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许宝善，大名县西关村人，县政协委员。先后任县文化馆副馆长，文教局副局长，文联主席等职。2002年退休。曾任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戏曲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邯郸（地）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大名县书法家学会副主席、名誉顾问，大名县诗词学会副会长。

1957年7月至1963年7月，我在母校——大名一中读完了初中、高中。这六年是风雨叠起，运动不断，极不平凡的六年。经历了反右派斗争；深翻土地，大办钢铁运动；反右倾斗争，大规模的勤工俭学活动；低指标、瓜菜代和历年不遇的大洪水。每当我想起这中学时代的六年生活，心中总平静不下来。我早该写点东西从某一个方面记录下来，永远不忘一中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和老师同学经受过的磨练。

反右派斗争

1957年7月考入一中。刚入校门，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校门、礼堂、老师办公楼、教研组、实验室、体育场、大伙房、小伙房、洗澡塘及规划有序的枣园、葡萄园、苹果园、菜园等，装点得整个校园高雅、文明、宁静。但时隔不久，大约是在1957年底、1958年初，一场风暴突然袭来——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一夜之间，教师办公楼和教导处、团委会、教研组门前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大都用一白纸、黄包装纸或旧报纸写的，有大有小，歪歪扭扭，有贴在墙上，有挂在走廊里，有放在地上。平时和睦相处的教师队伍骤然紧张起来。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新消息，什么“反对党的领导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啦”、“统购统销吃不饱啦”、 “群众锄地锄两头啦”等等，你揭我，我攻你，揭罢之后总不免要上纲说几句，“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等等。一时间，平静的校园沸腾了，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按当时的政策，学生是不允许参加运动的，所以当时我们只是默默地看大字报，有时新奇，有时惊讶，有时可笑，也不敢问老师，只感到神秘、紧张、压抑。老师见面只是点头擦肩而过，往日的说说笑笑气氛全然没有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矛头欲加集中在七、八位中老年教师身上。大概已经是内定右派分子吧，这些人集中住在一个大屋内，有专人看管，也不许回家。每天下午或晚上总是进行轮流批斗。或揭或吵，或惩或骂，火药味十足。记得有一天下午在会议室召开全体教师会，批斗一位回民老教师，吵骂之间还让其弯腰低头，钻桌子底下，最后将一顶写有“右派分子”的高尖白纸糊的大帽子给其戴上，紧接着一阵高呼口号“打倒右派分子xxx”等。我想，这大概就是“戴帽”右派分子吧！

已定性右派分子的教师，有一段时间就不允许再上课了。每天是在专政小组成员领导下，打扫厕所、清除垃圾、种菜、推水车、写检查。其他教师再不敢接近他们，学生见也不再喊老师了。这些教师总是默默地干，连他们之间也很少说话——言多有失，又是一顿批斗啊！

深翻土地

反右派斗争刚一结束，大跃进的号角又吹响了。这大概是1958年秋后吧。这一运动来势凶猛，在学校的突出表现就是学生停课，在老师带领下到万堤参加深翻土地运动。

那时思想政治工作是相当突出的。全校师生按部队编制成立了“大名一中深翻土地兵团”。兵团总指挥是当时一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黄友贤同志。下设连、排、班。我所在的初中40班属二营，营长是现在的西店中学任校长的张芳同志。出发前，每位师生自带一把新钢锨，一个行李卷。出发那天，军鼓领队，红旗招展，高呼口号，真是雄赳赳、气昂昂。兵团驻扎前屯村。那时的漳河套即现在的万堤片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走进河套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茅草，我们所驻的前屯村也被芦苇、沼泽包围着。翻地前，需先用镰刀把草割掉，然后再翻多年积水的沼泽地。芦根盘结，牛头淤土壤，又加上我们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困难是可想而知了。但是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谁肯后退一步呢？

务虚工作，当时是相当起作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向组织表决心，写血书“头可断，血可流，完不成任务不回头”。翻地的场面也是相当雄伟的。全校700多名师生一字排开，双手握柄脚蹬锨，像是起跑线上的运动员等待着发令。这时总指挥黄友贤同志一手拿小红旗，一手拿广播筒，站在师生很远的对面，一声高喊：“预备——开始！”，师生像是疯了一样，一个劲地翻。大约十分钟一个冲杀下来，师生巳是面色焦黄，气喘嘘嘘，汗流浃背。晚上回到住处，那个难堪劲是没法形容的。有的手掌流着血，有的鞋子蹬破了，有的直不起腰来，有的饭也不吃便和衣躺下。

最令人心惊胆寒的是：“放卫星”和“拔草鸡毛”。所谓“放卫星”是某营或某排向组织保证，每人每天翻地一亩或一亩半等，算是放一个小卫星，除战地动员外，就是加班加点。记得，我们二营放卫星时，晚上刚一有月色，便偷偷下地了，天蒙蒙亮时，已经干了三个多小时。晚上收工时，每人翻地1．3亩，还受到兵团表扬。所谓“拔草鸡毛”实际是一种斗，上工前，全营集合，营长训话．“今天必须争上游，每人翻地x亩。你不要再装了，装也饶不了你。完不成任务，就地拔你的草鸡毛！”这些威胁性的训话和那种场面，今天想起来仍毛骨悚然，汗不敢出。

然而战地生活也是有趣的。到了中后期，确实也锻炼出来了。放一个卫星下来，休息一天或一晌，我们便三五成群地到芦苇深处找野鸭蛋，有时一窝拾回十几个。兵团还办了一个“战地报”，写诗歌、写材料也是一种比赛，收工后，我们趴在铺上编写诗歌。初中39班女生谷玉玲（后考进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写了一首诗歌，登在战地报上。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姑娘低头擦钢锨，钢锨里面映容颜。一喜钢锨明又亮，二喜姑娘变了样”。

大约干了两个多月，直到踏着冰茬把麦子种上，我们才返回学校。

大办钢铁

从万堤深翻土地刚回校门，群众性的大办钢铁运动开始了。这是大跃进的又一方面，当时口号是，钢铁产量，赶美国，超英国。巳是1958年初冬了，学校仍然停课。铁矿石是从邯郸马头运回来的。学校又回收了一大堆废钢铁，在操场北边摆开了战场——一夜之间，垒起了大小不一的一群炼铁炉，当时叫“土法上马”、“小土群运动”。也不知怎么把焦炭、矿石和废铁装进去的，就点火烧起来了。夜间望去，颇为壮观：人声喧哗，风箱呼呼，炼铁炉上面冒着蓝色火苗。这时的师生完全沉醉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一连几夜不睡觉，吃住在炼铁炉旁。决心书、保证书、喜报一个接一个贴在教导处门口，以班为单位还排着队，喊着口号找校长表决心、报喜讯。记得，我们的班主任马德昌老师两眼熬得通红，风箱坏了，他把自己的毛毡揭下来，裁成半尺宽的长条，做传运带用，不讲一点代价，学生会主席王素英在理化实验室召开班干部会，我参加了。会议还没开始，有一半人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她没讲几句也靠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劳累劲是可想而知了。

大概是快到放寒瑕的时候了，也没见炼出来的钢铁，“小土群”一个个相继灭火了。几年之后矿石、焦炭、废铁和不规则的炉渣炼在一起的铁堆，还这一堆那一堆的放在那里。为了这堆废物，老师、学生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

宣传活动

伴随着深翻土地，大办钢铁运动，当时政治宣传活动是相继红火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写诗歌，二是刷标语。

记得，当时全国最流行，多少名家鼓吹的一首民歌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首民歌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心理，学校当然也跟着跑。那个吹劲，那个写劲，那个干劲，我现在是没法形容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校领导人员、全体师生，要求一夜每人写诗100首。并在学校小礼堂举办诗歌展览。以班为单位将选出的诗歌送教导处，然后由美术教师郑贤淳带领郭喜顺、李家祥等十几个人集中在小礼堂和洗澡塘进行抄写、美化，有的贴在墙上，有装订成册桌子上展出。当时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的干劲，一连几夜不睡觉，一个劲地抄写。我当时只有17岁，体重才70斤，同学喊我“东亚病夫”。郑老师看我瘦得难以支持，几次叫我休息。现在想起来，心中还热乎乎的。当时虽然写了那么多诗歌，巳全部忘记。有一首是黄校长作的，我用大字抄写的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在小礼堂门口搭了一个有两丈高的诗塔，四面全是抄写的诗歌，黄校长的诗写在了诗塔的正面。“跃进战鼓响宇宙，马列主义人人修，立志解放全人类，光芒四射照全球”。

关于写标语活动，1959年初从学校到机关各行各业都动员起来了。记得郑贤淳老师带领我们在现在的西边四排教宝的西山墙上写了16个大字“赤手空拳，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每个山墙上四个大字，是有一丈五尺那么高，白灰墙，红大字，很醒目。最令人难忘的是，按当时县领导的布署，郑老师带领我们到东大街写大字标语。那时正值春暖乍寒，手都冻麻木了，只好找些纸片、柴木在墙根下烤一烤再写。写的标语口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等，早饭也不回学校吃，大伙房送去些蒸好的玉米面掺红薯丝，大概是红薯冻坏了，又苦又凉。试想，冻了大半夜，再吃些冷食，那个滋味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

低指标，瓜菜代

1959年底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生活上实行低指标，瓜菜代。每人每天四两粮食，不足部分靠瓜菜补充。刚开始，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师生身体健康，如：早晨取消早操；停止体育课，不准师生参加体育活动，冬季晚上六点就熄灯睡觉，学校一切闲散地都分到班种菜，停止一切校内外劳动等等。但毕竟食不饱肚，没多久，老师中出现了浮肿现象，面色焦黄。当时政府有特殊照顾，凡浮肿者给一些付食补助，以解燃眉之急。1960年秋后，生活已进入极困难时期。那时家中不准有伙食，全社会实行食堂化，一斤红萝卜2元多钱。为了生存，从社会到学校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如：粗粮

细作，红薯点心，麦秸点心，淀粉点心等等，又不断开现场会，交流办好食堂的经验。就一中而言，将我所见所闻，就亲身经历记录如下：

1、那时大伙房在偏西北处，靠洗碗池南边的席棚下放着十几个大缸，秋后师生采摘了很多杨树叶子泡在大缸内、吃时洗净切碎后掺些玉米面、绿豆面或淀粉，做成菜团。蒸熟后又黑又苦又不烂，连猪食也不如。

2、现在的西未庄乡大韩道村在漳河套里种了几十亩白萝卜，学校和村联系好，让学生帮着出萝卜，菜叶归学校拉回。我们干了一上午，村干部看着我们怪可怜的，就在地头用白水煮了一大锅萝卜块，我们象过节一样，每人吃了两三碗。

3、当时学校西边是一大片空地，种了很多菜，总是有人偷。校领导让我们学生晚上轮流值班看管，没料到谁值班谁偷，小茄子还没鸡蛋大就偷去生吃了。

4、说来也怪，那年地里野兔很多。放假期间我常留校，团委书记史海泉、炊事班长陈俊岭就带领我们三十几个学生和青年教职工捉野兔。用白线绳织了三帖长网，足有六丈多长，看到大块空地就把网接着支起来，然后我们散去，围几十亩地一大圈子，手里拿着一米多长的木棍，边喊边集中。这时圈内有兔子就往没有人只有网处跑，一头钻进网内就出不来了，我们跑上去，用棍子打死。就这样，一天少则三、四只，多则达七、八只。回来后掺野菜包大包子吃，当时可以说是上等生活了。

5、1961年我已进入高一18班学习。班主任是王守璋老师（后换杨缦雯老师），他是党员，又是支部成员，从来不说吃不饱。我当时是班团支部书记，和他接触多一些，有一次我到他屋去，他正用砂锅煮红萝卜，见了我像是犯了极大的错误一样，急忙把锅和萝卜藏起来，并嘱托我千万别给别人说，现在想起来还哭笑不得。

上面是我较浮浅的回忆，对这些政治运动我不想多议论，只想在这运动中学校的状况较客观地记录下来，如后者读后能激励上进，那将是我极大的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