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谢先生第二次任校长
当张达夫到七师任校长，谢先生和我们离校时，心情很不好，尤其是谢先生，想到自己亲手办起来的学校，亲手培养起来的革命人材，亲手建立起来的革命策源地，要交给别人，使它受到摧残，心里更加难过。这使谢先生受到很大的刺激，以致由此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他在辞职前也已清楚地看到，与党失掉联系即无法再领导学校，所以他离校以后不愿再回七师。这次驱张胜利，恰遇谢先生由北京回家路过大名，同学闻讯，大部分赶来看望谢先生，并要求谢先生无论如何要回校复职。也在这时，省教育厅派阎承之来七师，阎也极力挽谢复职，由于同志们诚心诚意地挽留和省教育厅阎承之一再劝说，谢先生感到如再坚持不回来，情义上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就向阎承之提出一个“非原班教师回校不可”的条件。其实，别处早已开学，大部分教员也已任职他校，谢先生原觉得这个条件根本办不到，故意以此为难。不料阎承之满口应允，并说如不肯来的，教育厅一定设法调他来。在这种情况下，谢先生才无话可说，只得作复职计划。当晚就给任职他校的高韶亭、王显周、王振华、李梦龄、张衡宇等我们几个人发出电报。邀我们回校工作。我们一方面素爱七师，一方面也不忍辞却谢先生的邀请，就立即辞掉别处职务，返回大名了。
我们到齐之后，就立即通知学生入学，被张达夫开除了的部分学生也都恢复了学籍。这样虽然比别的学校开学晚了一些（约在3月中旬），但学生们因为达到了目的，个个高兴，来校后立即投入学习，形成学习热潮，学习上的损失很快就得到了补偿。这阶段，谢先生仍坚持“以作为学”的方针，生产劳动、社会斗争又如过去一样地活跃起来。
至于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当时我们还是认为在革命失败后，应以学校为掩护，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不应冒险。但党组织这时仍没谅解，反说我们被开除后仍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这样行政与党接不上气，工作上产生了许多困难，而两条路线的分歧也就逐渐发展成为行政与党的矛盾的基本点。
在这种情况下，谢先生一方面与党通不上气，工作困难，同时也须随时应付国民党的迫害，精神很苦闷。他的精神衰弱病更加严重；常常彻夜不眠，平时也很少说笑。我们几个人都为他的健康担心，虽然不断劝他，但问题不能解决，劝告又有何用！
1931年暑假，刘桂堂占据大名。国民党军队约两个师前来围攻。飞机大炮终日隆隆不断，战斗非常激烈，城里城外，人人不安。时局的突然变化，给谢先生增加了一重新的愁闷，终于使他倒了下来。一天吃晚饭时，谢先生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吃起来不停，我们都吃完了他还在吃。仔细一看，他眼睛发呆，神情与往常大不相同，就知道他是病了，几个人劝他回屋休息，回去他就睡了。到晚上我们又去看他，可是叫不开门，不知什么时候他从里面把门锁上了，后来找工友卸下窗子才进到屋里，见他仍在睡觉，但却唤不醒，用力推也不醒，这才知道他已神智昏迷。就急请医生治疗。医生说是脑神经受到刺激引起的病，需要很好的休养，千万不能再有不顺心的事。过了几天稍有好转，但仍是神智不清，大家很为他担心。战斗平息后，我们把他送回家休养。以后不断派人去看他，他也不时回校来，但精神总是呆呆的，病情不见好转，不能恢复工作。
谢先生患病以后，学校一切工作就由我和振华等同仁商议着办。因为和党接不上气，我们老担心发生问题。谢先生又一时不能恢复健康来校主持工作，我们就更加胆小，随时准备退却。
年假前，谢先生去北平治病，明确了我代替校长职务。我那时虽也深知脱离党不好领导学校，但为了维持局面，只得答应下来。过年开学不久，发现有反对教员刘龙文、王振华的小标语。因为我们早已抱定退却思想，所以就立刻让他俩走了。当时我们认为发生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两条路线分歧的必然结果，因为学校党团员很多，如没有党团员的支持，是不大可能发生这种事的。当然，这只是当时的估计，是否正确还有待证实。
反对刘龙文、王振华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学生还是不断提出难题，而且有好多被推为代表的都是党员，这使我们更加不好维持。为了坚决不和党闹对立，就一再迁就，但终究发生了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要求按月分伙食节余。我当时再三向学生代表解释：“咱校伙食节余一向都是到毕业时总分，那样每人连退回的保证金可得20多元，比零分买花生吃强得多，总分是对同学有利的。”而代表们虽提不出理由，却推说大家都不愿意，还是坚持要按月分。我又和林子仁、刘培元分别到各班向同学解释，仍是无效。我去的几班基本上还听话，他俩去的班，连秩序都维持不住。我们看着实在不行了，就向同学宣布辞职，并电呈省教育厅派人前来接收。这一来，课也上不好了，有些同学早晨不起，随便不上课，随便出校。我们几次劝说动员，力劝同学以学为主，始终无效。更有的写了我们16条罪状，到校外大肆宣传。我们劝他们不要把内部的矛盾向外宣扬，他们也不听。这时许多教员也无心上课，就提出放假，我认为那样有损于同学们的学习，没有答应。后来同学在校外乱说乱闹，公安局找到学校里来，说要派警察来维持秩序，意思是捕人。我自然不会上他们的当，就说学校没什么问题，谢绝了他们的“帮助”。这样，使得反动派未能插手，而我们才能免除无法洗涤的罪过。虽然我们这样迁就，可是党始终没谅解我们，学生仍到处乱讲，后来竟到外
校鼓动风潮，经五女师校长成养渊提醒，我们发觉事态过于严重，才不得已决定放假，在征得教员同意后，就向学生代表宣布了，学生代表还坚持要和全体同学商量。当时我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就说：“叫你们来不是商量，是宣布！”代表们仍不听，后别人建议商量一下也可以，但必须在第二天早饭前答复。这样代表们同意了。不过，那时秩序已经很乱。代表回去连会也召集不成，更不要说商量问题了。到第二天早饭后，代表们没有回音，我们就挂牌放假了，以后就在学校等候交待。
十、第三次大摧残
学校放假以后，教员学生都走了，只剩下我在校等候交待。1932年暑假时新任校长郭鸣鹤来了。我办完移交手续，也离校了。
郭鸣鹤是国民党蓝衣社社员，是依靠北京师范大学饭团的势力取得七师校长职务的。他来大名根本不是什么办教育，而是在这个直南革命策源地的学校里肃清共产党，以巩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因此他到校后，就立即拉来一批国民党分子，名义上是教职员，实际上主要是帮他搞反革命活动。当时来的有国民党大名县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汝章，国民党大名区委会执行委员金国栋，国民党员姚x、、郭炳文、高廉九等。他们到校以后立即奉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开展军事训练及童子军训练，并积极推行会考制度，对学生极尽其残酷的统治，限制异常严格。他手订的学则第六章《训育》中第十一条规定：“本校训育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所规定，实行最严格之身心训练。”第十三条规定对学生的惩诫办法有：“口头训诫、记过、停课、开除学籍、追交学膳费，其它等六种。”在成绩考查方面，《教务概况》中的“四、成绩考查中的第十五条规定，在一学期内学生旷课时间在十小时以内者，每旷课一小时，扣学期平均分二厘，逾十小时者，每旷课一小时，扣平均分四厘。但逾二十小时者，须令其退学。”第二十条又规定：“记过一次者，扣学期成绩平均分二分，记大过一次者，扣学期成绩平均分六分。”通过这扣分制度，则对所谓“不遵守学则”的学生的成绩任意扣除。或借口“成绩不及格”不发毕业证书，甚至要“令其退学”。其限制学生自由更为露骨的是对学生开会及审查学生来往信件之规定。在《学生开会规则》中规定：“学生得开各种会，但不得与校章违反；学生开会时间须先经训育部核准始得宣布，无论开何种会议其决议均应报告训育部，无论开何种会议均须由训育部派员参加指导；议案有关学校行政者须先经训育部许可始得议决，学生不得开秘密会议，遇有特别重大事项须先将提议草案报告训育部，由训育部主任予为指导之。”在《训育部办事细则》中对训育主任职责的规定有“审查学生之来往函件及印刷品；检查门禁及学生物品之出入。”在《传达室规定》中有：“凡外来邮件经传达室择要登记后，再呈校长审查，始得分别投送。不得私自取与。”从这些规定里，其对学生的严格统治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了。此外，尚有总则，细则，规则，简则等数十种，达四、五百条，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1932年9月还在学校门左侧建警岗室一间，每日派校警轮流值岗，以检查行人出入之携带及维持所谓“校门上之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自由被剥夺得一点也没有了，一个个象被关在监狱里一样，整天压得透不过气来。
郭鸣鹤不仅对学生实行了残酷的统治，而且更无耻地把学校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任用私人，滥设冗员，把学校搞得一塌糊涂。当时学校仅有九个班，而教职员工竟达60余人，从这个比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不少职员专作其帮凶和有多少工友、厨役专供其私人驱使了。经费开支方面，教职员薪金总额全年达26948元，占全年经费的48．8％，比全校学生膳费1．4万元几乎超过一倍，他自己年傣1680元，等于24个学生全年膳费。郭鸣鹤就是这样拿着民脂民膏任意挥霍的。郭鸣鹤对这样无耻行为也毫不隐瞒，一次，他父亲到学校来，看见学校的高楼大厦，就问：“小，这都是咱的吗？”郭厚颜无耻地答应道：“是”。于是他那个财迷转向的父亲笑了，说：“哈哈！这你可好好干吧！”这在当时就流为笑柄，郭鸣鹤的腐败无耻更加显露无遗了。
郭鸣鹤对教职员工的剥削也是极为严重的，在其“教职员服务细则”中规定：请假一周以上者即须自找代理人，而工友则除请假自找代理人外，尚有“罚则”多条，其中一项为“查确有吸烟、饮酒者罚二角。”由此可知“规则”、“细则”的作用了。
郭鸣鹤这种暗无天日的统治，自然很快就遭到学生反对。一次因其禁止翻印谢先生的“中国历史讲义”，引起许多进步同学的愤怒，发动了反郭风潮。不过，因他与军警紧密地勾结着，学潮很快就被压下去，而且有四、五十名同学被他开除了。此外，当时国难当头，而郭却不准学生参加抗日活动，这就更加为进步同学所不能容忍。1932年冬学生因要求撤换教员高廉九、沈藻翔，横遭训斥，于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又发动了反郭风潮，一时学生纷纷离校罢课。但郭仍采用高压手段，又开除了好几十名同学。过年开学后，无人入学，后经教育厅出面动员再三，仍有100多人坚持不返校，结果，教育厅也无可奈何，这100多学生又被郭鸣鹤开除了，他仍然无耻地盘踞在学校。
经郭鸣鹤3年多的摧残，这个直南革命策源地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共有170多名党团员学生和进步学生被他开除出校，学校一变而成国民党反动派的天下了。
十一、王振华出任校长
郭鸣鹤在校统治三年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驱赶走了，我们又回到学校。
1936年初，北方形势有了些变化：日本进攻华北，签订了“何梅协定”，驱走了国民党在华北的驻军，宋哲元投降日本，成立冀察自治委员会，华北逐步沦为日本殖民地。这时虽然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但终究没能阻止卖国贼的卖国求荣行为。这个时候，王振华正在北平第三中学任教，通过原西安中学校长黎琴南打通上层统战关系，谋之于当时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冯嘱公安厅长给教育厅长李金藻打电话马上撤换郭鸣鹤，委任王振华接任校长。李金藻原以为是戏言，不料第二天冯治安又亲自催问，李金藻慌了手脚，就立刻打电报撤了郭鸣鹤的校长职务。就这样，早已把学校当作私有财产的、死心塌地与革命为敌的郭鸣鹤被撤职了。于是振华邀我（当时我在邢台师范）和林子仁等一部分老同事，一块儿回到了学校，我任教务主任。
由于郭鸣鹤的残酷破坏，我们回校以后，已经看不见党员了，觉着有无限的悲恨与凄凉。此时，谢先生已经病故，为了纪念他，我们便发动校友立起了纪念碑。在工作上仍继续贯彻谢先生“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打算很好地继承、发扬七师的优良传统。这时候，我们特别重视抗日教育，曾多次向学生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并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宣传。
这以后不久，中共直鲁豫特委张玺同志（邢台师范的学生，我和他有着师生关系）来大名视察工作，见面后和他谈了本校革命斗争情况，他说明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使我们了解了党的团结抗日的政策。
十二、抗日教育及学校被拆毁
“七七”事变后，我们计划办抗日训练班，期限定为一个月，以游击战术、统一战线等为主要学习内容。但日军很快侵占了保定，二十九军南逃，学校里住进了保安队。我和振华就赶紧找第十一中学校长孟夫唐商议办抗日教育的计划，结果由我拟定计划草案，就办起了抗日训练班。办了一周，日军南侵离大名更近了，我们就又商订长期抗日的计划。当时确定孟夫唐负责大名以北地区，振华坐镇大名，我去南五县。但敌人南进速度很快，孟没能北去，我们就把学生遣散到农村，作抗日救国运动，和振华、显周等都往河南去了。在河南遇到教育厅长李金藻等，他们带着一大笔教育经费正要继续南逃。振华、显周等都跟他们一块走了，到河南舞阳县北五渡村，他们在那里办起了“河北高中”“师范学校”，大名师范也算并在里面。但振华没在舞阳就职，就又去西安了。王显周、司景周留在那里，王担任了总务主任。当时我没去，在清丰、濮阳一带组织了救国会，发动群众抗日。后来我又到新乡找到朱瑞，他说要去山西晋城办华北政治干部学校。我也确定到那里去，并又找到王显周，恰巧这时振华自西安也回来了。他也愿意去。于是，我们就齐往晋城“华北干校”，与学校脱离了。剩下教育厅李金藻一伙子，名义上是在舞阳维持河北省的教育，实际上是消耗那笔教育经费。而且他们互相倾轧，谁也想捞一把。不久李金藻把阎承之等撵走，只他一个人在那里发了国难财。
10月，日寇侵占邯郸后，即分兵东进大名。日军很远就开炮轰击，并有飞机配合轰炸，城内被炸毁的房屋、被打死打伤的群众无法计算。这时候，满以为驻在大名的二十九军及保安队一定要抵抗一下，哪知道他们一见飞机、大炮，早已慌成一团，一袋袋白面、一包包大米及成箱的弹药都扔在街上，开开南门抱头鼠窜而去。大名沦入敌人之手。
日军从汉奸处早已了解学校情况，攻占大名后，就逼着附近村庄的群众把学校全部拆毁了。当时群众舍不得下手，日军就用刺刀挑，逼着群众含悲忍泪动手拆房，稍有松懈，皮鞭子就抽在身上。拆房时，先叫群众拆墙基，然后用粗绳套住拉，这样就墙倒顶落，砸了一塌糊涂，有时也砸伤群众，日军士兵就在一旁哈哈大笑。拆完以后，又逼令群众把砖拉到大邯汽车路去垫路，门窗木料则供他们烤了火。至此，这个直南革命策源地，不仅人去楼空，而且全部校舍都被破坏了，只有谢先生的纪念碑屹立未动，这真是难得极了。
1945年5月，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宋任穷等同志路过大名，也都看过谢先生的纪念碑，当时他们认为谢先生是革命的教育家，嘱大名政府妥为保存。后来边区政府在大名建立中学，为纪念谢先生便命名为“台臣中学”，并将纪念碑移到台中操场北面保存起来了（1959年已移回大名师范）。
1940年，我到冀南三分区参加传达苏共十七大精神，路过大名，在城西20多里的地方与敌人遭遇，被俘到大名城里，利用汉奸，蒙蔽日寇，才侥幸得脱。在这期间，曾趁去宣圣会医院看病的机会看了一次我们的母校。不过那时只能远远地看看，因为那时候原来培育革命种子的校舍已经变成了屠杀我们抗日人民的屠场了。第二次看到久别的母校是1946年春，日军已经投降，解放战争正在酝酿，我们从邯郸去荷泽路过大名，因为惦记学校，特地来看。不料当时的学校房屋已全部被拆毁了，只有谢先生的纪念碑屹立在一片瓦砾之中，更加显示出无比的洁白坚贞。我站在碑前想起了与谢先生相处的年代，觉得增添了力量和勇气，久久不愿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