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齐国、卫国开始联合对付晋国。由于五鹿城在晋国手中，两国国君不能在五鹿会见，只好在五鹿附近选卫国之邑。公元前503年， “齐侯、卫侯盟于沙”(《左传》。“沙”在五鹿城之南，由于处沙麓墟上，被称为“沙城”、“琐城”，当在今大名县城之东南沙窝庙村)。
这时，晋国六家权臣矛盾加剧，晋定公和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为一方，对付范氏、荀氏。公元前497年，赵简子杀邯郸大夫赵午，赵午之子赵稷凭借邯郸城背叛赵简子。晋定公派籍秦领兵平叛，包围邯郸。齐侯、卫侯为解救赵稷，于公元前494年夏四月包围晋国的军事重地五鹿。公元前491年赵简子攻克邯郸后，齐、卫再一次“围五鹿”，策应荀寅、范吉射与鲜虞联合占据柏人（今河北省隆尧县西）。
到了战国，战争连续不断，沙麓墟的战略地位仍然相当重要。公元前439年，魏文侯得到这块宝地。魏武侯在位期间（公元前386——公元前371年），封其子公子元食邑于此，五鹿城更名为元城。到了魏惠王，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带。
公元前342年，韩魏长期交战，双方均已面临弹尽粮绝的局势。齐威王决定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起兵攻魏救韩。魏惠王令庞涓和太子申一起，率领十万大军迎战。孙膑避其锋芒，转向魏国军事重地大梁进军。庞涓听到这个消息后，火速赶到大梁。此时，齐军已进入魏国境内，“现已过而西矣”。庞涓率军加速追赶齐军。孙膑设“增兵减灶”之计，庞涓以为齐军的士兵人心不齐，士卒逃跑，齐军人数第三天就由十万左右减为三万左右。他心中大喜，舍弃一部分军队，亲自率领精锐之师披星戴月，兼程追击，一直追到马陵道。马陵道沟深林密，孙膑在此早已设伏兵。魏军猝不及防，人慌马乱，顿时被齐军击散。庞涓拔剑自刎。齐军将魏军彻底打垮，并俘虏魏太子申。
关于马陵的地望，晋代杜预在《春秋左传》注疏中明确注为：“马陵，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地名马陵。”（卷二十六成公七年）元城县即今大名县，现有东马陵、西马陵、郭马陵等六个马陵村，隋代曾在此设马陵县。可见隋之前对马陵地望的争议是不多的。从《史记》记载马陵之战的情况，“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齐军在大梁（今开封市）之西的运动路线，不可能回头奔大梁正东方向，那样很容易碰上魏军；也不可能向南再向东，那样越走距离齐国越远，太危险。这说明，马陵之战的方位不可能在开封之东或者在开封东南。齐军的路线只有首先向西，然后向北，最后向东。由于自春秋时起，从中原到齐国都要过沙麓山一带，再往东就是齐国，齐军最有可能在沙麓墟利用特殊地形打埋伏。在此设伏，第一是西有黄河大渡口，便于齐军顺利通过；第二是魏军追过来就是背水作战，对其极为不利；第三，这里虽属魏国，但是魏国控制薄弱的边远之地，毗邻齐国边境，反倒容易东与齐国呼应。这些，都会是影响孙膑决策的重要因素。
由于沙麓墟逐渐被填为平地，后来人看不到山陵也看不到深沟，难免产生怀疑。《东周列国志》的作者好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生动描绘马陵之战时，写明了沙麓山。也正是与此同时，孙庞斗智的故事被写进小说，搬上戏曲舞台，孙膑成为冀鲁豫三省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人物，被附会的其“活动遗址”所在多有。传说之中，大名县东南部的几十个村几乎都和马陵之战相关。关于马陵的来历、孙膑在这一带的故事，其传说极为生动丰富，足可记录整理成书。但是仅仅可以参考，不能作为考证的依据。
笔者以为，马陵的地望应在今大名县，在现在六个马陵村这一带。马陵道是一条道路，应与马陵有关，或者起自马陵，或者经过马陵。至于长度是多少，十几里、几十里，还是上百里，现在已经不能考证。但是，马陵道应是沙麓山崩塌形成的地貌，马陵之战的战场应在沙麓山东南麓及其附近，应与今大名县马陵一带相关连。
五、传嬗历史名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沙麓墟和五鹿城的军事战略意义逐渐消失，但其文化影响还十分明显。
据民国二十三年《大名县志》卷一《大名县三区历代沿革表》：西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以元城为县治，设元城县，县域相当于今全部大名县。南北朝时期，前燕慕容暐（公元360——370在位）为宣扬这里曾是王莽的祖籍，改元城县为贵乡县，并且一度设贵乡郡。
这时，形势越来越需要这一带更充分地发挥连接南北之作用，并要求中心城池西移至更为便利之处。于是，北魏时首先在元城县的西半部分出贵乡县，治所在赵城（今大名县东北部，当在今红庙乡赵桥村的北边，现为漳河行洪河道）。由于赵城低洼潮湿，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七年（公元578年），贵乡县治由赵城迁到孔思集寺（今大名县大街乡大街村一带）。北周静帝宇文阐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在此设魏州。从此，魏州取代五鹿城，开始发挥连接东西、特别是控扼南北的重要作用。唐玄宗开元年间，元城县治从元城移到魏州城内，宣告了沙麓山历史作用的彻底完成。
魏州一出现就赶上好运，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的卫运河从此经过。卫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命脉，魏州作为南北交通命脉上的枢纽，其连接南北的作用突飞猛进地增长。由于契丹等北方民族企图南侵，这里成为军事重地。公元662年，唐朝在魏州设置大都督府。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公元696、697年），契丹占领冀州，河北一片恐慌，武则天令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前刺史独孤思庄害怕契丹，把百姓都赶到城内，准备守城。狄仁杰一到，把老百姓全部放回去种地。他说：“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契丹一听狄仁杰来到魏州，吓得撤往北去。老百姓无不歌颂狄公，并立碑记载他的功德（《旧唐书。列传》第三十九《狄仁杰》）。公元758年，唐肃宗在魏州设置魏博节度，管辖魏、博、贝、卫、澶、相六州，几乎相当于今冀南、豫北、鲁西北地区。唐代，魏州已经极为繁华，李白赋诗赞颂：“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由于卫运河的上游在淇县，即今卫辉市，所以李白把卫运河称为淇水）
唐朝后期地方权重、武将跋扈、纪纲不立。公元882年，魏博节度使田悦背叛唐朝廷而称魏王，把魏州改称大名府。“大名”这个词来源于公元前661年的晋国，晋献公率领着他的太了申生和赵夙、毕万两名官员兴兵灭掉了他们国境西南方的三个小国，其中有个小魏国（在今山西省芮城北）。胜利后，献公把魏国这块地方赐于毕万。对此，卜偃作了占卜，结语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此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春秋左传。闵公元年》）田悦僭称大名，是要“天赐其福，兴旺强大”。还有一个乐彦祯，为魏博节度使时，更是骄满不轨，驱使老百姓修筑魏州外城，周长达80华里。（《旧唐书。列传》第一三一《史宪诚等》）由于大名这个名字和田悦的图谋不轨有关联，所以后来60多年间又几经易名。自五代后汉时期（公元948年），大名府的称谓得以确定。从那时起，直到明朝初年，大名城一直是州、府、路所在地。
而且，大名府数次做过京都、陪都。五代后唐李存勖在此筑坛登基，定都洛阳后称此为东京兴唐府；后晋称邺都广晋府；后汉称邺都大名府。北宋仁宗时，为表示抗击契丹南侵之决心，在此建陪都，称北京大名府。金国曾扶持刘豫在此建傀儡政权，称齐国，都大名。无论是作为连接东西南北经济、文化的大都市，还是作为控扼南北的军事重镇，大名府都把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不幸的是，明朝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漳河、卫河泛滥，大名府城被埋入地下。随后选址艾家口，又建起新的大名府城（今大名县城）。
明末清初，新的大名府城又充分发挥了连接东西、控扼南北之作用。明末大名知府卢象升坚决抗清，英勇战死，乃重创清军的重要将领。清朝初年，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人民抗清斗争仍然接连不断。比如，原李自成起义军将领王鼎铉占领今河南省内黄县，联合苏自兴的抗清队伍，与山东的抗清斗争相呼应，给清朝很大的威胁。河间县人民举行起义，攻克县城，处死官吏。李化鲸率领的起义军联合河南起义军矛头指向大名，首先攻下曹州、定陶等县。清朝廷看到大名府的战略地位至关紧要，顺治五年（1648），设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驻大名。顺治六年八月，调用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清史稿》卷二三七张存仁传)。张存仁的职权相当于甚至超过了三省总督兼巡抚。大名起到了三省省会的作用。
《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志三》载：“顺治五年，置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驻大名。十五年，改为直隶巡抚。十七年，徙真定。”这是“直隶巡抚”的第一次出现，实际上就是直隶省第一任省长。顺治十五年（1658）为直隶建省之始，大名为直隶省第一个省会。
近代，京汉铁路通过邯郸，取代了卫运河的航运作用，大名连接东西、控扼南北的地位被邯郸所代替。大名无有了历史上的繁华，但它仍彪炳史册。沙麓山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它对历史的重要影响。
注：除特别注释之外，文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关于大名的史料见民国二十三年《大名县志》。
2009-8-13初稿，2009-9-14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