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2年来大名中学到1985年离开学校。这个学校的变化跟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变化有很大关系，国安则校安，国乱则校乱，国兴则校兴。

一

1952年8月，我刚刚18岁带着满身汗水，背着简单的行装卷，风尘仆仆地跨入了大名初级中学的校门。校门内路两旁的树木，挺挺翠绿，迎面的大礼堂巍巍矗立，路东的排排教室整整齐齐。再往里走，一片花果园林呈现在眼前，一架架葡萄，一棵棵果树，一片片林荫，一簇簇花草布满了大半校园。一座两层高的楼房便是教师的宿舍。学校西院是田园区，地里长满了正待收获的庄稼，绿丛深处有几排学生宿舍。五十年代的大名初级中学巳是远近闻名的花园式学校了。

当时大名初级中学之所以远近闻名，不只因为它是花园式学校，还因为它的各层机构已很完善，各项制度已很完备，学校的教学秩序相当正规，教学设备也是我想象不到的完整。当时学校的教学区和生活区已初具规模，东院是师生的教学区，西院是生活区，在教学区内不但有整整齐齐的教室，而且还开辟了图书馆、阅览室、仪器标本室。在仪器标本室不仅有简单的理化仪器，使人吃惊的是那些整套的动植物标本。一排排的大柜内满满装着的是一层层制作精细的植物标本，大瓶小瓶里装的是各种动物标本。这些标本有的是从外地购置来的，有的是师生自己动手制作的，这些动物标本直到八十年代，教师们也常用来做课堂教具。我刚来到学校不久便听到一个关于教师到外地采购仪器的故事。1950年学校领导派老教师曹彦德到河南安阳去采购理化仪器，大名到安阳有200多华里的路程。那时大名还不通汽车只有赶着小毛驴车去。曹老师到安阳后在私人商店里买好了东西，商店老板给了他一支钢笔留做纪念。在那时一支自来水钢笔虽不值多少钱还是很时髦的，曹老师回来后没有讲这件事，也没有把笔交公。后来“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就这支钢笔他检查了三天，险些被定为贪污受贿行为，直到多少年以后，这位老师在开民主生活会时还要联系这件事检查自己的立场、观点，始终把它看成是自己思想行为上的一个污点。一进校门，看到这一切，听到这些事，这对我这个小青年来说都是很有份量的。

五十年代的大名初级中学之所以远近闻名，更重要的它在那时巳形成了一套美好的传统，那就是从严治校的校风，严谨治教的教风和勤奋治学的学风。有了这“三风”，而且形成了传统，使这所学校成为我党在冀南大地上教育战线的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吸引着八方学子赶赴这里来求学深造。1954年，我在教导处当干事，学校招收四个初中班200名学生，到报名截止时，共有2000名学生报考，生源范围不仅邯郸地区而且包括数百里之外的河南省清丰、南乐，山东的临清、莘县，直至梁山、寿张。这些学生都是怀揣干粮身背铺盖走来的。学校安排不下他们的住处，有的被安排到离城数里外的农村。那一天正赶上下大雨，学生到校时间有早有晚，有的夜里才赶到，附近实在住不下了，领导叫我带着报名的学生到离城数里外的红寺村一座旧教堂去住。红寺在哪儿？教堂在哪儿？我这个平时不出校门的人也摸不着，又是黑夜，还下着雨，走吧！反正不能叫学生在雨地里过夜。走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摸到了这个村子，学生也顾不得挑挑捡捡，摸到一块干地躺倒就睡了。我出校门时也没来得及带睡觉的东西，就和学生挤到一起坐了大半夜。第二天要安排他们吃饭、休息，第三天参加考试。这是我第一次和学生搞“三同”— —同吃、同睡、同生活。

从严治校的传统首先来自一个内行而且坚强的领导班子。据闻，在我到校以前的唐香涛校长就是一位思维敏捷、作风严谨、办事很认真的“老革命”。我入校后无论和那位教师谈到这位前任校长没有不佩服的。我到校时的校长是耿云同志，这是一位和蔼可亲但又很认真的长者。记得我入校后的第二天，他把我与我同时来校的刚从河北师专毕业分配来的刘志仁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了解了我们的基本情况和经历之后，他说：“欢迎你们呀，你们是我校的新鲜血液，有了你们这样的新生力量，咱们学校今后会更有希望了，希望你们很好的向老教师学习，发挥你们这支生力军的作用，把咱们学校办得越来越有起色。”几句平平常常的话确是语重心长啊！这是一般照例的欢迎词吗？不是，这是一位革命长者对后来人的希望，这是老解放区的人民向我们这一代新人的嘱托。这不只表示了一般的欢迎心情，同时是交付给我们一付重任，给了我们一付重担。这几句话成了我以后几十年兢兢业业工作的动力。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在唐香涛、耿云两位校长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较明确的办校指导思想，那就是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祖国的建设者和保卫者。那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处处体现一切围绕教学，服从教学，积极建立正规的教学秩序这条主线，象解放前那种服务于战争，打游击式的办学思想不复存在了，也没有像现在有些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而是稳稳当当、扎扎实实地着眼于培养一代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当时学校的各项制度已比较完善，而且从学校领导到师生员工都能自觉的遵守，其中有几项制度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也是印象很深刻的。例如从领导到教职员工都执行“星期六”制度，学校要求具体工作人员要以校为家，在工作日期间不允许办个人私事，更不许擅自回家。这里说的工作日不是只指八小时以内，而是“全天候”、“全周候”，有家属的人只有等待星期六才能回家团聚。我记得当时有几位老师的家属就在城里，他们一律住校单身宿舍，只有在星期六放学后才能回家，平时家中有事家属来了，说完就走，绝不能妨碍工作。再如学生的请假制度也相当严格。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请丧事假也相当难。学生的旁系亲属死亡，学校一般不准假，学生的直系亲属死了，必须有专人来校请假才准回去奔丧，而且只准三、五天。农村中长辈死后要过“四七”“三年”“十年”，每逢有这类事情学生哭着闹着要回家，班主任、教导干事、教导主任便层层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直至学生打消回家的念头。学校对工作人员和学生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但对他们的工作学习环境却全力以赴的改善。建国初期，国家的经济正在恢复，学校的办校经费相当紧张，但在为教学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师生的工作、学习条件确有意想不到的改善。这所偏僻的城镇初级中学，使我吃惊的是学生晚自习全部实现“汽化”照明，都点上了汽灯。这对一般没有电灯的城市学校来说也是望尘莫及的。每个教室两盏明光耀眼的汽灯，这要比煤油灯、蜡烛亮的多了，所以五十年代我们学校的学生，近视的很少。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学校领导对教学工作的重视和对学生身体的爱护。再有，在五十年代初大名县还没有暖瓶，为了使同志们能喝到热水，学校给每个同志特制了“土暖瓶”，用一个编织的很精巧的小草篓，里面衬上一层棉套，把磁壶放在里面就是一个很实用的保温壶。到了冬天，每个独身宿舍里安上了铁铸的火炉，样子设计的很好，火口上有三四层铁盖和铁圈，各有各的用处，可以用来做饭、烧水，炉子上安有烟筒，火道上还安有开关阀，可以控制火势大小和煤气的流通。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先进的取暖设备了，可惜到了1958年大炼钢铁时，把这些铁炉都砸碎投入了“土高炉”。学校领导时时处处想到师生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尽量满足教学上的需要，尽可能的使师生生活更舒适一些，而领导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与一般教职工一样，毫不特殊。在领导人的办公室兼宿舍，同样是一桌、一椅、一床、一架（书架）。如果说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只是办公桌上多一块玻璃板和一个台历。学校领导班子的办校指导思想正，工作作风正，工作方法正，使学校树立起严正的良好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