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下半年，直南党受 “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一些“左”的斗争口号和方法，如散发传单，飞行集会和搞武装暴动等。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七师领导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坚决反对。后来，直南党就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将他们三人开除出党。谢台臣先生一气之下向直隶省教育厅写了辞呈，与晁哲甫、王振华一起离开了七师。有着直南革命策源地之称的七师，以至以七师为基本阵地的直南党，工作遭受重大损失。国民党右翼势力的代表张达夫统治了七师。1930年3月，七师师生掀起轰轰烈烈的“驱张挽谢”学潮，张达夫利用驻扎在大名城内的武装，对学潮进行了残酷镇压，学生30余人被捕，50多人被开除学籍。被捕、被开除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但是，七师党组织领导师生顽强不屈开展斗争，张达夫最终被赶走，1931年春，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三位同志及原班教职员又回到七师。被破坏的七师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不久，谢台臣先生因病辞职，1932年暑假后，国民党又派了一个思想更为反动的蓝衣社分子郭鹤鸣来七师担任校长。1933年上半年，七师师生又开展驱逐反动校长郭鸣鹤的斗争。郭鹤鸣用高压手段逮捕学生数十人，先后开除学生百余人，其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刚刚恢复的七师党组织又遭到破坏。但是，这些被开除的党团员学生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大部分成为革命的种子。他们有的在农村搞农运，有的成为职业革命家，直南地区的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磁县、邯郸、肥乡、威县、沙河、曲周等20个县，以及山东的濮县、范县、馆陶，河南的内黄、滑县等地，都留下他们的足迹。这些县的党组织，一部分是七师学生直接发展，还有一些是经七师党员介绍入党的党员发展，相当一部分县党的工作开展十分出色，如直南的盐民斗争，大名县反对华洋义赈会修筑大（名）馆（陶）公路的斗争，大名、广平、成安、肥乡、永年、南乐等县群众在大名中心县委及各县县委的领导下，联合开展的反对驻守大名县城的直南镇守使谢玉田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那时候，濮阳西部的沙区一带，是县委领导的重点地区，在那里发展了不少学生和农民党团员，农会（夜校）在几十个村庄都建立起来。南乐城西、城西北的许多村庄也都发展了党团员，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农会组织。总之，大名党组织利用七师这个强有力的阵地，利用七师的广大党团员，使党的工作在直南、豫北、鲁西地区得到较快发展。七师中的很多党员，如王从吾、裴志耕、解蕴山、平杰三、安明、赵纪彬、成润、李大磊、侯振亚、赵北源、李尊荣、任继宗等同志，后来都成为党的各级领导骨干。

党员队伍的壮大和党组织的发展，为大名抗日武装的兴起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提供了组织保证。

大名的抗日武装，是解蕴山同志一手组织起来的。解是大名县沙疙瘩乡谢寨村人，1923年考入直隶大名七师，1927年在七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任中共大名县委书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先后攻占北平、天津，随之沿平汉、津浦两线南侵。1937年8月至1938年3月，解蕴山利用当地的一些民团，三次组织抗日武装，但因队伍成分复杂，没有坚强的抗日骨干，加上顽固派的破坏，都先后失败。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利用敌占区的青年学生和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人士，动员苦大仇深的青年农民参加革命武装，不到两个月，就建立起大名县第四区抗日游击队，解蕴山任政治委员。从此，大名县才有了第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日武装，成为创建大名抗日根据地，建立大名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坚强柱石。

1938年5月，国民党顽军丁树本、陈明韶部在大名、南乐一带成立了大名县政府。濮阳地区保安副司令陈明韶兼任县长。解蕴山为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意接受陈明韶的任命，把四区抗日大队归属丁、陈建制，自己出任大名县政府民运科长。10月，日寇攻陷山东聊城，大敌当前，丁、陈反动面目暴露。他们以种种借口限制四区大队的发展，采取种种阴谋诡计，想迫使四大队服从他们的指挥。阴谋不果，又千方百计想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解蕴山机制灵活、有利、有力、有节地同他们进行了斗争。1940年2月初，丁、陈顽军南逃，八路军开进大名地区。经全县代表选举，大名县人民抗日民主政府在大名城北的农村正式诞生，解蕴山担任大名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谢又以四区大队为骨干，吸收三区大队和五区大队，组建了冀南军区抗日游击大队第二支队，解蕴山兼任二支队政委。这样，在大名县，不仅有了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有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力量。

（原作于2011年6月，2012年1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