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剧团因追求“名、高、尖”，致使原来的格局被冲破。一九五六年末，从隆尧请来著名武生裴少春一家和俞派老生杜振华夫妇，又到北京请来了一批名家，当时邀请的主要人物计有：

一斗丑（艺名），全国四大名丑之一。

杜振华（女），俞派老生。

瞿玉萍，小生，宣称与张君秋是同官——即同届同学。

杨惠玲（女），荀派花旦、宣称直接受教于荀惠生大师。

裴少春，著名武生、宣称在天津卫落地有声。

罗茨坤，鼓师，曾与马连良司鼓。

温春山，琴师，原铁道部京剧团琴师等等。

这些人的加入，确实使剧团火红一时，当时在峰峰一带票价高达六毛，一般县剧团票价均在一毛至一毛五、最多也不超过两毛、我团真可谓凤毛麟角了！但这种“胖”实际上是浮肿。这些名角价钱高、架子大，没有扎根思想。说价钱，记得裴少春除工资外，菜金补贴每月就四百元。说架子，记得在彭城演出，演员一下车就把戏门口的海报用竹杆杵烂了，原因是瞿玉萍的名次贴得后错一位。更主要的是这些人都想捞一把就走。剧团原定前三个月为高薪聘用，仨月后合理定级，待到定级时他们就全部“拜拜”了！

经过这一折腾，原来基本队伍人心散了，艺术高的也想跳槽、走穴，艺术水平低的认为得不到重视与培养，感到前途渺茫。原来那盆火大有熄灭的趋势。人怕心寒，寒了心真难收拾。经过回县整顿，剧团气势才有所回升，情况出现好转。到了一九五九年，邯郸行署见该团不错，上调为地属剧团。不久邯郸行署又重蹈了大名复辙，从北京、天津、上海请来了一些名演员，其中一位从上海请的冀小兰，曾为荀惠生剧团的二主演，月薪八百元，享受特供，赶场得坐小汽车，而我们的基本演员几乎成了苦力与杂役。这时，虽然该团又一次名噪燕赵大地，但好景不长，这些名角，要求高，剧团承受不了，他们就弃团而去，所剩基本队伍又一次人心涣散，演出质量暴跌，后遗症更大，几乎无法收拾。又赶上一九六二年“压缩下马”，该团就宣布解散了！

三、顽强的生命

剧团下马后，外地的走了，能反串的到其他剧种、剧团去了。还有一些演员、因他（她）们酷爱戏曲艺术，不甘心离开戏曲舞台，这部分人中主要有京剧旦角主演卢惠春，武生王辅、花脸王孜、武生权良顺等。河北梆子须生、原导演卢惠波，花脸、原团委、支委宛克辛，原外交李如钦等，他（她）们请示县领导批准，于一九六三年组成了业余京梆剧团，活动于临近各县广大农村，收入可观，演出质量也相当不错。文革中被迫散伙。一九七九年，他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又以高庄大队为依托组织起了“高庄大队京梆剧团”。一九八二年，高庄大队撤出，接着卢惠春、王辅等京剧演员离团，剩下的梆子老艺人组成了大名河北梆子剧团。并被批准为半职业性质，集体联营，业务上受文化馆指导。至此，该团又踏上新的道路。目前，阵营整齐，服装道俱齐全，从七九年建团至今十三年久演不衰，在全省半职业剧团全部下马，职业剧团很不景气的大气候中，该团却异军突起，十三年平均年演五百场。经济实力在增强、演出质量在提高，九一年年演四百零六场，纯收入七万三千零二十六元，仍呈上升趋势。其生命力可谓十分顽强。

一九九二年春节前，该团的几位负责人回县汇报工作，笔者得知，他们十三年来没向国家要一分钱补贴，完全是自办、自养、自繁。他们的演出阵地多在贫困、偏远农村。几乎没进过县城以上剧场。没有“三高” ——高价演员、高价戏票、高标准舞台，多是农村土台子，采取管饭包场的形式，场价在二百元左右，一个村演上三天戏，花上六、七百元，再磨几斗麦子足矣。邻村亲友也来看，花钱少、看的人次多，群众欢迎，剧团也有相当数量收入。剧团内等差较小，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始终控制在四比一之内。更重要的是有一把子献身戏剧事业的戏迷，他（她）们说：只要能唱戏就满足了，收入少，生活苦都不怕！——这就是该团十三年来长盛不衰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