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基本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政策，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更加谨小慎微，提心吊胆，动辄得咎，大练海禁功和闭关禅。
虽然如此，国人的修行从另一方面看却是很认真的，甚至有点太认真了，着意太浓，不够放松，生怕出事。最后是让人家炸开“玄关九窍”（水陆海关），拳脚相加，枪炮齐吼，直捣死穴，终于至死不悟，懵懵懂懂就堕入了本不情愿的“大涅槃”。大清帝国于是清水泡汤，一干二净，粒米不剩。
国运轮转，历史举衰，其有穷乎？
清朝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国力还可以，帝王也比较有作为，但同时也大兴文字狱，禁止文人结社，神经十分脆弱。顺治帝（1644—1661在位）喜欢参禅，在崇妃董氏死后，一度想出家修道，连皇帝也不想做了。康熙（1662—1722在位）爱好学习，古今中外学问都喜欢涉猎，并且利用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比利时人）、白垩（法兰西人）等人给清廷编历书、造火炮、绘地图；又通过传教士上书教皇，希望多派天文历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传教士来华效力。康熙年间海禁也比较放松。但是康熙末年，新来的一批传教士在法国和西班牙支持下，上书教皇，要求改变利马窦等人早期的传教方式，希望从此不再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拜孔子和祖先。教皇同意了这个请求，命令在华传教士遵照实行，康熙闻讯勃然大怒，立即诏令严禁西方传教士活动。康熙初年，全国天主教徒达到10万多人，而康熙6年据礼部统计的僧众只有11万，可见当时对外开放的程度。然而一怒之下就哄然关门，却也是自信不足的表现。康熙二年（1663）的文字狱也惨无人道，居然把庄廷龙从棺材里拽出来戮尸，被杀者72人，充边几百人，就是为了浙江这个姓庄的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里头加了些明天启、崇祯两朝的事情，多有斥责满洲的文辞。
雍正皇帝（1723—1835在位）以禅家大师自居，自号圆明居士。他对禅学的确颇有研究，曾将古德参禅语录集成《御选语录》一本，加以评点，独有心得。然而作为一国之君，有时候自恃学问可能反而是个毛病，而且致命。雍正崇奉的佛爷似乎非常严肃，可能叫做“不许乱说乱动佛”，是为雍正禅一大宗风。雍正4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考题里面有“维民所止”字样，就被朝廷看作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将查嗣庭啷当下狱。查嗣庭病死狱中后，又下令戮尸，这正是文字狱较典型的一次。吕留良之狱，最后也是砸开棺材，斩首戮尸，株连家族。
清代进一步在如何管束国民方面大动脑筋，大清律和保甲法清心设置，管制严厉。乾隆年间，海禁闭关达到高峰，只留广州一处开埠通商。
如此衰弱的朝廷，无论推崇什么，都难以到位，致使儒释道乃至西方宗教都慢慢步入凋零状态。虽说是以儒治国，但是周孔圣人的大家风度是很难梦见了，宋明理学也终于变成一具僵尸。道家佛家就更加不用提。佛家的轨迹，在禅净合一的主流中，进一步直趋“净土”，因为人间实在是臭秽不堪，无足留恋。在世菩萨们似乎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通，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腐朽为神奇的回天之力，甚至苦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样，“佛法在世间”的通灵之偈，念了千百年之后，最后仿佛是突然发现念错了，原来佛法只在西天而已，于是只好双腿胡跪，一心西向，口念弥陀。
又由于乾隆年间将中唐以来一直沿用的政府颁发度牒的制度，一举废除，从此僧尼杂滥不堪，以至于无法收拾。消极地求神拜佛变成了所谓正宗佛教。
在这种情况下，居士佛教的突起，仿佛就是一个必然，看来他们并不怀疑“佛法在世间”的真实意义。最后，甚至一大批连居土也不是的人物，既不念佛，也不修禅，却成了拯救中华民族出离苦海的中坚力量。所说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此之谓也。
居士佛教的兴起，在清代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清初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等；中叶有钱伊庵、江沅、裕恩、张师诚等；青末有杨文会、沈善登等。尤其杨文会，大力开启民国一代居士佛教，功不可没。
杨文会（1837—1911）安微石埭（石台）人。从小聪明过人，饱读天文地理历数音韵和黄老经书，善于交际，生性豪侠，舞刀弄枪，骑射技击无所不习。后因病中读佛典，大有感悟，立志佛教事业，大量印刻佛经，加以流通。
据说杨文会少年时曾经跟随祖父见过曾国藩。曾国藩一见就很赏识他，劝他求取功名，文会却说“我不要异族的功名。”反清之心甚浓，不愿考举做官。曾国藩一笑置之，吩咐自己的公子曾纪泽好好栽培文会。曾纪泽出使欧洲的时候，请文会帮忙，任参赞之职，实权在手。他流转欧州，注意学习西方政治、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强国之道，购回了一批科技仪器。后去日本，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发现了唐宋时期流传到日本的佛学经典，许多已为中国所无。特别是唯识宗瑜珈行派的经典，其中博大精深的形而上学思维和条理严密的因明逻辑体系，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不禁慨叹“道在斯矣！”遂将《唯识述记》等经疏300余种引回中国，选择重要的刻印出版，流通于世。
南京金陵刻经处是他和十几位好友共同募捐集资建立的重要基地。1907年，他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学堂，取名“祗洹精舍”，自编课本，延请苏曼殊教授梵文英文，培养弟子，准备赴印度传法。太虚大师和谢无量居士都在这里学习过。后来经费不足，只得停办。1910年，他又联合同仁创办佛学研究会，担任会长，讲授佛法，不幸于一年后去世。
杨文会居士调和各宗，注重义学研究，晚年归宗净士。盛名所及，海内外学人多有敬仰者，影响了一大批居士和学佛人。著名的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以身殉国的谭嗣同；提倡佛教三大革命和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学贯中西、势衷于教育和社会进步的现代文化启蒙导师梁启超；国学大师和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章太炎；佛学大师、继承先生遗志创办支那学院的欧阳竟无等。
在家居士的弘法活动，曾经引起出家僧人的不满，一时口诛笔伐，互有问答论战。时至今日，更有连居士之名也没有的，津津乐道于佛教，而置寺门于不顾。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难以尽述。
结 语
我国儒、释、道三教，源流演变至今，有其发生、发展、兴盛、衰落以至将最终走向消亡的自然规律。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争相竞渡，此起彼伏，互相碰撞，互相交融，而且还将长时期地结伴同行。适者生存。“三教”历经几千年演化至今，自然有供其滋生、繁衍的条件。“三教”文明中以儒养德、以道养生、以佛修心的传统智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但是，勿庸讳言，儒者作为封建宗法社会长期占正统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道教作为宗教文化与哲学，有其历史的和宗教自身的局限性。只有批判其封建糟粕，剔除其唯心主义杂质，“三教”文化古老的人生智慧和文明因子才会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同时体会到：
宗教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将会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
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有特殊复杂性。
宗教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关系。我们要从党和国家新时期工作的全局，站在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充分认识宗教问题和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办原则，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工作，使广大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群众和睦相处、彼此尊重，共同为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奋斗。
（本文参考了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李振纲主编的“三教史话丛书”，刘克苏著《中国佛教史话》等有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