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8年秋，我以偶然机会，在河北沧县省立第二中学，遇到了晁哲甫、王振华、徐楚波、范玉甫，他们都是保定高师毕业的老教师，素不相识，相敬如宾。

我到沧县时，恰好又来一位新老师，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教国文课。我也是教国文课的，有这些条件：我是北京师大学生，他是北京大学学生，同时来沧县，又同教国文课，自然把我们接近起来，有问题相互磋商，有空闲一块聊天，假日同进城逛大街，看小戏。

他的名子叫贾洞理，大名人，他说他的妻子叫“方头”，想办个文艺刊物叫《蓝色杂志》，教课工具只有一本《学生国音字典》。

日久天长，我们很亲热，无话不谈。有一次谈新诗，他随口背了一首诗：“……遥想那，石榴花开的井边，那人正架竹竿子，晾蓝布衣衫。”我是写新诗的，我以为不及，记在心里，至今不忘。但他不曾说诗是谁作的，诗人名字是什么。我宿舍有书架摆了些工具书，他说：“带书来可以，不多、太少、不足惊人，要多才显得渊博。我不带书，只一本学生字典，也显得渊博。”我很钦佩他的见解。

一次，忽然谈起“唯物论”，又谈及“社会发展史”。我说：“原始共产主义之后发展为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之后发展为封建主义社会，之后又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又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规律。这样等它发展下去，不就自然来到共产主义。”他说：“不能没有人的因素，假如有柴、有油，不能生火，人划火柴才能生火。”我以为他批判了我的“机械唯物论”。

（二）

寒假到，各自离去，寒假期间忽然接到晁哲甫来信，邀我去大名七师教书。我猜想这一定是贾洞理的主意，是他把我的思想情况介绍给晁哲甫的，我打算答应他去七师。后来快开学了，我因家务事纠缠不能脱身，无可奈何，代他物色了一位替身，这替身就是王眉征（增寿），他有教学经验，又有一定的革命理论认识。所以春季开学前，带了我的介绍信去大名七师了。做这些事凭政治嗅觉出发，心照不宣。

半年过去，王眉征回乡，他说工作情况使人满意，晁哲甫使他转达致意，邀我一定要同王眉征一块去大名教课。我感激他们的信任和热情，不能不去七师教课了。

（三）

1929年秋季开学前，乘火车至邯郸，由邯郸乘骡车到大名七师。那时七师校长为谢台臣，教务主任晁哲甫，训育主任王振华，附小主任平杰三。因为工作关系和谢校长、晁主任、王主任联系多。谢校长身材墩实，精神充沛，和师生同甘共苦，肝胆相照，宽厚待人，律己甚严，穿着素朴，住一般宿舍，在同一食堂吃饭，课余和学生一起打篮球，又是一位饱学之士，气度不凡。我们称他谢老台（在直南，土话称土匪为“老抬”），他笑嘻嘻地，不以为侮。晁哲甫个子高，有点驼背，身体不好、常咳嗽，从不见生气着急。王振华不但身体好，还活蹦乱跳，善诙谐，开玩笑。自然我和晁、王二位最熟悉。因为是沧县二中的旧相识，只是不见贾洞理，据说已故，我至今还怀念他。

教师之中，王眉征是我介绍去的，当然亲近，其余有历史教员李梦龄，国文教员王痴吾，地理教员原政庭。李梦龄是师大同学，早已见过，王痴吾、原政庭，还有教育学教员姬德麟，都是师大学生，但来大名之前并不相识。七师教师之间有个习惯，亲近的都互相叫简称，如称晁主任为晁哲，王主任为王振，王眉征为王眉，我本人为臧恺，李梦龄为李梦。关系一般的称全名，姬德麟年岁较长，通称他老姬。由此可见虽有亲疏但和睦无间，非一般学校同事关系可比。

任课情况，三位国文教员，六个班。分配我教前高年级，六年级一班，搭配一班一年级。王痴吾教二年级、三年级各一班，优待王眉征，教四、五年级各一个班。明知我的负担最重最难，但又认识到这是领导上的信任，也就心安理得了。

（四）

六年级相当大学预科二年级，学生年岁也比较大，其中也有国民党右派分子，很难对付。我自然把全部力量重点放在教这一班上。除了教规范选文以外，其中加了一堂“新文化史”，这教材由我自己编写，取材于报刊杂志，从“五四运动”的《新青年》讲起，分为四个时期：一、封建思想没落。二、资产阶级思想兴起。三、资产阶级思想没落。四、无产阶级思想兴起。汲取了《语丝》、《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学月刊》、《小说月报》的原材料，及，“北新书局”、“创造社”、“开明书店”等新书目录，及主要内容。当时没讲“新生命书店”的出版物，引起了一个国民党右派学生的不满，其实“新革命书店”也出版过一本《唯物史观文学论》。是忽略也是有意识的。这位学生姑隐其名，也许已经故去。

对于一年级，只选一些比较短小的文章，包括小说、散文等，也是选自流行的杂志刊物的。只讲过一篇《中国文学的昨今明》是论说文。这篇论文送我入了监狱。

（五）

1929年旧中国国庆“双十节”以后，日期不记得，可确认为10月中旬。一天夜里，约11时以后，旅部派大队全部武装队伍，包围了七师学校，搜查抓人（那时长期在大名驻扎有蒋政权下的一旅步兵），当夜抓走了一个学生和指名要原政庭等教师，学生的名字忘了。我躲藏在一个经过搜查又无所获的房子里，当夜并未被捕。带走已被捕的人以后，大军还是重重包围，说明由学校交出原政庭等有关人。第二天，学校和我商量怎么办，我自己考虑，我无组织关系，讲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也不致判死刑，就慨然答应，自愿到旅部投案。于是由学校派人背着行李送我去旅部。不几天，原政庭等毅然投案。

在旅部师生分开，我和原政庭、王痴吾拘押在一个阅报室，由武装士兵轮班看管，分别审问过一次，后来就没有消息了，我们闷在葫芦里，不许接待探视人。

过里插叙一笔，原来大名一带连年灾荒，卖儿卖女，逃荒外流的人很多。有的地方农民组织了“红枪会”起义军。驻军士兵也有大量开小差逃走的。旅部惶惶不安，所以各种镇压手段无所不施，检查信件是在所必行的。七师案件是由于在学生通信中发现了几句不满蒋氏国民党的话引起的。旅部以为七师窝藏了共产党，要一网打尽，因而劳师动众，深夜行动。我们在旅部羁押莫名其妙期间，是他们向上级请示处置我们的办法。后来知道，我们的罪名是“勾结会匪，煽惑军队。”如果上级同意，我们就一命呜呼了。

在旅部拘押约十几日之后，在一个深夜里，忽然把我们叫醒，收拾行李，院内灯火通明，兵士武装整齐，背着枪，亮着大刀，前面大纱园灯引路，叫我们在中间，鱼贯行走，两旁队伍夹起来，严肃得好象上刑场。行行走走，拐弯抹角，也不知什么街名，什么方向，真令人生疑，但我想既不上绑，又携带行李，又不象去处决，现在追怀，也还觉得阴森可怕。

（六）

黑夜如磐，万簌俱寂，刀出鞘，弓上弦的，约一个连的军队押解我们，走在不知去向的街道上。心情的沉重不言而喻，因为去处不明，生死未卜，行行重行行，走在一个黑色油漆大门前。大门三间，前面有廊子，命令我们停在大门右边的廊子下，这时虽有军队包围，但已经可以悄悄地交谈。有人说：“这是大名地方法院”。大家惊喜若狂，但也不敢作声。我私自想，法院总还可以辩理，判刑要证据，处置有程序，比旅部好多了。旅部是军阀爪牙，不管你青红皂白，说杀就杀，不许分辩。既交法院，所以原来的沉重心情一旦扫清。

等了很久，才押我们入大门，之后顺序入监狱看押，进一个，等一段时间再进一个。旁人进去情况不明，等到我进去时，一个黑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一张矮桌后坐了一位看不清面目的人，印象很象是腊月二十三祭灶时，供在锅台旁的灶王爷，问了几句话，就给我钉上脚镣，送进监笼了。问我“要囚粮不？”我听不懂，说“不要”。这个笼子内早已有三人，本已住满，只好为我挤出一个空子来，容我睡。原住犯人据说都是恶霸。他们第一句问我“要囚粮没有？”我说“没要”。他们很惋惜，他们说：“监内许多人吃不饱，你不吃可以补给别人吃。”我想已经说过“不要”，再说要也不可能了，随它去罢。

原来轻松的心情，到此又沉重起来，因为监狱生活，钉镣入笼，并非轻松愉快的事。

（七）

同笼的犯人，很热情，教给我把镣圈用布裹起来，用绳把它吊起来，走动两腿画圆圈，以免行动擦伤腿腕、脚面。上炕不要跪着上，跪着即是被枪决的预兆。虽有的是迷信，但其情可悯。我一一照办。

吃饭，有囚粮的被供应窝头、咸菜，没囚粮的可以自己花钱向小馆子叫饭，送进监狱吃。小便在笼内，设有尿桶或尿盆。大便，每天上、下午“放风”各一次，在监房后门外一个超高墙围绕的小院里，约十分钟；这时各号笼也都倒尿盆，倒尿盆的人是犯人轮班值勤的，进厕所大便，然后在小院散散步，晒晒太阳。有监狱看守人监视，不许交谈，防备串供。笼内阴暗潮湿，只在后墙高处有一小铁窗可以采光。晚上，只有南北两排笼中间过道有一盏煤油灯，笼上锁，看守监视，所以许多时间只好睡觉。

早晨，起床后，笼道给两木盆水。两排笼犯人上百人争先洗，落后的只好用污泥水洗脸。星期日可以接见探监人，接受探视人送来的衣物、饭食等。接见时中间，隔着铁窗谈话，看守监视，限定几分钟时间。11月份天气已凉，记得王眉征给我送过衣服和钱。

狱中生活大致如此，我不怕坐牢，怕的是卫生条件太差，容易生病，判上几年也不能活着出来。

再插一段，原来旅部给我们定罪名之后上报省政府批示，省政府以为犯人是教师和学生，事关教育，由教育厅办，教育厅建议把犯人转送法院审理，电报通知旅部，我们才脱离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