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涌现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种新事物,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具有长远的借鉴和警示意义。正如44年后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所提醒的那样：“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获取智慧和启迪，从而更好地把握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方向。”
人民公社的建立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主席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第一次提出搞人民公社。中共河北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制定了《关于合作化规划草案》，《规划草案》载：“当前农业生产飞跃的增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现有农业社的组织规模已经不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大发展迫切要求相应地调整生产关系。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把现在的小社合并成大社。……，根据它的性质和任务来看，实际上已经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为了形式和内容一致起见，可以定名为某人民公社。”同年8月25日，中共大名县委召开乡党委书记会议，集中研究大办人民公社问题，安排建立人民公社的大体步骤，要求8月底基本建好人民公社。8月31日中共大名县委发出《关于大力办好人民公社的意见》，撤销了24个乡、1个城关镇，成立了6个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即杨桥、万堤、城关、龙王庙、束馆、金滩镇人民公社，下设34个管理区。1958年10月魏县并入大名县，并县后大名县共12个公社；1961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六十条》体制下放的指示，全县12个大公社改为工作委员会，下设75个人民公社；同年6月魏县、大名分治，大名县6个工委下设39个农村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组织，公社下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公社建党委，设书记一人，副书记2～4人；行政上公社建管理委员会，设社长一人，副社长2～4人；公社下设管理区，建党的总支委员会；管理区下设大队，建支部委员会和队务委员会，队委会设正副队长、会计3～5人；生产小队建党、团小组，设正副队长和记工员各一人。1961年4月管理区撤销后，仍为三级，即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
人民公社在财务分配上，采取以下办法：（一）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扣留一般为40％左右，生产水平较高的社可以提高到50～60%，生产水平低或因灾减产的可低于40%；其余部分分配给社员消费。（二）各项扣留比例：农业税按常年定产，依率计征，以法减免；公积金5～12%、公益金1～3%、共产主义互助金1～2%、管理费02%、生产费20％左右。（三）工资和供给部分的比例，一般劳动工资部分占60％左右。（四）社员工资的分配，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产多分”的原则，执行“合理评级、死级活评”或“评工记分，按实作劳动日评酬”两种办法。（五）大办生产队的食堂，人民群众集体吃“大锅饭”，并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1960年根据中央指示，食堂逐步解体。
人民公社的畸形
人民公社产生于大跃进高潮中，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强调发挥“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运行中主要变现为：（一）大名县所有生产队都办起集体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二）社社建立炼铁小土炉，1958年全县炼铁2263吨（铁水铁）。（三）深翻土地，大办小麦、红薯、花生、棉花丰产方。（四）社社队队建起幼儿园、幸福院。（五）推行社员工资制，按职务高低、劳力强弱，评定级别，干与不干照发工资。（六）为夺取粮棉高产大搞养猪积肥，大搞以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七）大办工厂，1958年大名县办起了铁木联合厂、面粉厂、榨油厂、酒厂、副食品加工厂、水泥厂、砖瓦厂等15种行业7085个工厂。（八）劳力无偿大协作，物资无偿平调，以体现“共产主义风格”。
随着上述运作，逐步出现了畸形发展。（一）实行大统一、大协作，出现了“一平二调”，打乱了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1958年仅金滩镇公社一个社，就平调生产队土地7139亩、劳力12620人、大中型农具600件、猪羊774头（只）、砖瓦10万块、房屋1300余间，还有木材和其它物料折款60854元。（二）生产中强调“放卫星”，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1958年6月22日中共大名县委《关于抗旱播种抗旱保苗力争秋季丰收并积极准备1959年种麦工作的意见》一文记载：“（西马头）赵林青年队100亩玉米，要亩产5000斤，金滩镇乡5亩花生要亩产3000斤”。1958年9月5号中共大名县委《关于办好人民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向地委的总结报告》中写道：“全县种麦75万亩，保证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杨桥公社提出1959年种14万亩小麦，亩产保证3000斤争取4820斤；金滩镇、城关两个公社，提出保证亩产2500斤争取3000斤；龙王庙公社要实现万斤镇及五个万斤村（指亩产）。……。亩产50万斤、30万斤、10万斤的‘卫星田’社社都有。按各社的初步规划计算，明年总产小麦24亿斤，每人平均7000斤麦子，相当于‘一季顶五年’的产量”。（三）在生产上脱离实际“瞎指挥”。1958年9月9日大名县委《关于贯彻执行地委对当前生产的电话会议意见》一文中写道：“……，深翻地最低要达到1.5尺以上，不能动摇，丰产地深翻2～3尺、卫星田3～5尺，有的还要深。肥料要施足，底肥必须保证施到10～15万斤（注：指每亩施肥），丰产田要施到15～20万斤，卫星田施到30～50万斤以上”。（四）虚报产量，导致高额征购。1958年6月21日至30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会前各乡原报小麦总产7700万斤（注：按当时生产条件，此数字比较附合实际），有的领导人认为此数不实，在会上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结果小麦产量从7700万斤报到8700万斤，又报到10900万斤，又报到13275万斤。一个会议使小麦总产“增加”5575万斤，比原报产量“提高”了72.4%。虚报高产导致高征购，当时大名县普遍执行的是：在留足口粮（口粮标准为每人每天0.8斤—1.5斤）、种籽、饲料所谓“三留”之后，其它粮食全部交征购。由于总产量是虚数，完成征购后，“三留”失去保障，造成集体食堂不得不搞“瓜菜代”（前期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后来以植物秸秆、树叶、草籽代替）；饲料不足导致大牲畜连年下降，1959年大名县大牲畜为26588头，1960年降到21134头，1961年为18468头，1962年为17838头，直到1967年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整社纠偏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终于发现“大跃进”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问题了。
在1959年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恐慌，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制。”“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突出的现象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地外）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1953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宣布，即使在公社所有制代替生产队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之后，家禽、家畜、宅边树林、小农具、小工具，甚至于房屋——在大规模建设公共住宅以前——仍然归社员个人所有。毛泽东在觉察到钢产量指标的不现实之前，他已发现来自农村的报告和预测存在着大量虚假的东西。
毛泽东仍然强调人民公社的成绩是主要的，提出在继续大跃进的情况下纠偏。他说：“发生的缺点错误，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将“多快”二字放在首位的极“左”的路线仍旧得到维护；对于过高的生产指标只是作了适当调整；对纠正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这“五风”并未采取有效措施。第二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的文件草案。中央1958年底到1959年夏的若干次会议上，在原有的政策上作了一定的退让，把人民公社所有制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以生产队为基础)。
不过下面有一些官员看到中央态度有了一定变化后，他们却斗胆地比中央退得更彻底。超过了毛泽东所预想的纠偏程度，他们甚至搞起分田到户来。1959年夏季，大名县杨桥一带有几个村，率先把土地“包产到户”，但不久有关公社和村干部受到了上级的调查处理。
推行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
此后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全县各大队（村）、生产队普遍是出工“大呼隆“，干活“大歇工”，计酬“熬工分”，分配“一拉平”，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
农作物产量和人均收入低的可怜。全县粮食亩产1963年39公斤，1973年亩产95公斤；人们在生产队劳动一天的工值只有2、3角钱。
从1977年开始，大名县以万堤公社万北一队为标志的一些地方，试行“小段分工”、“单项经济作物责任到人，联产计酬”等办法。杨桥区片一些大队实行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责任到人“四定一奖”的承包办法，均取得较好效益。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尚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所以从领导到基层干部，对此顾虑重重，小手小脚，不敢大胆推开。河南、山东一些邻近村队喊出“要顶住大名这股“单干风”的口号。这样以来，推广责任制就又加上一层阻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大名县委主要负责同志经过学习文件和深入考察，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利于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增产增收，所以在几次调度会上要公社领导干部“放心领导群众搞责任制，如果错了，先处分我”。并以个人名义向全县干部群众发出一封公开信，号召群众分小片荒、搞责任制。从此，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在全县起步。当时责任制的形式有“小段包工”、“包产到组”、“两田制”（口粮田、责任田）等。
1980年9月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中发〔1980〕75号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县委根据这一文件精神，书记动手，全党动员，把传达贯彻文件精神，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大名县中心工作来抓。县委发出大发（1980）32号《关于进一步搞好生产责任制的通知》提出：“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不吃大锅饭，都搞责任制。”并组织大名县群众先后三次开展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大讨论，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干部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开。
搞责任制初期，由于没有经验，责任田过于分散，一户有多达十几块的，大不到1亩，小不到1分，不利于社员耕种；也有的认为责任田不是社会主义，心里怀疑，生产扑不住劲。针对此种情况，县委、县政府规定：承包责任田由生产队每隔三、五年作一次小调整，本着集约经营的原则，解决土地承包过于分散的问题。调整后一般户种二、三块、大者十多亩，小者一、二亩，方便了农民耕种。
从1980年到1982年由于大力推广生产责任制，仅仅两年时间，大名县农村面貌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人均分配水平为36.5元，口粮347斤，大名县有17个无畜队，68个无井队，430个无电队，不少生产队全部家当抵偿不了国家贷款。到1980年统计，社员生活水平达到62.4元，口粮达到384斤，大名县新购大拖拉机130台，各种农业机械设备2744台，新增大牲畜1031头，架高压线314华里。社员高兴地说：“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戏没少看，集没少赶，亲没少串，但分的粮食和钱却比过去多得多”。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专业化、商品化迅速发展，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专业户，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产品走向市场，走向社会。1984年大名县出现8910个专业户，其中：种植专业4397户，林业专业399户，畜牧业专业267户，渔业专业4户，工业专业573户，运输业专业105户，建筑专业55户，商业、饮食、服务业2986户，其它行业124户；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联合体316个。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民的家庭逐渐成为基本生产单位，人民公社体制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两级组织也逐渐瘫痪。为了适应新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管理模式，大名县根据上级指示，于1984年4月撤销了全县39个人民公社，改为乡镇政府。历时26年的人民公社，寿终正寝。
（本文参考资料：1994年版《大名县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