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永增,男,1942年10月出生,1962年10月参加并从事税收工作,2002年退休,曾任河北省国税局征管处处长等职,退休前享受副厅级待遇。
1962年,3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国民经济处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初级阶段。这一年我在邯郸一中高中毕业,经学校推荐到邯郸地区财贸干部学校进行税收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大名县基层税务所工作。
当时基层税务所比较艰苦,全所4名干部、2名协税员,管辖6个公社近百个村庄的税收工作。6个人住在三四间房子里,基本是办公室、宿舍、厨房“三位一体”。没有炊事员,只有大家轮流值班去做饭、挑水、办理公务,每逢冬季为了节省烤火费,大家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当时,国营和集体企业纳税单位少,税额小。我们所除供销社、食品站正常纳税户外,基本上是零散税收,主要是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车船牌照税和集贸市场临时经营税等,这些税涉及面广、零星分散,有的季节性强、征收难度大。我们每月5日前征收国营集体企业,其余20多天大家要分片包干,走乡串村,调查税源,巡回征收,有时骑自行车,有时还得步行。每逢集市大家分段划片,采取上市登记,中间检查,散集前征收的方法,从来没有按时用午餐;有时有的业户集市上未缴税,哪怕是几毛钱也要按登记的情况,跑上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去要把税征上来。
我这个刚从城市到基层税务所工作的年轻学生,被老税务干部的为国聚财的执著精神和行动深深感动了,我立下志愿: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业务知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税务干部。1年以后,我增长了一些业务知识,掌握了一些征收零散税收的工作方法,能单独开展工作。后来,领导又让我兼任会计工作,我严格执行专管员票款解缴制度和基层税务所月底到县局报账制度。当时,国家规定月底前县税务局与县人民银行实行对账制,无误后解入中央金库。所以,要求各基层税务所务必在月底前携税票和银行缴款书到县局报账。我所在的基层所离县城七、八十里,不通汽车,只能以自行车代步,有时遇上雨雪天气就要扛着自行车,步行1天才能到达县城,我十几年如一日,从来没有耽误全县结算时间。那时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每到月底顺利完成税收任务的时候,全所同志聚在一起,多做几个小菜,买上6角钱1斤的小烧锅,开怀畅饮,其乐无穷。
生活的困苦,工作的艰难,对于一些立志为国聚财的基层税务干部来说算不了什么。当时让我们感到无法接受的是一些群众不理解,干部不支持,社会有偏见。有时在集市因征几元钱的税款,受到一些商贩的围攻、殴打、谩骂,受到一些不明情况群众的取笑;下乡征税路途较远不能回所用餐,而村干部不给派饭,尤其是征收屠宰税,时间集中且涉及千家万户,6个人要去100多个村征收,虽然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但收效甚微。我们曾多次建议公社领导,由村里明确一名干部代征,可就是得不到解决。我所50多岁的孙延堂同志,负责离所25里路的马陵公社税收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带病工作。有一次下午从马陵公社回所的路上自行车爆了胎,当推着自行车走了一段路程后,恰遇一辆顺路马车,老孙向赶车人说明情况后即坐车前行。车行过程中当赶车人得知孙延堂是税务干部并亲自征过他几元钱的牲畜交易税时,火冒三丈连骂带打把老孙推下了车。无奈,老孙拖着受伤的身子,推着自行车到晚上12点多钟才到所里。第二天我们找到社村干部和有关部门,他们百般袒护,就是不予处理。我在基层工作的那15年间,谩骂殴打税务干部的事情屡见不鲜,仅大名县税务系统被打伤的税务干部就有20多人次。
面对收税难、难收税的被动局面,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加强税收宣传工作:一是向县、公社领导经常汇报,引起他们的重视。在社、村干部会议上讲税收的重要性,诉说收税人为国聚财的艰难和委屈,使广大干部受到教育;二是编印税收宣传资料发至村委会、纳税人和张贴在集贸市场。主要宣讲“皇粮国税自古有之”、“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依法纳税光荣,偷税抗税违法”、“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征税”等等一些浅显的政策和道理。又比如我们帮助一些有资源的村利用自身的优势发展村办副业。我所所辖的几个公社沙地较多,历史上就有种荆柳搞荆编的传统。我们因地制宜,与村干部和群众一起规划种荆柳,组织有技术的能人搞编织,并且派人到河南安阳等地联系销路。我们还帮助一些社、村建砖瓦厂,小烧锅、纸厂、木材加工厂等等。当时北峰、冢北两个公社的几个村办副业搞得红红火火。干部群众高兴地说,税务干部不仅依法征税,还帮我们发家致富。另外,为了加强税源管理,我们取得了县、社领导的支持,在村一级建立了协税护税组织,每村明确治保主任为税收协管员;与工商所、派出所及当地村委会加强联系,组成集贸市场管委会,负责协调、处置涉税事宜。这样逐步改变了农村基层税收由税务所单独管理征收,变成由基层政权参与、群众协税护税、有关部门协助的局面,工作好做了,难度减少了,税收收人增加了。
摘录自:国家税务总局离退休工作办公室编《为了共和国的税收——国家税务局系统离退休干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