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丹南，大名县束馆镇堤上人，生于1912年3月。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南区党委所属平原剧团指导员，冀南抗日救国会大众艺术部长，文总副主任，129师政治部先锋剧团副团长，太行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八路军第九纵队文工团政委，二野四兵团十五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副部长，二野军政大学文艺新闻大队大队长，西南军委会文教部文化处和电影处处长，西南局文艺处副处长，西南川剧院院长，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峨眉电影制片厂厂长、党委书记，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化艺术局领导小组成员兼北京京剧团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

1982年离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正在家乡度暑假，原打算八月底返回上海，“八·一三”上海失守，遂决心就地抗战。不久，日寇占领了大名县城，寻思着光搞口头宣传，巳无济于事，要搞武装。经过积极筹备，在“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组织的支持下，农民抗日游击队组织起来了，推举莘县耿楼村耿朝梁为司令。他是莘朝两县包括大名卫河以东这一带红枪会的小头领，在农民中有一定威望，有爱国热情。游击队进驻龙王庙以后，曾过河把从大名城里出来进行骚扰的小股敌人打跑过两次，深受河东群众的拥护。虽然也订了几条纪律，主要是不打骂和骚扰老百姓，离队要请假等，但还是散漫，纪律比较松弛，人员多时近千人，少时只有二、三百人。在一次和耿司令谈队上纪律时，耿说：“你给咱把政工部门搞起来，不叫政工部，叫政训处也行。”我说：“搞不了。”他说：“有什么搞不了的，还不是卖狗皮膏药那一套？”我说：“靠国民党军队那一套不行，听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搞得很好，我想找个机会去学习。”他表示同意，要求时间不要太长。我把这个情况向民先的贾秀卿、刘法尧（贾即贾英，阎庄人，后来在湖北省一个专区任专员，刘法尧，南乐县吕村人，抗战期间，在漳河县抗日县长任内光荣牺牲）两位同志反映。他们说，正好，晁哲甫在清丰六塔举办一个抗日干部训练班，我们都可以去学习。

这个训练班实际上是中共直南特委（以后称地委）办的，特委就驻在六塔。晁哲甫是六塔人，因为他任过大名七师教务主任，在知识青年中有号召力，用了他的名义。我们到达训练班，已是1938年的一月份。开课不久，在训练班任教的郭献瑞同志找我谈话，说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要办一个更高级一点的训练班，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时抗日心切，坚决表示要去。他说要去可以，必须是共产党员才能去，我就请他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说，通过民先组织，对我已经有所了解，愿意介绍我入党。交给我一张入党申请书，我填了表，宣了誓，就算入党了。不久，到特委集中，到了12个人，有滑县的赵修业（即赵紫阳）、张大田，内黄的马冠朝，南乐县的王江秀、马香亭等。特委书记朱则民接见时，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学了本领，回到直南，建设家乡。指定我和赵修业为正副组长，负责到一路南宫的行军工作。到南宫城里，找到冀鲁豫省委（后称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王从吾，也是直南人，盛赞直南特委对这工作抓得好，来的人数多，也整齐。在这里，又有其他特委送来的约30人和我们组成一个队，指定我任队长，赵修业任指导员，由部队的一个班护送，过了平汉路，到达县城129师师部，改由两名战士送我们到了驻在沁县的八路军总部。有关同志告诉，原来总部是要办一个训练班，通知了各地党委，后来考虑不办了，也下了通知。可能还没收到时，你们已出发了。既然来了，也不必回去，经领导研究，你们到晋冀豫省委（后称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学习内容是一样的，总部的领导也要去讲课。

当时，总部驻沁县的南底水村，省委和省委党校驻故县，是个镇子，距离不远。党校安置在一所大庙里头，校长由省委书记李雪峰兼任，副校长王倬如（也是直南人，他和王从吾及另一个姓王的合称三王，并有黑王、白王、花王之分），专职教员有三位，只冷楚还记得名字。专职总支书记鲁笳（即陶鲁笳），委员在学员中选举产生，我和赵修业及另两个同学当选为总支委员。分工赵管组织，我管宣传教育，另两个委员一为青年，一为民运。开学后，朱德总司令来校作游击战术的报告，讲得深入浅出，战例生动，富有风趣，极受欢迎。北方局的朱瑞同志也来校作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也受到欢迎。那一年的“七一”，是党的诞辰十七周年纪念日。纪念会就在党校内举行，我被选为学员代表登上主席台。主席台上除一张桌子外，只有几条板凳，我正巧和总司令坐在一条板凳上。总司令问我是哪里来的？我开始还有些拘束，看到他那慈祥的样子，心里也就泰然了。当他知道我来自平原，那时是被称为敌占区的，问得更加详细，诸如敌人活动情况，以及人民的生活等，都问到了。我就我所知，一一作了回答。这些情况，在我是记忆犹新的。解放后，又有几次接触，都留下很深印象。在1976年朱德委员长逝世时，我写的怀念诗，都得到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