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步教坛

1963年（18岁）我大名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大名县营镇公社任教。8月2日小雨不停地下，可年轻人上班心切，我便和同时毕业的呼克亮、魏启才冒雨到营镇公社中心完小报到。校长马云岭（已故）、教师赵一行、何北海、赵振太、张礼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营镇公社中心完小座落在西营镇村南，卫河西岸，学校校舍宽敞，参天杨柳，绿树成荫，环境优美。那时正是阴雨连绵，河水暴涨，学校的教师被公社抽去上堤防汛，我们三个便在中心完小临时代课。

8月6日我被分到营镇公社黄庄完小，呼克亮分到张金庄小学，魏启才分到谢庄小学，我到黄庄完小顶替代课教师冯玉书。黄庄完小是土改时留下的二座地主庄院，三间北屋破旧无法使用，五间西屋（其中北边三间是一、三年级复式班教室，南边两间是学生伙房兼教师住室），五间东屋（其中北边三间是二、四年级复式班教室，南边两间是教师住室），西屋南头还有一间小北屋为女教师住室，外面西北院还有两座高小教室。我担任一、三年级复式班的语文和高小六年级的数学，从此开始了教育生涯。

8月9日下午无情的洪水漫溢卫河西大堤，倾刻万亩良田成为一片泽国。水不断地上涨，浪借风，风助浪，洪水象一头凶猛的野兽，闯进一座座农家小院。随着第一个“呼咚”的房屋倒塌声，接着“呼咚，呼咚”，“咔嚓，咔嚓”。倒塌声相继不断。小孩、妇女的哭泣声，男人们的呼救声乱成一片。一夜之间200多户的黄庄村，仅剩下几座摇摇欲坠的砖瓦房。

黄庄完小院落较高，院内有一尺多深的水，因房屋有十几层砖基，幸未倒塌，院内挤满了逃难的社员。人们望着无边际的洪水，脸上布了满愁容，心情无限的恐惧。

“救护船来啦！”不知谁第一个看到船，扯着嗓子高喊着。有了船就等于有了命，人们高兴地蹦跳着，呼喊着，毛主席、共产党派来救护船。在县、社领导干部的带领下，按照小孩妇女优先的顺序，不分昼夜地一船船往卫河东岸抢救，直至全部脱险。若大的洪水，竟无一人遇险。

洪水落后，学校秋季开学。学校负责人是冯殿修，教师有郭学信、阎洪仁、王香凤等，我和郭学信住在西屋南边的学生伙房内，同睡在通锅灶的土炕上，同在靠窗台的一个办公桌上办公。郭学信（现市文化局工作）任六年级语文，聪明好学，擅长音乐，非常精干。

水后社员们忙建家园，大点的学生帮家长干点零活，小点的学生因天冷不愿上学，我和其他老师天天早晨起床从黄庄村北至村南，从黄庄到和庄（当时和庄没有小学），挨家挨户的动员李生上学，然后再回到学校上课。引河以西张王庄的高小生，因道路泥泞不能到校学习，我和郭学信曾在星期天背着小黑板，登门上课。就这样虽苦亦乐的教了一冬春两个学期的课。

1964年9月4日我被调到营镇公社中心完小任教，临走那天下午，天真活泼、平时非常淘气的一、三年级小学生流下了眼泪，他们送出校门，送出村，送到了离村一里远的东大堤上。走上东大堤，继续前拥后推地往北送，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吵不离，弃不得，留不下，走不脱，直至日偏西，我狠狠心飞车脱身，学生们眼巴巴地往北望，我不时地回头看……。

在营镇公社中心完小，我担任五、六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赵一行、何北海分别担任两个班的语文。校长马云岭个儿不高，精神饱满，讲起话来声音洪亮，工作抓得很紧。教师之间你帮我学，你追我赶，生怕自己教的成绩落后于别人。有时为争着辅导一个自习，互不相让的争吵不休，甚至找校长决断。那时学校教师团结和睦，工作紧张而愉快。

二、勇挑重担

1965年春，我经公社书记田辛茹，校长马云岭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11日在党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从此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那时入党指标控制得很紧，很多老教师多次申请未被批准，我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被批准，事出有因：校长熟悉我的工作无需多谈，公社书记了解我，是因为公社两次抽借。1964年春，我被抽借到公社，参加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一个多月里，我到各大队核查人数、年龄、性别等工作，以我为主搞全公社的汇总工作，当时全社17个大队，69个生产队，10800人。1964年冬，又被抽借，搞了一个多月的征兵工作，协助武装部长调查、政审、体检。公社两次抽借，我干得都还算不错，给公社领导和同志们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因此公社书记田辛茹直接介绍我入党。

1965年麦假后，校长马云岭调离营镇公社，公社校长成了缺额。在麦假开学后的第一个全体教师会上，我意想不到的，公社书记田辛茹、副社长董怀仁宣布我担任营镇公社校长，当时我才20岁，是全县最年轻的一个校长。在教师中资格老、能力大的也有几个，可机遇碰上了我。入了党，当了校长，别人都说我“双喜临门”，我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大胆地担起了这一重任。

营镇公社位于大名县东北角，文化比较落后，两处完小有10个国办教师，17个大队只有7个国办小学教师，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入学的要求，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只能由大量的民办教师来补充。前王庄、和庄、刘庄新办起小学（原来学生到邻村上学），1965年麦假后在公社书记田辛茹的大力支持下，多次与大队联系协商，在西营、东营、黄庄创办三处农中，先后增添6名农中教师和26名小学民办教师，张德堂、周长秀、常启忠、常勤国、黄清江、何章海、黄素英、赵联萍等都是那时增加任教的，他们大多是未婚的男女初中毕业生，当时流传着：营镇公社是“光棍校长”带领一班“光棍教师”搞教学。

那时没成家，不想家，也不顾家。1965年公社虽宣布我任校长，但县任命书未下来，我一边以教师身份继续上课，一边以校长身份抓全公社教育。每天早晨、上午上完两节数学课，便到各大队检查小学，下午或批改作业，或继续到各小学检查；晚上有时备课改作业，有时到各大队检查夜校和俱乐部的活动情况。

那时搞普及小学教育，我按照1964年人口普查时的户口登记册，登记各大队的7—12岁的适龄儿童数，查各大队小学生在校人数，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核对，再计算，比较各大队入学率的高低。好点大队入学率在95％以上，差点的也在90%左右。有的大队重男轻女，男孩不到年龄就入学，可女孩适龄不上学，到学校一看男女生比例，就能看出有没有问题（一般是男女对半），女生少的就提出批评，督促提高。

小学教师非常辛苦，他们的待遇：国办教师大多是34．50元，最高的也只有43．50元，民办教师每天生产队记8—10分工分，个别村女教师每天只记6分工分，国家每月补助5元钱，最多时8元。他们的工作，除备课、上课、改作业外，还有动员学生入学的任务，有的还担任夜校教师或组织辅导俱乐部。在农村，社员往往以小学生能不能考上高小，高小生能不能考上初中，来评价教师的本事及教育工作的好坏，所以公社对教育抓得很紧，教师也都很卖力。公社每周都要分片或全社集中组织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和政治学习。

教学研究主要是教法上克服“满堂灌”，提倡启发式，语文课的识字教学、数学课的计算技巧等方面的内容。每学期检查评比1—2次教案、作业，还组织1—2次全社各年级的统一考试，比成绩，张傍公布。成绩好的大队，如：张金庄、后王庄、谢庄、张庄、前常庄等村的教师，很受学生的爱戴和家长的尊敬，成绩差一点的村，学生，家长对教师就不怎么热情，教师也有点抬不起头来。

政治学习主要是学毛泽东选集四卷、甲乙种选读本和毛主席语录。教师争相购买毛著，本县买不到，还特意到20里外的馆陶、冠县县城去买。在学习的基础上，公社开展背诵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红五篇”竞赛，联系思想、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每学期召开“立竿见影”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白求恩对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学习愚公移山的毅力。

我虽年轻没经验，但凭着血气方刚的一股子热情，营镇公社的教育工作搞得还是有声有色的，在区、县还是比较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