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的重大打击下，到8世纪中叶，佛教经济出现了像马祖道一 这样的革命性禅师，在江西湖南一带实行农禅结合，自谋生路；后来又有道一的弟子百丈怀海建立起中国佛教独特的丛林制度，虽然在当时被许多正统教徒骂为破戒比丘，可是由于丛林制度让僧尼从事集体生产，不依赖政府和社会的布施，得以自食其力，使佛教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又由于这个制度配合着修持的改进和戒律的本土化，使佛教的中国化走到一个革命时代，那是印度佛教从来没有梦见过的。后来，这个制度扩展到海外，为许多国家的佛教界所仿效和改进。

即使经过武宗的灭佛，中国佛教还是通过最善于吸收民族精华、最考虑民族需要、最深入民族精神和骨髓的禅宗和净土宗，得以代代相传，并且改造着本土道教和儒教的内在品格和外在风貌。晚唐继往开来的大道士吕洞宾，是明显地借如来的法水洗过脑了；而他之前的道家隐士孙思邈，除了一身道骨仙风，也颇有几分菩萨法相；此外，道教的五戒、八戒、十戒，也都跟佛戒大同小异难分彼此了。

至于儒家，由于汉末以来经学的江河日下和目睹道家和佛家的迅猛崛起，只好长久地练习和恭行孔门“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伟大儒训，在礼貌和优雅地保持自己的君子风度的同时，悄悄地咀嚼和品味着佛道两家玄之又玄、妙而又妙、扑朔迷离而又目不暇接的形而上学概念，以弥补自己天生的不足。与此同时，我们雍容大度的唐代儒者也乐得从旁观看和欣赏佛道两家的教派之争，不动声色地聚积着自己的精力，时而因势利导地左右着朝代的局势。比如儒者陆德明在静观三家论辩之后，随圆就方，一言九鼎，收拾残局；又有儒者韩退之（768—824），即使后来结交了大颠禅师这样的方外好友，开头却也是不忍于佛家的流弊，以至于奋不顾身，拍案而起，疾呼焚书，企图将佛学一举退尽；而柳宗元（773—819）、刘禹锡（772—842）等通儒则主张以儒为主，融会佛老，建立儒家的性命之学，推陈出新。于是，在时来运转的时候，就有一代硕儒在宋代和明代接连出世，导致了中国儒学的一次空前的新生——宋明理学。

 北宋南宋元明清--三教鼎立 

唐末经“安史之乱”，帝国元气大伤，不久陷入“五代十国”混战。经过30—40年“五代”更替，到周世宗（954—959在位）即位几年，厉行改革，鼓励开荒，减轻租税，兴修水利，整顿抑制佛教寺院经济，加强了后周力量。然后以开封为全国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力图北定中原，南下统一中国。实际上为北宋的统一大业打下了基础。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外扰内患不断，疲于奔命，只好加强专制统治。

周世宗灭佛或整顿佛教以后，隋唐诸多流派中，只有禅宗尤其临济宗风头优健、领袖僧林、笼盖天下；净土宗则一贯无需呐喊，看似松松散散，却自然成为各宗的归向。其他如天台宗、律宗、华严宗等，势力都不大，而且各宗日益呈融合趋势。佛教原创力减弱，末法意识进一步加强。为了增加保护色，逐步向世俗生活靠拢，文字禅勃兴，以富于文采的大众化口语影响到三教的教化和一般文学。禅林寺院经济非常活跃，僧人大力提倡忠孝，搞教外大融合，跟儒家“称兄道弟”，向帝王俯首称臣。

儒家却不大领情，而是还以颜色，并顺势来了一个起跳，在隋唐几百年的相对缄默之后，于吸收佛家和道家营养的同时，大力批评佛老，努力建立自己的形而上学和性命学的理论及修行法要，形成了作为宋代主要思潮的新儒学：程朱理学和张载等人的理学。张载（1020—1077）跟佛家非常隔膜，他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命，批评佛家用六根妄测天地，六根掌握不了的就诬称天地日月为虚妄。而周敦颐（1017—1073）奠基之后，北宋出现了程颢（1032—1085）和弟弟程颐（1033—1107）两位理学大师，将君臣父子之道归之于天理。南宋则有朱熹（1130—1200）唱人心道心说，主张存天理去人欲，一边骂佛，一边学佛，使儒学有了新模样。南宋另一个理学家陆九渊（1139—1192），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张扬主观，受到失熹批评。朱熹被 看作宋代儒学集大成者，某种意义上他也集了一点佛和道的大成。

按照南怀瑾先生的研究，北宋真宗以神道设教，抬出姓赵的神仙赵玄朗当道教圣祖，所以骂佛老的理学家们，主要是具体细微地骂佛，笼里笼统地批老。继唐末吕洞宾道佛合一、禅道同修的丹道之后，到北宋则有南宗丹道祖师张紫阳的《悟真篇》问世，道风大振。据说一代硕儒朱熹晚年曾化名崆峒道士邹欣，求学于北宋末年的南宗丹道传人白玉蟾，屡遭婉拒；又竭力参究《周易参同契》，不得门而入，引为终生遗憾。犹如明代大儒王阳明问道于道人蔡蓬头，“几遇呵斥，如出一辙”（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93页）。

北宋时道教在政治上的势力超过佛教。真宗时伪造天书，徽宗更是做起了道君皇帝，把佛家沙门改成道家德士。到南宋，道家势力虽稍见减弱，但是道观已经遍于名山。

佛教中，禅宗在宋代最为流行，远胜于其他宗派。多亏百丈改制，禅寺经济发展迅速，禅僧“财大气粗”，不但政府向寺院收税、变卖度牒以充实国库，而且俗人劳力也向禅寺流动，壮大和腐蚀了禅家实力。另外，也使文人雅士和官府要人乐意与禅僧交游。僧人要象俗人一样地干活，修禅就需有极高境界和功夫才行。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坛经》语），这样有名的禅偈，在大师那里是字字珠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可是其他人就难说了，于是就有了临济宗内文字禅和看话禅的争锋，对外则跟曹洞宗的默照禅斗法。“临天下、曹一角”的局面于是形成。

北宋和辽的对峙、南宋和金的对峙，汉人大体处于退守之势，出战也难以得胜，国力日益衰弱。其结果，乘隙兴起的蒙古人首先灭掉西夏，再联合南宋灭金，最后消灭了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大元王朝，从忽列烈算起，延续98年。

汉人如今需要补胎打气，而补胎打气的又不代表先进文化。虽然如此，蒙古族人富于朝气，又善于学习，能够用汉人的文化统治汉人，儒释道并举，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将中国引入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在佛教上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定喇嘛教为国教，一方面借以沟通与西藏的关系，有安抚之意，另一方面也有意借此控制汉族，儒家地位相对低下。

“喇嘛”是蒙古、西藏、青海地区对僧人的称呼，相应地，佛教则被称为喇嘛教。元世祖带头提倡佛教，以后历代都请喇嘛为帝师，统领全国佛教，对蒙汉藏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促进作用。朝廷不惜巨资举办法会，修建寺院，雕刻经藏，而且赐给寺庙大量田地。这大大刺激了各派佛教的扩展，形势比宋代兴旺。据管理全国佛教的宣政院1291年统计，当时国内寺院有4万2千所，僧尼21万多人，加上私度等僧尼，到元代中叶可能达到100万，佛教徒在理论和修行上都不如以前，但是外在的“规模经营”却非常可观，特别是寺院大力经营农工商业，酒店、养鱼、当铺、旅馆、矿山等等应有尽有，搞得很活。生意都比宋代红火。税款自然要交纳的。至于有没有把寺庙当作旅游胜地、名胜古迹而大举观光的业务？养鱼是否跟杀生不沾边？都不得而知。

火中生莲花，佛法就是世法，这没有什么不好。净法染法似乎都可以把人推向火坑，也似乎都可以度人升入天堂，要看个人自己的造化。比如喇嘛僧享有各种特权，有的人慢慢就腐化了，一般朝官也大受牵连，坠入“苦海”，不得解脱。最后是侵吞财物、残害百性；乃至腐化堕落，骄奢淫逸，美其名日“秘密大喜乐禅定”，号称“事事无碍”，无恶不作，令人发指。到了这种时候，就会有人出来收拾烂摊子，改朝换代。

元代的儒学没有特别的发展，许衡、刘因、吴澄虽然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可是创新不大。由于元代将国人从高到低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儒士在开朝颇受冷落，不过也有儒释兼通的耶律 楚材做到宰相之位，实施“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策。仁宗时（1312—1320），同样由于认识到佛教有利于明心见性，儒道有昨于修身治国，开始恢复久已废止的科举考试，儒学渐渐走俏。尊孔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朝廷的基本国策。

道教方面，有张天师嫡系的正一教，有实力最大的全真教；其他还有太一教，真大道教。其中，王重阳（1113—1169）博采古代儒学、宋代理学和禅宗渐修的法门，剔除他所认为的禅宗达性而不明命、儒家谈命而不言性的弊端，以性命兼修为全真之道，创立全真教，声势显赫，威名远播，影响到大元的国策。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1148—1227），深得成吉思汗敬重，数次下诏迎请。丘处机却不是以方术动人，而是敬天爱民为本；至于长生久视之道，需要清心寡欲。成吉思汗极为钦佩，敬称神仙，不称其名。

汉地佛教仍然以禅宗为主流，以净土为底色。禅宗在北方是曹洞为主；南方是临济做东，主要是杨歧法系。天台宗在江浙的杭州、天台一带流传，华严宗主要在五台山。各宗特色都不是太大，各宗各派继续走向调和走向世俗，融入儒道。此外，江南还有白莲教和白云宗在民间流行，最后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因为元朝重义学（教），从义学沙门中选拔僧官，重教抑禅，而南方僧众消极抵抗，汉地佛教北教南禅的基本格局逐步形成。由于藏传佛教（主要是藏传密教）在汉地大行其道，所以汉地佛教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学者吕建福先生认为，隋唐以来的佛教是诸教诸宗的佛教，而元代则是显教密教两分天下的佛教，密教地位大为突出，从一宗的位置上升到半分佛教的地位，首先是朝廷的大力提倡，继而深入到民间，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除了地位显赫的藏传密教，以及汉地的传统密教之外，还有云南大理密教、西域密教、印度密教，都在汉土各地有相当影响。

明代由出身和尚的朱元璋打下江山，也以他为首制定周密的崇儒限佛政策，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事。

朱元璋早年出家为僧，对元末僧家的底细了如指掌。喇嘛教的肆无忌惮和悲惨下场，以明教和弥勒教为旗帜的元末农民起义对朝廷的巨大威胁，都对朱元璋的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废除喇嘛教的至尊地位是众望所归，限制佛教的政策一一出台。废止白莲社、大明教、弥勒教等一切“邪教”自不必说，免费发放度牒又对出家年龄和人数严加控制，加上严格的考试，也出于深思熟虑：男的40、女的50才准剃度。又严禁游僧四处活动、严禁僧人和官吏交往，鼓励僧侣隐居，使我佛“法身”为之一缩。更以禅、讲、教三等划分寺院，禅僧只管参禅悟道，等级森严，不得逾越，以衣服的颜色为标识：禅僧平常穿茶褐色衣，袈裟为青条玉色；讲僧穿玉色常服，袈裟为绿条浅红色；教僧常服皂色，袈裟黑条浅红色。禅宗被皇上敲了这一闷棍，并不像昔日大德的当头棒喝那样如雷轰顶，豁然开悟，而是从此走上穷途末路。禅僧纷纷转向，光着脑袋往教僧讲僧里硬挤，或转业他图，露出了他们的世俗相，说明大明的政策的确是正大光明，无有偏颇，深合佛意。其实，教僧和讲僧都走在同一条末路穷途上，谁钵里的粥饭都不多了。最放达无忌、随遇而安的禅门都吱吱作响、摇摇欲坠，法事教僧和义学讲僧又能风光几天？

朱元璋极力崇儒。他和刘基定下八股取士的方针，这就是科举制。考的是八股文，学科是孔门四书五经，但必须用朱熹注释的本子，考上就有官做。虽然孔圣人听见，未必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但也不能因此否认科举制的积极意义，正是这个科举，曾经引起西方文艺复兴人士的强烈兴趣。不过，官场盛行的特务统治，不知考生们是否有所耳闻？否则即便考上作了大官，也等于跳进坟场，继续学习。况且朝中又有文字狱兴起，是为明代一大创新。

明初盛行的程朱理学，到中叶失去魅力，阳明先生（1472—1528）的新理学以“心学”的面貌出台。儒学总算有了又一次艰难和伟大的新生，其获取佛法之多，其离高妙佛法之远，都令人不胜感叹。在佛学凋零之日，横生一道阳明，也是上好景观。

说到道家，出入道儒、胸有奇谋、世传神异的开国元勋刘伯温，装疯卖傻的仙人周颠，都和朱元璋因缘深厚，关系微妙。至于明成祖和武当道士张三丰有何瓜葛，尚难确考，但明世宗压抑佛家，自服道家丹药而死，却发人深省。

佛家在明代也不是一无是处，例如明末四大高僧，喜马拉雅山上伟大改革家宗喀巴的格鲁派的兴盛——世事就是如此奇怪，明朝在崇儒抑佛的大政下，对佛教是有意于汉地而冷淡藏地，但是宗喀巴在藏地的伟业却大大超过当时汉地的任何一位高僧。

此外就是明末李贽（1527—1602）居士对已经转为偶像、禁锢人心的宋明理学的激烈抨击，喊出了清代居士佛教的先声。

明中叶开始，由于饥荒时常发生，朝廷为赈灾济贫，实行收费发牒。有牒道士僧侣人数扶摇直上，寺庙道观于是激增，道佛二教仿佛再现了昔日的“繁荣”景象，直到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