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监狱住了约10天，法院开庭审问过一次，明白了我的要害在一年级学生讲义里讲“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被捕学生是一年级的，他写信用的话是地理教员原政庭讲的，逮捕学生时抄没了他的书籍讲义，国文由我担任，讲义为证，无可推脱。只好供认不讳。但我撒了一个谎，遮掩过去，说这个文章是因学生请求讲的。又问哪个学生，我说“新来乍到，”学生名字不熟悉，样子也不记得。好在六年级没出事，虽然其中也有国民党右派，学生年岁大，知识多，防范严密，不然《新文化史》讲义被抄去，那很难讲话了。

又过了几天，忽然打开监门，容我在监外接见。原来是河北教育厅督学张陈卿，是我的师大同学，旧相识。见面握了手，他说“忍耐一时吧！”就去了。这件事震动了看守所，监狱官对我说“你的镣分量太重，给你换一付分量轻的吧？”我说“巳经习惯了。”

不久之后，又开厅审问，宣布我可由学校保释出狱。这天下午，由学校办理手续，领回学校，了此一段公案。其他方面营救情况据说很多，但我无从知道。算起来是11月中旬了，前后被囚一月有余，两腿退化了，走路疼痛，许久之后才恢复原状。

据我回忆。这案子只将原政庭和那个写信骂蒋家国民党的学生判了各一年徒刑，其他人陆续保释出狱。

（九）

出狱之后，学校为我设宴压惊，吃黄河大鲤鱼及大名地方名菜，同仁等愉快非常，师生之间更加亲密，并未休息，就继续上课了，只是新文化史课暂停授。

一个月之后，迎接1930年，准备新年庆祝活动。除了学生编演话剧之外，大家知道我能唱一点京戏，由我和学生合作，排演了一出《坐宫》，同仁中有人懂文场（即锣鼓等），音乐教员孙之嶲拉京胡，由我饰杨延辉，学生饰铁镜公主。又租了行头（即戏服装），经过排练居然在除夕上演了一场，师生快乐，把事故放下了。

这场演出反映好，轰动了城内的五女师和十一中，要求再演一场给他们看。推辞不成，结果在元旦又演了一场，掌声如雷，满堂好。

新年后平安无事，直到寒假，只是放假时没提新学期的事，师生各自归乡度春节。

春节后家母暴卒，办丧事，闹家务，对七师的事就无暇问询了。

（十）

1933年暑假期间，王眉征来北京。借住在我的寓所，由他提及谢台臣校长在北京市立师范教课。我同他一起去该校拜访过谢校长一次，相见甚欢，相谈甚洽，谈话内容忘记了，鼓励教诲之情，深为感人。而今记及，确是革命先驱，忠厚长者。

那时，我在北京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从事文艺工作，办地下刊物《北国月刊》、《每月文学》、《文史》等，又在天津《庸报》办一附刊名《创作与批评》，曾以在大名入狱事写过长篇叙事诗，题目是《病院》。意思是不怨天，不尤人，只怨自己做工作有差错出了毛病，监狱生活是一次惩罚和治疗。

后来王振华来北京市立三中教课，我也在三中教课。彼此相见，谁也不提在七师共事一段历史，也是心照不宣。

（十一）

“七·七”事变后，王振华未来北京，断了音讯。我以家室之累未能离开北京，只是闭门读书，教课糊口。也偷偷地写诗，名曰《鸣枵集》，实际指的是吃不饱饭，枵腹度日。但这些文章和《病院》一类作品，在敌人的高压下都先后或焚毁或散失了。

北京解放后，王振华召集了三中的好友，设宴席聚会了一次。

（十二）

我封闭起自己来。解放区的事，不了然。晁哲甫已经是“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一无所知。晁老进北京首先写信邀我见面。那时他是部长，住在南长街南口路西一所高级房子里，戒备森严（戒备森严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是部长，解放初治安还没有安定下来），他怕我进不了门，亲自在南长街南口外接我。我随他进入宅院。当然无人阻拦了。

离情别绪，谈了许久，留我吃饭，我谢绝了，他又亲自送我出门，深情厚意，铭心难忘。

过了一段时间，教育部移至原 “北京私立中国大学”（这是一座清朝的王府，在二龙路），他住在部内，并无家属。我主动拜访过他一次，也可能是两次，都谈了很久，许多谈话内容自然不能记忆了，但亲切恳挚，颇有教益。我开了一个小玩笑，说：“您作了官了。”他微笑着说： “轮到咱们作官，就没有好处了。”所谓“好处”自然是指的个人利益。那时虽亦年高，身体欠佳，刚正不阿，岸然卓立的风度，光芒照人，不愧为大众师表。                                                                      

（十三）

1950年，召开过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我以特邀代表名义出席了会议。以后我以工作忙，总没时间去看他。后来听说他去“平原省”任主席了，王振华任教育厅长。

追忆晁老对我的谈话，有一个重点，就是对谢台臣校长的缅怀。原话不能详记，大意是评价谢老的一生，说可以比教育家陶行知。晚年被反动派逮捕，严酷迫害，以致威逼成颠狂症而死。没看见抗日战争胜利，也没看见革命战争胜利，含恨以殁，痛人心脾。说我们活着的人，应组织一个班子，搜集他的著作，编辑成书，撰写他献身革命的一生的事迹，印行传世。这件事，晁老在世未完成，晁老又已故多年，又有谁能完成呢！恐晁老泉下有知也难瞑目。希望有志同仁关注这件晁老的心事。

晁老初到北京时，为我介绍xxx（姓名忘）在人民银行工作，也介绍过平杰三同志，希望去看他们，取得联系。我以工作繁忙，这些嘱咐也没做到，深以为遗憾，辜负晁老的关注。

（十四）

“平原省”撤销后，晁老调山东省为副主席，王振华调教育部任司长。每次中央召集的会议，凡晁老参加的，我常去招待所看他。有一次谈我的入党问题，我说，我是1927年李大钊同志被害，党团组织破坏，自然失掉联系的，在北京总有便衣特务追踪，为了摆脱困境，我以大学本科一年级学生水平即出外教书。1949年提出申请书请求解决组织问题。学校基层支部多青年同志，说我有“脱团”问题（我是1923年在保定六中入团的）不能通过，问题不能解决。晁老很气愤地说：“我们都是脱党的！”我问怎么解决的？他说：“在太行山，由董老（必武）介绍入党的。”这才清楚了彼此共同工作，亲密无间的关系和各自身分，他勉励我继续争取。

最后一次会面是在60年代初，晁老来京开会，住在厂桥地方的招待所二楼，谈话之间，求他写一中堂条幅，他谦逊了一番答应了。回山东之后，不久即寄来，写的是毛主席词“人生易老天难老……”《重阳》一首，字体端庄秀娟，经过装裱，悬挂在办公室内，朝夕相对以自勉，学习晁老之为人，为革命献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年动乱开始，学校红卫兵，以抄四旧为名，连同我的藏书和这幅字画，一扫而空地劫夺去了。迄今念及，惨痛如在昨日。

前后两次入牛棚，监督劳动八年。中间有位教师在山东有亲友，偷偷地探询晁老消息，他说：“晁老无问题，只是年老行动不便，还坐抬筐游大明湖、千佛山呢。”但愿这位教师不是因为安慰我而说谎言，遥祝晁老无恙！

十年动乱后，才有确信，不是被害，而是病逝的。然良师益友何处去寻？

（＋五）

王振华同志和我相处时间较长，在北京一起教课，他是以佯狂姿态生活，喜笑怒骂，玩世不恭。他的门齿大而裸露，人呼之为“大牙”，他也以“大牙”自称。我和他的关系是敬重不足而亲近有余。

他从“平原省”归来，在教育部工作，常去看他。后调文化部任局长，这时期我找他给我弄梅兰芳的戏票，晚了，没弄到手。最后调任天桥以南的“自然博物馆”馆长。常去看他。家住前门外甘井胡同，也常去看他。但年事巳高，有些健忘。如办什么事，总叫夫人赶快记下来，并嘱咐及时提醒他。

十年动乱以前，他已有些头脑不清醒，时常出门散步，忘掉回家路途，由警察护送回家。十年动乱期间，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罪犯。断了人与人的关系。等十年动乱过后，再问消息，早巳故去，不见讣文，也不可能登报。死了，一生从事革命的老同志死了，寂寞无闻！

我常常想，我是十年动乱的幸存者，如果没有十年动乱，晁老和振华同志，也不至于早死。

粉碎“四人帮”，重见天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之后，才有今日。党是伟大的。

1983年9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