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校之初
回忆大名七师的革命活动历程，应该从谢台臣先生谈起。谢台臣先生，河北省濮阳县（现为河南省）人，学识渊博，性格坚强，精明强干，办事有毅力。平时生活俭朴，待人厚道。当时他是我和王振华（王文麟）等许多进步同志及同学们都很尊敬的一位领导者。他有时很严厉地批评我们，但谁也不愿意离开他，总觉得和他在一起特别有意义。谢先生很爱护学生，处处以身作则，应该受到尊敬，但开始有很多人反对他，不过他从来不怕。
1923年，谢先生奉命办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并任校长之职。因初办没有校址、校舍，暂借大名县立一高本校为临时校址。一高校长朱振英，曾当过广平县长，是出名的劣绅，吃喝嫖赌，挑词架讼，鱼肉乡里，上扒下压，无所不为。1916年他篡夺了阎承之一高校长的职务，称霸于大名。见七师借用一高校址，便要挟谢先生聘他为总务主任。谢先生早知他的品质恶劣，拒绝了他的要求。这就触怒了朱振英，他为了显显威风，给谢先生一封信，限3天从一高搬出去。许多教职员感到事态严重，有些恐慌，而谢先生却泰然处之，说：“不答理他，看他能把我放到哪里去！”3天过去，朱振英觉得硬压无望了，就转托大名县长丁春膏出面调停。但谢先生还是不理他，并明白地告诉他：新校舍不建成坚决不走！朱振英一再碰钉子，更加恼火，就拉拢教员张裕忱共同向教育厅长陈宝全控告谢先生，污蔑谢先生违反教育常规，荒废学生课业等等．要求把谢校长撤职，换张裕忱当校长。
另外，他们还在校内造谣污蔑，极尽挑拨之能事。他们把谢先生的“师生打成一片”的主张说成损害老师的尊严，玷辱老师的清高，把“以作为学”说成是荒废学生的学业，到处煽风点火。当时校内教员如王显周、刘上翔、范楚材以及俟后请来的张泽普、赵熙亭、傅钟桥等，他们除有所谓清高思想外，对谢先生“以作为学”的主张是很不赞成的。因为这些读死书出身的人，他们自己就没有实践能力，怎样教学生实践呢！特别对师生打成一片、学生能给老师提意见、课外随时能到老师屋里问课感到头痛。
在校外，当时大名十一中学校长武学易听到朱振英等的谣言，觉得谢先生太主张民主，怕影响到他那里，动摇了他的统治，于是也极力反对谢先生。但是谢先生在这些困难面前并没有退缩，一面坚持自己的主张，一面耐心向教职员解释。后来在字纸篓里发现了张裕忱的状稿，年假便把张辞退了。朱振英失掉了内应也就杀威了，一场风波平定下来。
谢先生处事果断，而待人忠诚，渐渐取得大众的信任。如高韶亭、王显周后来就尊重谢先生，并在教学工作中认真执行谢先生“以作为学”的主张，教给学生制革、制胰、照像技术，在指导学生实践上做出了一定成绩。其他如林子仁、傅钟桥等都有很大进步。
谢先生的主张最初学生也很难接受，在学生家长中也有些不好的反应。但经谢先生的耐心教育及召开恳亲会对家长进行解释，终于取得了学生及家长的信任，“以作为学”，得以顺利的贯彻下来，七师的学生当时确实比别的学校里的学生多学些东西，现在也应该认识到有用。从这里也正好说明党后来提倡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无比正确的。
二、谢台臣先生教育主张的实施
1924年暑假，北关新校址落成，学生迁过来了。这年又招了第三班，共有学生114名。迁入新址后，师生在谢先生亲自带领下以自己的双手整理校园，开辟实验园地，很快就把学校整理得非常美观。当时人人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谢先生叫我编写校歌，内容以歌颂教育革命为主，以资永久纪念。
现在专门谈一下谢先生的教育改革。
谢先生创办本校以前，在保定师范任教，当时我正在校读书。因为我在大名中学读书时，谢先生就是教我国文的老师，所以在保定每逢星期日也常常去看望他。我当时身体不好，又对所学正课感到无味，因而对报纸杂志颇多阅览。记得1918年在报纸上看到《新青年》的出版，感到题目很新颖，就继续阅读，越读越感觉有味。向谢先生介绍，他读后更深有体会。从此就订阅《新青年》。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运动对谢先生和我的影响的开始（当时也把《新青年》介绍给另外一位先生和几个同学，但都没有影响．）。另外谢先生在保定教中国通史，他的主要参考书是《崔东壁考信录》。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他在历史观点上，此时也正走着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科学方法的那条路。总之，他在创办大名七师以前，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觉悟。
1923年谢先生创办了七师后，一开始就贯彻了“五四”运动精神，一方面与地方上封建势力、土豪劣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方面在学校里大力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他实行民主的口号是：“师生打成一片”，学生可以向老师提意见。他提倡科学的口号是：“以作为学”。他说：凡是称得起科学的理论，统统都是“作”的结晶，只有从“作”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才能指导行动，才算真理论。理论与事业分家，教育与生活隔离，所谓理论家与学者，都成了无用废人的别名。他反对读死书，提倡理论与实践结合。并根据这种精神拟定了教学大纲，明确地提出对学生的训练标准为：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身手，艺术的情趣，改造的魄力。
1924年迁入新校址后，谢先生即专心致力于教学改革工作，并以第二班为重点，做出成绩立即向全校推广。开始时为贯彻“以作为学”的主张，他经常耐心地在课余饭后向师生作思想动员。曾说过：“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验证理论知识，也才能修正理论，充实和发展理论。”平时他经常细心地检查教学情况，见到合乎“以作为学”精神的就加以鼓励。如担任刻字的同学找出用煤油刷钢版的科学根据，研究物理的同学对建筑礼堂的托架找到了力学上的原理等，都得到了他的表扬。至于埋头读死书的现象，只要被他发现，总要设法加以说服。如当他见到有些学生绘画只注意临摹而不练习写生，就指定几个画得好的学生把出天花的麻子的状态画出来，结果几个学生费了很大力气，还是画得不象，子是他就教育学生说：“写生就是从作中学，你们终日临摹的结果，连个麻子也画不成，这有什么用呢？难道绘画这门科学光是为了装饰吗？你们差得多着呢，还差八步二小尺咧！”经他经常这样耐心地教育后，这些同学的学习态度改变了，走上了正确途径，在绘画内容上、技术上很快就有了明显进步。
为贯彻“以作为学”，当时政府规定的教科书是不适用的。谢先生就领导同仁进行了教材内容的改革。他认为国文课是以进步思想武装学生的最有力的一门课程，就完全废除当时教育部审定的课本，自己编写教材。内容以当时国内外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如中国作家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外国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莫泊桑、果戈里、安得烈夫等的作品都选印了很多。至于中国古典文学，也选讲了一些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如墨子的作品，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诗歌和《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经过这样改革，学生在思想道德方面都有显著提高。谢先生自己担任历史课，他也废置了由上面审定的教科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写了《中国历史讲义》，很受学生的欢迎。后来邢台师范曾翻印出来，人手一册。我校以后几班同学也曾要求翻印，但遭到后来反动校长郭鸣鹤的禁止，未能如愿。现在年代已久，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本讲义怕不容易找到了。这是很可惜的。地理课选用《中国经济地理》为课本，教员王振华又补进了一些乡土教材，并着重教学生测绘地图。教育学选用的是共产党员杨贤江以唯物主义的观点编著的《新教育学大纲》为教课书，在学习中很重视实习活动。其他如：论理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手工课教学生木工、缝织等技术，图画课教学生制图学，注重学生对用具、房屋的测绘；生物课则密切与园艺相结合；生理学与医药相结合，请商萼楼先生（医生）进行指导。总之，在教材内容方面实行了一套全新的改革，给学生带来很大益处，扭转了当时一般学校读死书的错误倾向。
为了配合“以作为学”，谢先生带领学生修整了校园，试办了一些小型工厂。校园虽然不大，但是充分利用，除种植了多种农作物及蔬菜、花卉之外，还栽种了几种果木树和北方罕见的湖桑。学生在适当的劳动中，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技能，不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了。小工厂有制胰、制革，织布、织袜等。织布厂的织布机发展到20多台。制胰厂的产品，日产数箱，委托商店行销市场。后来由于日货减价竞争，小工厂的各类产品日遭排挤，规模缩小。为了方便群众照像，开设了照像部。为了改善伙食，喂鸡养猪。为了使学生爱惜公物，由木工师傅指导学生自己维修桌椅门窗。为了扩大学生知识视野，活跃学习空气，鼓励学生成立了各种科学研究会。此外，还成立了平校部，组织进步学生向校内外的工友农友讲解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使“以作为学”向社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总之，由于一系列的改革，学校基本上形成了“先生一面教书，一面学，学生一面学，一面当先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局面。在教育方法上，也使用了学生自己阅读，提出疑难问题，进行讨论而后教师总结的新方法，有效地克服了注入式教学法，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为了很好实现“以作为学”的方针，谢先生很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教师配备方面，他总是设法从各处聘请进步的教师任教，当时得到上级党的支持和帮助，如李梦龄、张衡宇、冯品毅、张若曾（张苏）、王冶秋、原政庭、王痴吾、王显周、刘龙文等同志都在本校工作过。当时谢先生以振华、韶亭和我为骨干，对我们颇为信任，而我们也对贯彻谢先生“以作为学”的方针做了很大的努力。实际上也都是以当学生的态度进行工作的。再加上当时的许多进步教师的积极配合，在教育改革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材，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为了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谢先生很注意图书的购置。所见到的进步书刊，他都及时购置，以便学生阅读。并把他多年积累的很多宝贵的书籍赠给学校，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装备成一个很象样的图书馆。此外谢先生也常发动学生自购书籍。当时学校形成了读课外书的风气，同学们养成了读课外书的习惯，购买图书也变成同学们的生活要事，每学期每人最少也要买5元的书，多的要达20元。
在实现“以作为学”的过程中，谢先生总是以身作则，带头劳动。他热爱学校的一草一木，也很重视校园的美观整洁。学校刚迁来，他就带领师生开辟校园，整理校院，栽种蔬菜、花草、树木。他挖的树坑最深最大，也经常挑水累得满身大汗。他劳动的时候，从不让别人接替。他经常一面劳动一面向学生进行教育，教育学生要热爱劳动。他常说：“士大夫不劳动，最为可耻”。还教育学生放学回家，要“洋袜子一脱，拿起粪叉就出粪，拿起锄头就锄地”。由于他的言传身教，师生干劲十足，两三年后，校园内外，道路两旁，巳经花木扶疏，绿树成荫，蔚然可观。当时冀南道尹周韶南对学校环境很感兴趣，大加赞赏，曾来校给全体师生讲《种树郭橐驼传》。以后又特别拨给学校500元银币，做为植树费。这虽然是周韶南的兴趣所致，但当时校景之美却也可以想见了。
取得上述成绩，除谢先生以身作则亲自带领外，他对师生的团结关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经常和同学进行个别谈话，对多数同学性情爱好、思想情况都很熟悉，因而不断给学生指出努力方向，这就使所有同学都感到谢先生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而深深地爱戴谢先生。他对同仁也是不断从工作上、生活上加以指导，绝不因一时错误辞退教职员，打破他们的饭碗，因此深受大家的爱戴。所以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即便受到他的批评，也只会觉得他对自己的关切，而无隔阂。就这样，全校师生真是团结得象一家人一样。在这样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怎么能没有显著的成绩呢！
但是，这阶段谢先生只注意与顽固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提倡民主，提倡科学，进行教育改革，而反帝的口号却提得不够响亮。不过在那个时代，能象谢先生这样大胆进行教育改革，公开与顽固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确也是很难得的了。
三、走向社会革命
1925年，学生开始走出校门，走向社会革命。最初，是从抵制日货开始的。“五卅”惨案以后，各大城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游行示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运动渐渐扩大到小城市来。本校师生积极响应，并和十一中、五女师、各小学校组织了联合会。开始只是分别到各街商号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接着中学生联合会与商会联系，在关帝庙共同召开了市民大会，一班学生王维纲、二班学生刘介风（刘大风、安明）、赵纪彬（赵济焱、赵化南）等都在大会上做了演讲。特别赵纪彬在讲话时态度激昂，最为动人，市民一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接着大会主席宣布抵制日货及募捐支持上海工人，全体与会市民一致举手赞成，并纷纷表示立即行动。大会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声中胜利结束了。
市民大会以后，我校师生立即募捐200余元，随即寄往上海工会，以支持工人罢工斗争。另外，各校分别组织了纠察队，到各商号检查日货，进行登记。并向他们明白宣布不准再进日货，凡发现没有登记的日货出售立即充公法办。不过登记日货是困难的，当时各大商号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可暗地里捣鬼。他们表面上也装出一副爱国的面孔，实际上还在暗地里卖日货。如鸿记、兰花记、瑞司、广益成等广货、杂货号及福茂长、福盛隆等布庄，虽都是经过三番五次检查，也没有彻底查清。他们先是把货藏起来，有的把货隐藏在暗仓库里，有的半夜挪到住家户。后来就更加狡猾，制造了一批假商标，偷偷地把日货改装成国货。一次我在南街亲见学生从广益成杂货庄经理住室的床下找出了换了商标的日本颜料。不过资本家投机取巧的办法虽多，学生的决心可也很大。日货还是一批一批查出来了，并分别给他们以警告和处罚。后来，他们也就不大敢私进或私售日货了。抵制日货的另一种方法，是向群众宣传不买日货。各校学生经常到各街各户或附近的村庄进行宣传，并从报纸上选些抵制日货的歌曲，教给儿童去唱，如“日本货真不好，奉劝同胞别买了，买了回来惹人笑，既不好来又不牢，慢慢就把中国送掉了。”就是当时流行很广的一首。
经过这一连串清查、宣传，日货在市场上消失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大大提高了，而对日本帝国主义则是一个很大地打击，运动坚持一年多，我校师生在亲身斗争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特别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以后，师生更加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狰狞面目，就由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到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并把抵制日货运动推向抵制一切外货的高潮。在这一阶段谢先生思想变化也是大的，运动一开始，他虽大力支持学生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但仍强调学习，还是专心搞“以作为学”。后来在办学之外，也积极参加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后一阶段对外宣传等工作就是谢先生亲自领导了。同学当中以二班为最活跃，许多重大倡议多是由二班发起，如组织纠察队、募捐等，表现最突出的有刘介风、赵纪彬、平杰三（平俊义）、解蕴山（解瑨）、成滋（成润、成荣亭）、李世玮（李大山）、裴梦协（裴志耕、裴卜祥）等。其他如一班王维纲、李调元也都表现很好。
四、党组织的建立
经过抵制日货的斗争，学生已开始走出校门，走向社会革命。但是，这只是由于“五卅”、“三一八”等事件引起的爱国热情所致，学校里还没有党的组织，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建党前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应该着重谈谈冯品毅同志的宣传和影晌 。
冯品毅原名冯庆升，大名县冯庄人。北京高等师范外语系毕业。上中学时曾是谢先生的学生。当时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兼开封共青团的负责人。当国民党在广州召开党代表大会时，冯品毅曾以跨党身份被选为河南代表参加了会议，据说当时国民党开会仪式中的向总理静默三分钟的规定，就是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国民党的广州党代会以后不久，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开始反共。这时，刚回开封的冯品毅就受到了威胁，不能在河南活动了。后来，谢先生听到冯的情况，就毅然聘他来校任教。1926年8月，冯品毅来到大名。
冯来校后，任英语教员。他非常推崇谢先生的教学改革，并认真贯彻执行。他教的英语课，完全抛开了原有课本，换成自己编写的新教材。内容有北伐时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胜利的故事，群众对北伐军的支援，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对民众的残酷压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革命先烈英勇斗争的故事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等。这些教材都大大有助于学生觉悟的提高，使学生对中国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教学方法上，他也有一套较好的方法。如课堂上不说中国话，对难懂的英语字眼就用学生学过的意义相近的词语进行启发诱导。这样对学生掌握知识方面带来很大益处。由于这些原因，冯品毅很快就成了学生极尊敬的一位老师。下课后，都愿意接近他，而他就利用课余闲谈的机会，向学生介绍《唯物史观略解》、《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他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不久他又发起组织了读书会，吸收思想进步的同学赵纪彬、刘介风、裴梦协、李世玮、成滋等10余人参加，利用课余时间从事于革命理论的学习。在他亲自指导下，读书会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就取得了很大成绩。赵纪彬等10余名同学的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的提高，这就给本校建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冯品毅也喜欢和谢先生谈话，并向谢先生介绍《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书籍，也常帮助谢先生研究教育方法。应该说，谢先生在这阶段也受了他很大影响，对以后领导师生从事革命活动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冯品毅很得谢先生的器重。
不过，冯在校不到3个月就往广州去了，对学校来说，这是很可惜的。他在校时间虽然很短，但对革命理论的宣传做过许多工作，又因师生经过“五卅”、“三一八”的反帝斗争以及谢先生、振华等我们几个人对学生的培养教育，红色的胚胎巳经接近诞生了。
冯品毅快走的时候，先发展了3名党员，他们是赵纪彬、刘介风、李世玮，由于冯品毅当时的组织关系不在北方区，所以由他发展的这些党员的组织关系未能转到当地组织，而由他暂时带到上海，交给了党中央。冯品毅离校以后，他们按照他留下的通讯地址，曾经用写密信的方法，写过两次报告，保持联系，并坚持革命活动。他们在学校办读书会，发动同学读进步书籍，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熊德山的《社会问题》、孙中山著作以及《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等报刊，并且出版了校刊“曙光”，登载些反对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文章。当时这种风气曾在校内外引起注意，校内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形成两个派别。校外也有人反对，如南乐教育局一伙子旧知识分子就曾专出刊物来反对“曙光”，但被赵纪彬写了一大篇文章把他们驳垮了。
当时，谢先生、振华等我们几个人还不知赵纪彬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对他们的做法是赞成的，也曾给了他们一些支持。
这年冬，赵纪彬等3人到了北京，经李素若、刘伯庄介绍与北方区取得联系。原来，在他们去北京以前，北方区曾派人到大名来过，但因冯品毅已经离校，未能取上联系。他们到了北方区，一方面汇报了工作，一方面提出去广州的要求。但北方区认为不能离开学校，应在校内抓学生运动，在校外抓农民运动，以武装民众，响应北伐，最后确定刘介风一人去武汉毛泽东办的农民讲习所学习，赵纪彬和李世玮回大名，并答应很快就派书记来。
1926年11月，冯品毅离校以后，七师组建了党团两个特别支部，标志着大名党组织的建立。赵纪彬和李世玮从北京回到大名七师以后，大名的党组织开始接受北方区的领导。不久，北方区派李素若来大名，加强党的领导。于是，党的队伍很快壮大起来。为了加强党的工作，在原来的两个特别支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大名党、团两个县委，领导大名和周围几个县的党员开展工作。县党委由李素若担任书记，李世玮负责组织，赵纪彬负责宣传。团县委由成滋担任书记，李青阳负责组织，吴益普负责宣传。
党组织建立以后，就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开始李素若不打算直接发展教职员加入共产党。一次他曾和谢先生提出，要谢先生、振华和我加入国民党左派，但谢先生拒绝了，当即告诉李：“我革命半辈子了，要加入就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没几天，党终于同意接受我们入党，同时入党的除去我、谢先生和王振华3人之外，学生中还有解蕴山、李同朝（李亚光）等。
赵纪彬、李世玮当时在学生中威信是很高的。他们从北京回来不久，在选举学生会的时候，他们都获得百分之百的选票，这就给以后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谢先生对党是无限忠诚的，党组织建立后的几次重大的斗争，他都亲自领导，并不顾一切，想尽一切办法来掩护革命力量。就这样，学校在党及谢先生的领导下，成了直南革命策源地，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材，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