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红枪会运动
大名县是直南军事要地，历来军阀都在大名设有大军驻守，并设有直南镇守使、直南道尹。两次直奉战争，大名皆遭兵劫。而且地临山东、河南边界，匪患甚炽，水旱虫灾，无人过问。1927年，正是奉系军阀迫害人民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当时苛捐杂税，如房捐、地捐、印花税、屠宰税，要人要车，粮秣草料等等层出不穷。谁来谁要，有时一年重征好几次，有的预征好几年，闹得人民终日与捐税打交道，常年不得安生。大名也是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如城内王老聚、贺秀岑、德政史家、河岸上申家、西江庄聂家、双庙汤家、北峰刘家等都占有几十顷或几百顷土地，而劳苦群众则过着糠菜生活。大名也是外国侵略者势力很大的地区，如老堤教堂，东街法国教堂都是清末民初设的，北关美国教堂，是民国十年左右设立的。此外多数农村都有大小不等的教堂，外国人就以传教为名，享有特权鱼肉人民。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大名人民极为痛苦，已经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更因这年大旱，麦子不多，穷人很多逃往山西，人心惶惶。于是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暴动，而大名红枪会活动就更为激烈了。
当时，驻守在大名城里的直南镇守使、直鲁军阀谢玉田看到红枪会发展很快，恐伯对他不利，就设法镇压。他假托委任红枪会首领刘小辫（刘希贤）为司令，骗刘小辫进城后将其杀死。刘小辫的徒弟听说老师被杀，提出替老师报仇，和广平、成安、肥乡、永年、南乐等县红枪会结合在一起，围攻大名。
红枪会是农民们为了有效地反对封建剥削势力，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的团体。因为它缺少具有凝聚力的纲领和章程，所以结构涣散，纪律松驰，有事一哄而聚，无事一哄而散。当时，红枪会首领因听到回家学生的宣传，知道了赵纪彬的身份，打算通过赵与北伐军挂钩，找个靠山，得到武器。于是两个头领亲自到学校来请赵纪彬，希望赵纪彬去给他们出谋划策，谢先生和我很赞成赵去，赵也很勇敢地答应了。赵纪彬仍住在七师校内，利用与红枪会首领接触的机会，宣传革命思想，争取改造他们。
当时，正值麦熟季节，城外一片金黄麦浪，配上红枪会血红的缨子枪，显得相当威风。红枪会在斗争中创造了“风绞雪”的战术，即远了用步枪，近了用红缨枪。城内驻军先是固守，但由于红枪会声势越来越大，渐感不能支持，就突围逃跑了，红枪会占领了大名城。
红枪会分红黄两门，红门首领是宋廉敬，黄门首领是张致和。围城时互相配合，但进城后，两门互说对方的道不灵，闹不团结，秩序很乱，常常为一件小事，如争一块门板闹纠纷，甚至打起来。而当时打入红枪会内部的赵纪彬，李世玮二人因初次领导群众斗争，缺乏经验，对解决红、黄两门的纠纷及如何坚持下去，如何解决供给等问题都未能及时找到很好的办法。恰巧这时又有一个冒充蒋介石代表的人来到大名（实际上他是孙殿英的人）。他来后就在红、黄门首领之间制造矛盾，并反对攻城，主张讲和。这时赵纪彬等为了和北伐军取上联系，得到接应，就向两个首领提出和李世玮一同去河南联系北伐军。红枪会的首领们同意了这个意见。赵、李临走时再三嘱咐红枪会首领不能和任何军阀讲和，红枪会首领也答应下来。
赵、李来到东明县，会见归张发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三军军长梁寿恺和他的政治部主任汪精涵（汪当时是中共党员，解放后曾担任察哈尔省工业厅副厅长）。他们认为很好，愿意接应红枪会，并随即带兵北上打到濮阳。不料，这时孙殿英乘机用笼络手段与红枪会首领结拜为兄弟，红枪会和军阀孙殿英讲和了。孙也立即封红枪会首领张致和、宋廉敬二人为剿匪（指剿共）总司令。于是这支原来反对苛捐杂税的农民起义军一变而为向农民要款的军阀了，以后多数老实农民看到起义军性质改变，就纷纷回家生产，只剩下一批地痞流氓当了军阀爪牙。这次轰轰烈烈遍及大名、广平、成安、肥乡、永年、南乐等县的农民起义，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历时半年就宣告失败了。
这次失败，主要是赵纪彬等打入红枪会内部以后只注意了首领而下层工作抓得不够，但也从这次失败中得到了教训，即清楚地看到必须把发动群众当作工作重点。同时经过这次武装斗争，对反革命武装的神秘观点打破了，这就给以后发动群众奠定了有利基础。
六、惨遭兵燹的七师学校
当时，由于学校屡遭流弹袭击，为避免意外伤亡，就决定放假。放假后，谢先生、振华等我们几个就赴濮阳与梁寿恺联系，并召开过群众大会，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援助国民革命军打倒奉系军阀。后来国民革命军到达长垣，高韶亭、王君瑞、李仰彬（后叛变）曾领导着群众割奉军的电话线，并帮助国民革命军张贴标语。在清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学生王照林就在这时参加了国民党，他们也在迎接着国民革命军，配合北伐。但我那时已经听到国共分裂、宁汉合作，革命失败的消息，就与谢先生商量对策。而谢先生似信不信，仍主张坚持斗争，并且批评了我，还在濮阳清丰召开了军民大会，谢先生和我都在会上讲了话。至于振华；他当时在南乐一带发动群众迎接国民革命军，也有很大成效。
梁寿恺进攻大名未成功，振华走了。谢先生随梁寿恺撤退时；曾嘱高韶亭回校维持，并让我去津交待，而我却于旧历八月十三日又回了学校，打算看看再说。来时从南乐东边路过，仍听得见枪炮声，问路上行人，说是奉军追梁寿恺。我回大名以后，见校内驻满军队，门窗玻璃、图书仪器，各种家具皆被破坏得狼藉不堪。围墙满布炮眼，墙内外尽皆战壕，战争气氛十分浓重。而奉军官兵又多是“双枪”，一支大枪，一支烟枪，过完了瘾，不是睡觉，就是赌博，也有的披衣拖鞋在院内叫骂怪唱。我的屋子里住了一个军官，门上有护兵把守，根本不许入内。在学校看了一遍，实在难与驻军相处，就进城暂住十一中耿继武校长处，耿与孙殿英的参谋金义山相识，我在耿处和金谈过一次话。本来早就知道孙殿英是个大流氓，又听了金义山的一套胡吹乱谈，再加上亲眼见到的他那土匪一般的军队，觉得在革命低潮形势下，军阀们根本不会容许我们办学，仍按谢先生嘱托赶津辞职。在战乱之中火车不通，我便坐马车到南宫，又乘船转到德州才上火车到达天津，沿途所见，尽皆兵慌马乱的战争景象，又因当时旱灾、霜灾先后齐下，田禾多数枯萎，于是就更加增添了愁闷。
到了教育厅，说明了来意，但厅长及阎承之先生却百般挽留。他们说：“你们办的学校成绩很好，现在不过是时局关系不能开学，其实直鲁联军对咱们教育人士有什么呢？等时局稍定，还是你们回校筹备开学。”就这样，教育厅坚决不许辞职。我那时心里想，你们哪里知道我们近来的活动呢，真是愚蠢之至！
辞职未准，我写信向谢先生汇报了情况，就去北京了。到年底谢先生和振华也到了天津，暂在天津中日中学教学。我在北京没找到工作，后就去沧县第二中学任教。
在校留守的高韶亭听说辞职未准，就趁年底一部分校舍腾出的机会筹备开学，当时只让第二班回校了。为了多要点经费，他又招了第七班新生，但未令入学，不过不到一个月，又因不发经费而放假，学校就无限期的停顿下来。
又过了一年多，到1929年2月，教育厅找谢先生回大名复校。当时谢先生因几年心血尽遭破坏，不愿再回来，而教育厅又认为别人都不能恢复七师的旧观，非叫谢先生回来不可。因不好推脱，谢先生在教育厅答复了“补发一年经费”及“保证不再欠薪”的条件下又回到大名，学校恢复了。
这次停学一年半，校舍、器具的毁坏虽很严重，但这只是有形的、表面的损失，而这一年半的宝贵时间，对培养人材来说是无可补偿的损失！这是学校遭受的第一次大摧残！
七、对国民党的斗争
学校经过一年半的停顿，1929年初复校开学，师生皆以欣喜的心情重返学校。在停顿的期间，不少学生参加了社会工作，有的当中小学教员、高小校长，也有的竟当了县教育局长。没有参加社会工作的则在家乡从事生产劳动。进步的同学如赵纪彬、李世玮、刘介风、平杰三、刘汉生、李大磊（李方成）、裴梦协、成滋、解蕴山则积极地发动农民为革命而斗争，曾出生入死，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的经实际考验，返校时已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当时，赵纪彬、刘汉生、李世玮、王卓如等四位同学曾在濮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我们很关心他们，开学之初谢先生借去濮阳领经费之机会，亲到狱中去探望他们，当狱卒走开时，谢先生难过的掉下泪来，临走对他们说：“你们在狱里要站稳立场，我们在外边一定坚持活动，并想法营救你们。”后来他四人解来大名，谢先生拿出自己的400多块钱供他们打官司。但是也有些投机分子，如王照林、李保璐、庞城、王汝章等都混入国民党内，做了“党官”，返校时则戴着眼镜，穿着皮鞋，以显示其阔绰。因此，学校就不象过去那样单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就反映到学校中来。
前面巳经谈过，我校广大师生经过 “五卅”、“三一八”等反帝斗争以后，爱国热情很高，这时巳知国民党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因而广大的进步师生对反动派极为痛恨。庞城、李保璐、樊鸿祺等国民党的“党官”返校以后，非但不觉惭愧，反而恬不知耻，引以为荣，这就很自然地遭到进步师生的反对，除了他们几个以外，谁也不和他们在一起。有的甚至当面唾之、嗤之以鼻，或怒目视之，或骂他们“无耻”“败类”，闹得他们整天抬不起头来。有一次，他们也到饭厅吃饭，一进门，大家就一齐鼓掌，声如雷动，给他们弄个下不来台，他们立刻红着脸灰溜溜地跑出去。
当时学校里虽然有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但党并未放松对革命的领导，广大进步师生也丝毫未被吓倒。与此相反，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等外围组织大发展，三者合计200余人，占全校师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党团组织发展壮大了，革命活动自然也增多了。当时经常下乡宣传，发动群众，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大名附近10几个县都有我们的党员、团员去进行工作。有时候大批的下去，竞使学校上不成课。
那时候，下去宣传发动群众或散传单是很危险的，反动军警随时都要搜捕革命人士，因此大家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就想出许许多多的巧妙办法。军警搜查愈严，我们的办法愈多，整天象捉迷藏似的跟军瞥打交道。有一次几十个同学上街写标语，每人手里暗暗拿着几支粉笔，大家分头先后出发，布满从北门到南关整个街道，一会功夫，大家一齐动手，随写随走，从北到南的大街小巷满是标语。等军警知道以后，同学们已绕道返校，有的象没事人一样装着在街上买东西，闹得军警们没有办法，只得逼令群众快擦掉。
1929年“双十节”这天，在县委领导下，全体党团员一起走向街头，搞了一次统一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在这次行动中，七师学生王从吾负责在县政府以东到县十一中学这段路上散发传单。当他在十一中校内把一张传单递到一人手里的时候，不料那人立即抓住了他的手脖子。王一看不好，拔腿就跑，当跑到县乡师学校时被追来的人抓住了。乡师校长得知王是七师学生，就交给了七师的训育主任王振华带回学校。经县委和学校党组织研究，为了王从吾本人和学校的安全，决定让王从吾在当天深夜就离开了学校。
“双十节”行动的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恼羞成怒的敌人深惧革命烈火熊熊燃起，就一直伺机对朝气蓬勃、声名远扬的七师狠下毒手，采取武装干涉。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由于七师一个学生在寄给同学的寻常书信里，引用老师的话吐露了对时局的不满，信被敌人查获，就以此借口，大动干戈，包围了七师。这就是十一月“围剿”。
1929年暑假后刚开学不久，11月的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正当师生忙于备课、学习的时候，两个大兵端着手提式枪闯进了传达室，并命令工友老王马上带他们去找校长。老王领他们到了校长室，谢先生很客气地待以烟茶，大兵却凶狠地说：“奉孟旅长命令，传你和你校学生孙耀宗立即到司令部回话！”说罢即令工友带他们去教室找孙耀宗。
孙耀宗是新招第八班一个十四五岁的学生。他初来本校觉得一片新奇，上课时听到一些进步老师的话，就当做新闻似的记在笔记本上。孩子们为了向他们的旧同学介绍分别后的情况，常互相通信，有时也引用老师讲过的一些话。但孩子们那里知道：连这点自由也有人在暗地里注意着，象凶猛的鹰鹫窥伺着春天的鸟儿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美丽的生活就要遭到破灭。孙耀宗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捕了。
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听说叫他去见旅长，早已吓得混身颤抖，何况两个大兵又是那样凶狠，所以孙耀宗面孔惨白，吓得不会走了。结果两个大兵连推带搡地把他带走，幸好谢先生一同前往，这还多少给孙耀宗壮了壮胆量。
到达司令部，孟宪吉就问谢先生学校的情况，当然谢先生不会向他说实话。他见问不出来，又因“主犯”孙耀宗已经带到，就以外押形式派人监视谢先生回校。这时全校师生正在挂念着他们，见谢先生回来，都来问是怎么回事。但谢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哪知道是什么事呢！因而谢先生只好安慰大家不要惊慌，并说什么事也没有。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弄明白，原来孙耀宗给十一中一个同学写的一封信上，引用了地理教员原政庭的几句话，于是就被认为“背叛党国”加以逮捕了。其实孙耀宗哪里知道什么党国呢！
谢先生回校以后，孟宪吉旅司令部特开军事法庭对孙耀宗进行了审讯。后来听说他们当时如面临大敌，戒备森严，甚至搬出了大刑具。堂堂大司令部竞如此对待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简直可笑极了。
审讯的情况是这样：孟宪吉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抽着香烟，他的军法处长坐在一把大椅子上，前面一张桌子，一面放一大叠文件、信件（信件是邮局检查出来的），两旁站立着20多名持枪的大兵。孙耀宗被带上法庭后，军法处长按照手续问过孙耀宗的年龄、籍贯，就拿起一封信问道：“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那个处长板起面孔，大声问：“你为什么反对国民党呢？”孙答：“我没有。”那个处长急了，喝道：“胡说！你还敢抵赖！现有证据在此。”接着就把那封信打开，念道：“……三民主义处处皆矛盾，无话不荒唐……”念完打着官腔说道。“你这黄口孺子，竟敢背叛党国，这种叛逆行为，定非只你一人，你要着实讲来！”说着掏出手枪，对住孙耀宗的胸膛喝道：“你想死还是想活？”孙耀宗这时已经吓得面如土色，断断续续地答道：“那是我和同学写着玩的，并不是背叛党国，并没有同伙的人。”军法处长看孙耀宗没说出别的人，就“哼”了一声，随即喝令左右搬大刑具，刹时旁边站立的大兵取来杠子、木笼等放在孙的面前，这时孟宪吉从沙发上站起来，装出一副慈祥的面孔，笑着说道：“孩子，说实话吧，我不叫你受委屈，我知道那话不是你说的，你说出来那是谁说的话，我就把你送回家去。你不想你妈妈吗？”稍停，孙仍不语，孟宪吉也急了，立刻换了一副凶狠的面孔，说：“还不说！告诉你，你要小心我的厉害！……”
就这样，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被他们当成多厉害的敌人似的翻来复去地连吓带哄。孙耀宗后来终于想起那句话是原政庭在讲课时说的，就全盘告诉了他们。于是愚蠢的军官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一面把孙押入监狱，一面派一个叫郎春生的团长带兵一营包围七师，捕捉共产党。孟宪吉亲自下令：“一个不能漏网，不完成任务不准解围！”
当晚11点多，一营大兵包围了学校，校外满布街哨，并下令不准任何人随意出屋走动。郎带着卫队叫谢先生马上交出地理教员原政庭。谢先生就带他们到原政庭的住室，但没有找到，郎随即下令搜查，于是全校各处尽皆遭了殃，大兵任意出入各屋，翻箱倒柜，乱搜乱查。经过两个多小时，也没搜出原政庭，而时巳深晚，郎只得下令暂停搜查。他自己就住在校长室前侧的两间屋子里，并令两名士兵把谢先生监视起来。就这样马马虎虎过了一夜，次晨，郎命令谢先生把全体师生员工齐集操场，挨次点名。结果仍未查出原政庭。这时许多同学都很惊慌，但谢先生仍极镇静，他一再安慰同学不要害怕，说没有别人的事。过了一天还没有找到原的踪影，晚上郎怀疑打铃的工友陶荣可能知道原的去向，就把陶抓到司令部进行严刑审讯。次日又集合师生员工，叫陶荣相认，但还是没有效果，于是又派兵日夜搜查，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出校，后来在一教员屋里搜到了一张《伙计报》。这个刊物主要是启发工友们的阶级觉悟和团结出路问题，主编是李亚光，查出后随即将李亚光抓去了。敌人提出不拿住原政庭决不解围。已经围困了5个昼夜，学生吃饭已成了问题，大家都非常焦急。不料，原政庭突然挺身而出，自行投案，这样才得解围。
原来，在“七师”突遭包围，县委成员和文件油印机等都被包围在学校里的严重情况下，学校用尽一切办法来掩护县委，随时将情况报告县委。因此，当夜县委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委书记曾则西，组织部长裴志耕，委员解蕴山及团县委书记成滋。会议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党的文件和印刷器材，安全秘密地转移到校外可靠的地方。并让原政庭藏到新建教室的顶棚上，由一个学生给他送饭、联系。在县委的领导下，同志们部署周密，行动果断，方法巧妙，一切都分散转移了，使敌人5天搜查，一无所获，枉费了心机。可是，敌人一连5昼夜不肯退兵，原政庭不愿长期连累全校师生，乃挺身投案。
这次共捕去师生10余人，后由孟宪吉旅司令部转到大名法院，经过审讯，有些无关的教员和学生就被释放了。敌人审讯教师姬德林和王痴吾时，问：“为什么你是中国人要教苏联的书呢？”他们回答：“因为苏联的书籍重视实际，出版者还不犯法，难道我们看书教书的就犯法吗？”说得审讯官无言可答。李亚光等学生在监狱里关了20多天，因证据不足经取保就释放出来了，原政庭被判徒刑1年，孙耀宗被判徒刑半年。此外，取保外押的有裴志耕（裴梦协）、成滋、吴益普、吕鸿安、李青阳五人。孟宪吉一网打尽七师共产党员的计划落了空。
虽然围困学校未捕到共产党员，但当时反动报纸却大吹大擂，如天津《益世报》就以显著地位报道什么“破获共产党大本营河北七师”、“捕捉共产党xx名”、“搜到带色书刊、传单xx箱”，其实，谁知道这都是哪里来的鬼消息！
自此以后，军警不断来校搜查或逮捕教师学生，闹得暗无天日。图书馆藏书稍有可疑，即被焚毁，师生随时都有遭受不测的危险。这可算作学校遭到的第二次大摧残，虽然较前次更甚，但我们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仍然坚持斗争，不过方法更严密了。
八、挽谢驱张斗争
1930年是谢先生、振华等我们几个人在革命道路上遭受阻碍最严重的一年。我们曾被开除党籍……。
1929年下半年，直南党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一些“左”的斗争口号和方法，如散发传单、飞行集会和搞武装暴动。当时学校党组织主张发动武装暴动，后由师生捐款购买一批手枪，并组织土匪力量，一次曾叫来一个土匪头子在校住了好几天。这事当时学生都不知道。谢先生、振华等我们几个不主张这样办，我们认为当时革命进入低潮，敌人力量太大，图谋暴动脱离实际，结果只会失败。我们并提出“应以学校为掩蔽之所，把党员培养成熟后，派往农村深入发动群众，候机会到来再行起义”的主张。虽然我们仍执行着党的决议，但从此党内便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斗争。“11月围剿”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迫害越来越严重。有时白天捕人，有时夜间搜查，但当时学校的党组织仍坚持以前的斗争方式，没能引起足够的警惕。虽然谢先生、振华等我们几个人一再建议，却始终未被采纳。因此，我于1930年初趁放寒假的机会，特为此事到天津找到顺直省委的一位罗同志，我向他汇报了大名的情况以后，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回校以后，在开全体党员会时，我们传达了省委的意见。但没有开完，就令谢先生、振华、高韶亭和我退席，后又宣布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开除党籍。现在我回想起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的主张是比较稳当的，学校党对同志有些惩办主义，如果谢先生还活着的话，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是没有问题的。（说明：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435号文件通知，恢复谢台臣同志党籍）
我们被开除党籍以后，思想上虽然并没有离开党，但觉得和党通不上气，不知道党的方针政策，就不能领导学校。于1930年3月3日，谢先生向教育厅写了辞呈，振华和我也准备同时离校。
谢先生辞职原正合教育厅的意思，由于七师党的发展和党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的不断进展，引起了省教育厅对七师的注意，并对谢先生产生了怀疑。但当时教育厅还不知道谢先生是共产党，只是了解学校的革命活动与谢先生有关，深恐革命火焰会成燎原之势，正打算借故辞退谢先生。不过，他们也深知谢先生在学校中、在社会上的威望，不敢轻易提出。这时见谢先生自己辞职，就立刻派反动透顶的张达夫来校处理。张达夫是以督学身份来的，到校后名义上是挽留，实际是取而代之。
这时，七师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的指示领导和团结广大师生，开展了著名的“挽谢驱张”的斗争。
1930年3月一天，张达夫一到学校，就遭到了学生强烈反对。学生代表裴梦协等对张达夫说：“唯有艰苦卓绝的谢校长才能领导我们，我们反对第二个人来掌其权，请张督学帮助我们挽留住我们的谢校长！”张达夫回答道：“你们的谢校长辞意甚坚，厅里一再劝他不要辞职，但无法挽留，省厅批准他辞职是出于不得已，才派我来维持你们学校局面。现在赶紧开学吧。”从张达夫来七师那天起，学生一天几次找他，赶他回省教育厅。学生代表对他说：“张督学，你要赶紧回省，让省厅收回成命，请谢校长来校，这是最好的办法！”结果，张达夫还是赖着不走。于是学生派代表把张达夫请到会议室，说是有事。他一到会议室，就被事先布置好的80多人的罗圈阵团团围住。学生质问张达夫：“张督学，你什么时候走？”，“你快走，让谢校长回来！”张达夫说：“我看谢校长辞意甚坚，还是开学吧！”愤怒的学生对着他高喊口号：“坚决挽留校长谢台臣！”“唯有艰苦卓绝的谢校长才能领导我们！”“我们反对任何人来掌七师！”围了他一个多小时，弄得他狼狈不堪。
学生的围攻，使得张达夫在七师呆不住了，只好搬到五女师去住。学生侦察好了他每天来校要走的路线，便沿路贴上反对张达夫的标语，并且在七师校门张贴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头牛用头拱七师的大门，旁边是手持镰刀和斧头的学生向拱门的牛扎去，下边的文字写着：混牛，你想掌七师吗？校内也不断出现“张混牛你滚吧！”等驱张的大字标语。他派人撕掉，但次日又是满街满墙。
由于党所领导的挽谢驱张活动开展得很有力，张达夫无法维持七师的局面，过了六七天，省厅只好把他调回，派谢台臣回七师主持工作。不过这只是个缓兵之计，省教育厅的目的仍然是要张达夫最终接管七师。赶走张达夫后，教育厅于6月19日直接下令批准谢先生辞职，并于7月5日派张达夫任七师校长。7月20日，张达夫带领了一班人马接管了七师。进步的教职员被他辞退了，换成了和他有关系的不学无术的顽固派。他禁止学生阅读进步的和革命的书籍。从多方面限制学生校内外活动，终日领着师生唱戏，什么“捉放曹”、“桑园会”、“法门寺”、“顶花砖”等等，一天到晚锣鼓喧天，学校里整日乱嘈嘈的。在这种情况下，上课倒成了课外活动。为此，学生曾多次提意见，要他重视学业，但他始终置若阁闻，因而激起群愤。
张达夫本来就对七师的进步师生员工十分仇视，这次来校，对工人也极苛刻，动不动就是训斥、扣工资。工人极为不满。九月下旬训育主任李耀麟殴打茶炉工人，激怒了全校工人实行总罢工。张达夫勾结国民党县长安当世，派军警逮捕了全体工人，五、六天后，将工人全部开除，另派五女师的工人到校接替。
工人罢工失败以后，学校党组织进行了研究，确定发动学生开展暴动，驱逐张达夫。各班的代表宋泮宫、杨友云、晁子亚、李大磊、田辛甫、金兴田、崔义等在学校西边的江浙义地开会，商量驱张的办法，决定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开展罢课斗争，由学生自治会主席宋泮宫领导，并组织了学生武装纠察队，由杨友云担任总指挥。1930年10月11日晚10时左右，手持木棍铁火枪等物的武装纠察队，把全校教职员关在一个屋里看管起来，宣布了罢课的原因，并提出了要张达夫离开七师，张不离校，决不复课。接着也向全体同学公开宣布，一时口号连天，全校沸腾，大家都满怀信心地表示坚决斗争到底。与此同时，封闭了学校，派出学生侦察军警的动静。但是，张达夫早有准备，他为防止学生闹事，早派教员住在城里，并拉拢了几个落后学生为他们通风报信，如郭如岚、张连九等就都当了他们的狗腿子，替他们与军警联系。
这班人被关在屋里，次日晨，突然担任侦察的学生跑来，说是军警出动了，学校立刻打钟，通知学生到饭厅集合。人还没集合齐，军警就包围了学校，在学校周围架上了机枪，校门口站了岗。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李保璐、薛允怀组成了所谓“护校团”，领着军警进校放出了那批反动教师。学生与军警之间展开了搏斗，赤手空拳的学生，终究抵不过佩带武器的军警，有的学生，如宋泮宫、杨友云，当场就被军警逮捕了，被放出的反动教师也向军警提供名单，结果有32人被捕，（包括附小教员杜海客）。学生被捕后，被送到大名县监狱关押起来，除杨友云、宋泮宫关押近三个月外，其余学生十余日陆续被释放回家，但都被张达夫开除了，并且追交学费。
这次斗争失败后，李亚光、裴味农、林恒非（林维屏、林镇三）等在大名城内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方面派人去天津向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换张达夫，坚决请求谢校长复职，另一方面每周出《“张混牛”周刊》，揭露张达夫的罪行，向广大群众散发。
结果，反动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广大学生正义要求下，不得不撤掉张达夫，派谢校长重回七师主持工作。“挽谢驱张”取得了最后胜利。
自 1927年以来，尽管学校两次遭到摧残，屡次遭受反动军警的搜查、逮捕，而党内又有着两条路线的分歧，但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却是坚决的、广泛的。不论在形式上、理论上或者军事上，我们都给了反动派无数次打击，如我们的游击宣传、发动群众，都使敌人深感头痛。至于在教学上，谢先生“以作为学”的主张在这阶段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通过生产劳动、社会斗争，理论与实际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了。师生关系也较前更加亲密，挽谢驱张就是一个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