话，请立即来习：：里集，有要事相商”。内中还说：“王天祥、张履亭、陈济黎、张蔚林都在大明。王天祥任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张履亭任突击团团长。我在牙里集任区长，我们很想念你。”我一看老朋友都在一起，又组织了军队，心想一定是又要组织起义了，感到特别高兴。因此，在接信后的第三天，把家里稍作安排就动身了。
我到牙里集后，裴万青同志，热情接待我自不必说，区上的人听说是区长的好朋友，无不笑颜相待。当晚，区长的夫人回娘家去了，我们就在他家里同枕畅谈了四、五个夜晚。我们除畅谈别后之情外，主要谈了国内外形势，认为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畅谈了一九四一年起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从客观看，是在日伪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又和八路军失掉了联系，未能得到及时接应。从主观看，高树勋把我们包围以后，王天祥轻信与高树勋的旧关系。没有下决心、突围冲出去。还淡了下一步的设想，裴万青同志说：“你来了，我们的工作又增强了力量。现在日本鬼子快完蛋了。但他们对王天祥军长、张团长却产生了怀疑。突击团出城活动，他们都派部队加以控制和监视。最近又强行解除了王军长的职务，派大汉奸刘昆接任军长，谭松甫任参谋长。为防不测，突击团要随时采取应变措施，准备起义。当前，我们要做好征粮、征款工作，要千方百计多给八路军送些粮食，以支持抗战。我已向张团长报告，有两次送辆车，都在半路被八路军劫走了。张履亭团长听后没有怪罪我们。你先在区上住一段时间，过些时候再去看望张履亭团长。你可以到外边走走，了解些乡俗民情和群众对抗日的反映，也可以帮助区上人做些事。了解些工作情况。或者在客房看看书练练字。总之，在群众面前要自然大方，言谈要谨慎，万万不能大意。”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下旬，裴万青同志有一天对我说：“王军长被解职后，就和他爱人陈秀林，还有张蔚林陪同一起去北平了。现在冀鲁豫军区已派陈济黎同志把他们接到解放区了。我们明天就到大名去看望张履亭团长，你就以团长好朋友的名义，在那里做客，专门负责和城外联系。”
我和裴万青同志到大名后，受到张履亭夫妇的热情接待。并畅谈了一九四二年以来的别后之情。饭后张蔚林团长向高玉振副团长介绍说：“李汝渠(这是我当时的名字)是我在新五军时的好朋友，要给他安排一个适当的住处，很好的照顾他。”高玉振副团长很热情的把我安排在团部楼上一个单间房里住下，并说：“你有什么事，随时可有找我。”裴万青同志临回牙里集前，又特意对我说：“你每十天左右，就可以去牙里集催粮催款为名和我取得联系。张团长如有事，你要及时去牙里集通知我，千万不能误事。”例如突击团起义前，冀鲁豫军区派张蔚林同志来要的《大名城防军事兵力配备图》和十五天的“口令”，就是用上述联系方法，把裴万青同志叫回大名后送出去的。又如军区派张蔚林、陈济黎设法通知突击团张团长、杨安泰等有关人员，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晚上，去东门外沙堤村，接受军区首长和王天祥起义的命令的，也是按照上述联络方法，把裴万青同志从牙里集叫回来由他通知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下午，裴万青同志兴奋而严肃的对我说：“起义时间已经确定在一月十六日凌晨。接应突击团的部队是陈中民团长率领的八路军二十三团。我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和各城门取得联系，保证接应部队顺利进城，一会我就去看地形，你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组织团部家属，按计划撤出城外。我爱人曹淑彬到时就由你照顾了。行动时每人左臂上要缠一块白毛巾，以便自己人夜间好识别。”
一月十六日凌晨，起义的行动按计划开始了。起义部队和接应部队配合得很好。高玉振同志负责南门，按时打开了。一营一连的杨安泰排长负责东门。城楼上住着几十个日本鬼子，还有伪警备队和伪警察驻守。为了保证起义的胜利，杨安泰同志亲自带领战士冲到城楼上，把正在熟睡的鬼子全部掐死，同时解决了伪警备队和警察人员，顺利的打开了东门，使入城部队得以按计划进入各自的作战目标。上述行动都和裴万清同志的工作分不开，部队入城后，干净利落的解决了日军中队的其余部分和伪警备队、伪警察局，彻底摧毁了大名各伪组织和伪县署。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张蔚林、陈济黎二同志。利用他们对伪军部和城内情况比较熟悉的条件，在起义的当晚，分别带领八路军二十三团的八连和二连的官兵，英勇机智的包围了伪军长刘昆的公馆，冲入了伪军参谋长谭松甫的住宅，打死了大汉奸刘昆、谭松甫和日本特务吴寿彭，使伪军失去了指挥，保证了起义计划的顺利实现。
大名府解放了，突击团起义胜利了。这是我军里应外合攻取府城的一个成功的战例。据说王天祥同志在制定解放大名府的计划时曾说过：“大名府城古天雄，坚说守容易难强攻，战略攻心为上策，里迎外合定成功。”大名府的解放，不仅证实了他的预言，也证明了他为此所付出的心血。
突击团起义胜利后，部队浩浩荡荡，喜气洋洋开赴解放区时，沿途受到当地抗日政府和军民的热烈欢迎。当部队到达目的地一清丰县杨楼村时，当地政府和军民召开祝捷大会，并演出京剧《红毛老婆反徐州》热烈祝贺。当时有一个歌谣，男女老少都会唱。歌谣内容：“正月十六号正半月，八路军又把大名打，王军长、张团长，里迎外合打东洋、打东洋。”
祝捷大会之后，突击团即被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抗日游击第一纵队第一团。王天祥任纵队司令员、张履亭任团长、高玉振任副团长(不久调教导团学习)。张蔚林任侦察作战参谋。陈济黎任通讯参谋，裴万青任生活队列参谋(不久又调任第一营副营长)。我任团部警通班长(排级)，不久军区又派王焕如任纵队政委，周志远任团政委、张绍基任副团长。
部队改编后，即进入有计划的练兵和大生产运动。半年后，根据党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就投入了战斗。裴万清同志在起义胜利后，心情特别舒畅，工作特别积极热情，认真负责。不论在大生产中、还是在战斗中，他都表现得非常英勇。对同志也非常关心爱护。如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开展大生产中，因天旱无雨，播种困难，需要掏井灌溉，他就和大家一起下井挖泥，保证了春播。我记得我在井下挖泥时，被一块瓦盆片把左手腕的动脉血管扎破了，胳膊肿了半个多月，且经常发烧，而他每天都去看我，给我送饭。使我很受感动，生产积肥更加积极起来，并得了一等奖。
又如在打仗时，他总是把后勤工作做在前头，做到第一线，以保证战斗的胜利。特别是在和平解放内黄县东西也庄和攻打高唐县郭庄镇的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在我脑海中永难磨灭。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我团起义后，第一次奉命出征打内黄县东西也庄伪军据点。据点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下辖三个营，共一千余人。该团参谋长姓薛，是河北文安人。薛和王天祥同志是老关系，因此，纵队领导指示，要尽量争取和平解放，和平改编。根据纵队领导的指示精神，我团在拔除东也庄等外围据点后，对已孤立的西也庄就开始了强烈的政治攻势。经过一天多的喊话和投信等活动(包括动员伪军家属投信等)。据点内伪军即开始分化，并派代表出来商谈和平改编的条件，但他们内部有的不相信我军的政策，一时统一不起来。此时王司令员就派张履亭团长进城现身说法进行谈判，结果谈通了。加上城内吃粮吃水困难，第三天他们就表示愿意接受我军的改编条件。就这样一枪未放就解放了这个被伪军盘踞多年的据点。解决了当地群众的苦难。裴万青同志在这次战斗中，不仅后勤工作完成的很出色。而且还在前线和指挥员们一起，向伪军喊话，深受部队官兵的好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前后，我团根据党中央关于《对日寇最后一战》的指示，立即投入了战斗。在连克临清、夏津两座县城后，又奉命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共同攻打高堂县郭庄镇伪军据点。这是一个孤立的村镇，城墙上工事坚固，城外还有两道护城河，河内还有竹尖等。城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公约一千余人，我军在争取和平解放无效时，即决定武力攻取，九月七日凌晨，我军对该镇发起了攻击。部队打的很勇敢、很激烈，开始攻击也比较顺利。不料西南角攻城云梯被压断，战斗失利，护城河里伤亡较多。但这时天已大亮，撤退救护工作十分困难。我团指挥部设在城西二百米处的碉堡，已暴露敌人面前。团长命令我组织团直部分人员，给前沿运送手榴弹，作为撤退伤员掩护之用。同时命令城东部队不断组织进攻，以减少城西撤退的压力。刁<幸我和团长张履亭头部都受了伤，我被打晕在地，但伤势不太重。我们派人把团长护送下去后仍然继续坚持伤员撤退掩护工作。直到下午二点左右，政委、副团长奉命去纵队开会，回来路上我碰见裴万青同志，他正在吃干粮，我把前沿情况向他做了简要介绍就去开会了。而他听后，于下午四点就亲自到前沿阵地，组织抢救。城西南护城河外，有一条东西大路。路两侧都挖有护路沟。裴万青同志跳进护路沟里，把绳索扔到河里，叫伤员把绳子挪在身上，他用力向外拉，拉出一个，又拉第二个、第三个……越拉越有劲。当他拉第七个人时，因伤员伤势太重，无力配合，但是裴万青同志抢救伤员、抢救同志的心切，就探出身子向河里伸手拉伤员，不幸被敌人机枪发现，颈后部连中三弹，壮烈阵亡。晚上我随政委、副团长去纵队开会回来，听说裴万青同志为抢救伤员已经牺牲了，无不为之痛悼。第二天在全团进行战斗总结时，因裴万青同志是未到任的副营长，职务是这次战斗牺牲者中最高的一个，不少同志提出是否把郭庄镇更名为“万青镇”，以示纪念。还有同志提出他是一贯表现英勇的好党员(实际当时他是共产主义同情小组的成员，还未办理入党手续)。团党委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在裴万青同志追悼大会上，除介绍他的生平事迹外，还宣布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会后，把他的遗体埋葬在郭庄镇西南三里处的焦村。当时组织上委托我，要在适当的时候，把裴万青同志英勇牺牲的事迹和遗体埋葬的地方通知他的家属。为此，焦村村公所还给我写了一张盖有长戳的证明条子。这张条子，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北京亲手交给了他的大哥裴万成先生。关于郭庄镇是否更名的问题，因当时我团奉命立即开赴邯郸，参加邯郸战役等，就没有再议过。
裴万青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二年了，但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牺牲和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在我的心中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