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校学习期间，另有一件值得叙述的事是那一年“八一”建军节。抗战一年多了，坚持敌后抗战，而且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是怎么回事？它与共产党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能打胜仗？等等问题，广大群众知道的并不多，需要扩大宣传。总部准备借纪念这个节日的机会，召开一个万人大会，地点决定在故县镇。通知也已发到周围几十里以内的村镇。就在“七·一”纪念会后不久，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总部转移到了别处。可是大会必须按时在原地举行，因为那时在农村下通知的通用办法是鸡毛信，改变地点巳属不可能。为此，决定朱瑞和其他有关的少数同志留下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至于会后的晚会演出任务，交给党校负责。我是党校总支宣教委员，又兼了俱乐部主任的职务，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项任务。有几个同学是祁县纱厂的工人，在祁县被敌人占领后，该厂工人曾被该厂经理的伪善面目所蒙蔽，为敌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地下党的教育下，揭破了经理的汉奸真面目，组织了工人游击队，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学校为了加强学员的自我教宣，曾组织他们向同学讲述这一段经历，大家听了很受教育。我就鼓励他们把这个故事编成戏剧，来完成“八·一”节的演出任务。经过动员，他们答应写。写了几天，写出一个有十几个场次的剧本，不但人物较多、情节复杂，单演出时间，两个晚会也演不完。要他们再改，他们表示无能为力。我凭着“九·一八”时期参加学生业余剧团，演出过《月亮上升》、《锁着的箱子》的一点知识，在他们提供的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压缩成三幕话剧，取名《工人游击队》。在分配角色时，工人同志演工人，顺理成章，他们也不好推辞。戏里有几个日本鬼子，也比较容易。在行军途中，马冠朝常出洋相，学日本人说话，就分配他演那个日本军官，还有几个同学演日本兵。在分配汉奸经理这一角色时，遇到了困难。有的听了戏里的台词，说：“那阴阳怪气的，不好演”。有的嫌演汉奸名声不好。最后都对我说：“你还是亲自出马吧”。就这样，我这个导演又兼演了汉奸经理。经过不长一段时间排练，到“八·一”那天，在朱瑞同志和地方上的专员、县长，以及工人、农民、妇女、青年代表讲话后，戏就开演了。没有想到，演出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演出过程中，观众中爆发出高呼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人阶级万岁！”等等，接连不断。演出结束后，演员们正准备卸装，只听见一阵笑声，朱瑞同志和地方上几位领导走到后台，向演员们说：“你们辛苦了！”演员们也回答说：“首长辛苦了！”朱瑞同志接着说：“你们的戏演得很好”，问：“剧本是谁写的？”我答：“是这几位同学，他们是祁县纱厂的工人。”工人同学忙指着我说：“没有他的加工整理，搞不成这样子。”朱瑞同志对我端详了一下，说：“汉奸经理也是你演的，学过戏吗？”我说：“没有，只在学校里参加过业余剧团，”他说：“到底不一样。”接着向大家说：“你们这个戏好，好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抗日战争已经一年多了，宣传抗战的戏出了不少，但是写工人阶级的不多，你们这个戏就写了工人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不宣传工人阶级行吗？还有你们对汉奸的演法也不同，写得不错，演得也好。现在在舞台上出现的汉奸，几乎都是歪戴帽，趿拉鞋，架一副黑眼镜。一出台，连小孩都会指着喊：汉奸，没有一点欺骗性。要知道汉奸的危害，就在他的欺骗性。你们演的这个汉奸，才是标准汉奸。”最后他还说：“这个戏不要丢掉，等和总部会合以后，还要演出，演给一些剧团看。”此后不久，就与总部会合，总部驻潞城县的南、北、中三个村子，党校驻进省委驻地屯留县寺底村，也是一所大庙里。《工人游击队》这个戏在朱瑞同志主持下，又演出了一次。演出后，还召开了座谈会，剧团的同志在会上除了谈戏好之外，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朱瑞同志在最后的发言中，又宣传了他上次在后台讲的“要写工人阶级”和“标准汉奸”的论点，比上次讲的更系统。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同学们常开玩笑喊我“标准汉奸”。这“标准汉奸”竟成了我在抗战初期的一个绰号。
1938年年底，我们从党校结业，回到南宫冀南区党委。同学们陆续分配了工作，基本上都回到本县，如赵修业、马冠朝，一到滑县、一到内黄担任了县委书记或县长。当我向组织部的同志反映也愿回本县工作，并说离开时留有一支游击队时，正好有一位从直南调来的同志告诉我说：“那个游击队已经被丁树本打垮了。”还问我：“你是朱丹同志吧？你走后，耿朝梁把你父亲请出来当了参谋长。游击队被打垮时，耿司令牺牲，朱老先生和许多人被八路军救出来，回到了家里。”另一位同志说：“你的工作部长正在考虑，可能就要找你谈。”果然有一天王从吾部长找我谈话，说区党委也想办一个党校，要我去担任总支书记。我一想到太行陶鲁笳那一角色，就说怕干不了。他说：“有什么干不了的，你在太行党校，不是已经担任过总支委员了吗？”我无话说，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可是过了不久，又找我谈，说党校近期可能办不起来，经研究，叫你到二地委担任宣传部部长。我问明了二地委就在巨鹿县境内，表示很快动身。当我第二天背着行李到组织部告别，看见朱瑞同志，说是来冀南做鹿钟麟的统战工作的。他问我：“你背起行李到哪里去？”我说：“到二地委。”他问王部长：“去搞什么工作？”答说：“任宣传部长。”他说：“倒也合适。”我告别了他们，转身要走。只听他说：“不忙。”我只好止步。他问王部长：“你们有剧团没有？”答说：“刚有一个是巨鹿简易师范师生组织起来的，到南宫来演出，才决定留区党委的，名叫平原剧团。”又问：“领导强不强？”答说：“有什么强不强的，任命了一位老师当团长。”朱瑞同志笑指着我对王部长说：“这个家伙可是个材料，能编、能导、能演，留在剧团吧。”问题就这样定了，第二天王部长带我到剧团，向团长郝庸、队长申伸作了介绍，然后向全团人员宣布：“派来朱丹同志当你们的指导员，既是政治指导员，又是艺术指导员。”从此我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文艺这条战线，说“几乎”是因为有两次离开，时间也非常短暂，加起来也不满一年。我与这条战线关系如此密切，对它却很少建树，至今还深感歉疚。
附一：
怀念朱德委员长
（诗四首）
（一）
忆昔抗战初兴时，
太行山上瞻英姿。
游击战术亲教海，
万人景仰总雄师。
（二）
赴朝川剧返京都，
萦光阁暖承爱抚。
不因只为乡音好，
二百方针信而笃。
（三）
喜迎朱帅归故乡，
锦城花会尽琳琅。
最是草画深处美，
留得兰蕙永芬芳。
（四）
晴空骤然闻惊雷，
噩耗犹如泰山颓。
恰是清明风雨后，
人尽饮泣泪偷垂。
注：
此诗作于1976年，1978年仪隆朱德纪念馆索字，书成条幅予之。同年《四川日报》刊载。
附二：
一九七八年元旦述怀
（诗一首）
近接38年同赴太行党校之同学赵树森来信，述及直南同学12人中，王汉秀、马香亭已光荣栖牲；马冠朝开始当县长，平原建省时，任交通厅长；李志民到了贵州，王继秋不知下落；另有张大田、姜文二人，一因违犯军纪、一因吸食毒品被枪决；王东林自杀，赵信忠自称“在共产党员考试中不及格”。问及赵紫阳已
到四川，会过没有？当时赵已是省委第一书记，且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此述怀：
投身革命四十秋，
征途如海有沉浮。
所幸一生无憾事，
再战何惧白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