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间跨入了六十年代。学校的形势和全国的形势一样，经过1957, 1958, 1959三年的接连不断政治运动的冲击，政治压倒一切，运动压倒一切，教学秩序出现了畸形。1959至1961年全国人民紧勒腰带渡荒年，学校的狂热气候也冷下来。也正是在这形势下，学校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从领导到教师、学生不再集中精力搞运动了，而是拖着半饥半饱的肚皮，安下心来专心致志的来考虑怎样上好课，教好学生的问题了。

在1958年，河北省教育厅明确我校为省、地、县三级重点学校，还向我校提出要成为全省“小宝塔”式学校的尖端。如何攀登这座“小宝塔”的尖端？这是六十年代摆在全校师生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1962年元月，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黄友贤同志调离学校，由邯郸地委组织部派长期在学校工作的汤振宇同志接任专职党支部书记。陈勇同志来校任校长。原教导主任齐协恭同志任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原政治教师栾景柯同志任教导处主任，原在邯郸行署教育局工作的陈绍孔同志来校任教导处副主任。从领导班子的配备来看，为学校的中心工作转移到教学工作上来创造了条件。1962年，大名中学的高考升学率名列地区前茅，这是攀登河北省“小宝塔”式学校尖端的起点。当年，学校领导提出二三年内高考全区争第一，全省争上游，全国挂上号的口号。经过两年努力，1964年高考升学率为83％，位居全省第二名，仅次于河北省辛集中学。1965年高考升学率为87%，又夺取了全省上游的光荣成绩，大名中学已攀登到河北省“小宝塔”学校的顶层，开创了校史上的光荣一页。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高峰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还有主观原因。从客观条件讲，上级对这所“三级重点”实行倾斜政策，从人力、物力上给予了优先照顾，几年来陆续分配来数十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配置了成批成套的实验设备。这些都是物质基础，使学校有了较厚的实力。但是，更主要的是主观努力。当时学校主要具备了四项主观条件中：第一，有一个精干的领导班子，学校突出了以教学为中心，贯彻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第二，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教师队伍，第三，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制度，第四，开辟了良好的教学环境。这四条中教师队伍是关键的一条。

从五十年代起，学校就已注意了教师队伍的建设。1953年曾抽调八名教师支援邯郸市几所中学。学校教师队伍受到一些影响，但这也迫使学校注意培养新生力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六十年代已建立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完整、健全的师资队伍，其特点有三：一、各科教学都有骨干力量，成龙配套。各个教研组都有几位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如数学组有“几何大王”刘志仁同志，“三角大王”罗杰同志，“代数大王”曹彦德同志；青年教师张宗敏同志，语文组有老教师叶丹枫同志，青年教师张颖聪同志，政治教师有栾景柯、杨缦雯同志，理化教师有王兴访、卢明臣、胡旭东、常振祥同志；史地教师有韩新运、刘兴中同志。这些同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建国后从大专院校分配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这所偏僻的城镇中学，满腔热忱地把全部精力贡献给这片土地，一干就是十几年、数十年。大名中学的荣誉有他们的心血，大名中学的史册上留下了他们的青春脚印。

二、教师队伍层层有骨干，形成“梯队”式结构。有几位老师具有几十年的教龄，有丰富教学经验，教学效果良好，很受师生的尊敬和佩服。如数学组的曹彦德老师、罗杰老师，语文组的叶丹枫老师，化学老师卢明臣同志，这些教师有的学历不高，但能抓着教材的基础知识，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深入浅出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听他们的课很感兴趣，不知不觉中学会了知识。老年教师骨干带出了一批中年教师骨干，还有一批正在成熟的青年教师，这样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梯队式教师队伍。在六十年代我校的中青年教师骨干刘志仁、杨缦雯、张宗敏、胡光勋同志，在七十年代先后成为大名县和邯郸地区教育局的领导干部，还有十几名同志先后调到邯郸师范专科学校和邯郸教育学院工作，现在都是那里的得力的教师，可见在六十年代大名中学中青年教师的实力是相当雄厚的。

三、各年级都有骨干教师把关，层层保证教学质最。这一点和现在有些学校的做法不同。现在有的学校把骨干教师都集中在毕业班，只顾保证毕业班的教学质量，而忽视非毕业班，这样的做法往往形成头重脚轻的局面，两年底子打不好，最后一年难成才。六十年代的大名中学分配教师任课采取高低兼顾的方针，低年级也要保留把关教师，跟班走一直送学生毕业，这样既能提高教师的责任感，又便于掌握学生的智力发展规律，因材施教，事半功倍。

六十年代大名一中的教师队伍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热气腾腾光芒四射，照亮了一中校园，使这颗冀南大地的明珠更加光彩照人，直至名震河北。谈到那时教师队伍不能不记忆起在这支教师队伍中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外地人。1964年大名一中是最光彩的一年，当时教师共有69名，其中外省、外地、外县的教师有59名，占全体老师的86%。这些教师最北的是吉林省的罗杰老师，最南的是海南岛的王兴访同志，最西的是陕西省的韩新运同志、李文涛同志。自1952年我校开始从外地分来大专院校的毕业生。首先来我校的是由河北师专毕业的丰南县的刘志仁老师，从此以后每年都有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分来我校，全部是外地人。到1961年我校才开始有大名籍的大学毕业生。这些外地同志来到大名中学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来往路途的艰辛。记得1956年8月份，漳河泛滥，由邯郸到大名汽车不通了，当时正值学校开学，外地教师必须如期返校。我和苏蕾同志离家回校受阻在邯郸住了两三天，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最后和几位同志租了一辆马车从邯郸出发回校。走到半路又下起雨来，天也黑了，和车主说了许多好话，车费翻了一番，人家才答应冒雨摸黑赶路。雨越下越大，只有我带了件雨衣，连把伞也没有，全车人都淋成了落汤鸡。车主说：“要不是送你们这些老师到大名中学，我死活也不干这个差使。”车主这样的态度也很使我们感动，我把雨衣披在了他的身上，其实这只不过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他早已淋成水人了。到了魏县拐里向东已是一片汪洋，马车无法再向前走了，我们一行人在大堤旁一间草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乘船东行十八里，一直到西城门脚下才下了船总算到了学校。开学之后领导表扬我们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期返校，保证了学校正常开学。有领导上的这句话，我们路途上的艰辛也就随着漳河水东流而逝了。再有就是生活上的困难。三年自然灾害，本地人都有点家庭补贴，至少每周可以回家一次吃个饱肚，回校时还可以带些代食品，而86％的外地人哪里有这个优势？他们一半以上都得了浮肿病。韩国籍的郑贤淳老师三年里也受了“洋罪”，每天要从野地里摘些马仁菜，用水洗一洗，加些盐，煮一煮，一边吃一边说：“和面条一样，好吃极了。”吃得还津津有味！一段时间以后，大便有成团蛔虫。有一位老教师连枕头里的谷秕子也抖出来当了代食品入肚了。有些学生看到老师这样太不忍心了，尽管自己也吃不饱，也要把从家里带来的代食品中拿出来些送给老师，老师怎能从孩子们的嘴里抠东西？宁可自己挨饿，也不肯接受这些东西，最后，学生偷偷把东西放在老师的碗里，含着泪走了。老师永远忘不了这段师生情。

这些外地教师吃的是青草，挤出来的都是牛奶，数学老师刘志仁同志教的几何很受学生的欢迎，他教的课有几个特点，一是基本功过硬，板书规范化、语言规范化、教态规范化。多年来他练就了教几何的特殊基本功，徒手画图就是其中的一手。他在黑板上画图不用圆规，画出来的图上每个点距圆心的距离不差分厘，其二是启发学生思维，提倡一题多解。他讲课本上的例题不只是照本宣科，还要启发学生考虑多种解法，每个作业题他都要自己做一遍，而且采用多种解法；其三是教态教法适合学生心理，学生上他的课如小河流水，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学生送他的称号是“几何大王”。在这些外地教师中值得人们怀念的韩新运同志。他是陕西高陵县人，1954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来大名一中工作，那年他24岁，来校工作时撇下农村户口的爱人和孩子。他在大名工作三十多个春秋，直到1986年才调回原籍，但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三十多年来含辛茹苦兢兢业业，他教的历史课从到大名一中便是头把交椅，直到离开学校还是历史课的头把交椅，送过多届毕业生，当过多任班主任，培养过成千的学生，但他离开学校的时候仅是一身破旧的衣衫，一双补了又补的破袜，几个破旧的纸箱里装得满满的是读破的书和多年写的备课本，两袖穷风一身重压，为了什么？而回乡后等待他的又将是生活上更大的压力。妻子经几十年的生活折磨巳是瘫痪多年的病人，三个孩子中两个女孩已出嫁，一个儿子得了精神病。他回乡前没人关照他这个身在外地的教书匠，回乡后谁又认得这位半百的返乡人？三十多年青春献给了大名的教育事业，到老时带着一身穷气回故乡！

大名一中的光彩历史是全体教师的心血结晶，更有这些外地教师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