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武帝544、577年灭佛，跟北魏不同。第一个不同，是不杀僧人，只毁像破塔烧经，强迫僧人还俗，寺庙归于王公贵族；第二个不同，是佛家和道家都在扫荡之列；第三个不同，是奉儒家为正宗，以此会通儒佛道三教，其灭佛准确地说不是“灭除”，而是“整顿”，不过太过火；最醒目的是第四个不同，僧人卫元嵩上奏朝廷，从大乘佛教“大慈为本”的精神出发，批评当时佛教界大行像法、大造佛像寺庙佛塔、劳民伤财、空谈慈悲、不做实事、贪婪腐败等等坏处，主张废除佛像佛塔；彻底改革佛教，将世俗社会建设成真正的盛行大乘佛教的理想社会，不分道俗，不论亲疏，以城隍为寺塔，以周主为如来，以城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等等。认为这就是振兴佛法，否则就是灭佛法。周武帝灭佛受到卫元嵩奏折的强烈影响。不过，后来道宣（596—667）在他的《续高僧传》中，认为卫元嵩的本意不在灭佛，而是受到龙树《大智度论》中关于天王佛不穿僧衣、不乞钵食、以“俗形”成佛等事的影响。道宣批评的只是卫元嵩道理上讲得可以，做起事来就不一定那样。因为那是大乘之说，一般人不容易做到，必须一道一佛，两个轮子同时滚动才好。
周武帝“整顿佛教”将数百年来一切佛塔扫地以净，还俗300万人，退寺庙4万座尽赐王公。可是到578年周武帝去世，宣帝继位，佛教很快就复兴了。
隋唐--儒释道交融
隋朝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争雄归于一统。从581年创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到618年改朝换代，总共37年光景。隋文帝杨坚创业25年后，隋炀帝杨广605年继起，12年后气数已尽。恭帝拖延一年，被唐高祖李渊建立的唐朝取而代之。长期动乱之后，容易出现苛政，苛政又加速了王朝的灭亡，这一点上隋朝和秦朝很相似。虽然如此，秦和隋都是上升时期的苛政，它们的许多做法在王朝灭亡后仍然为后世所奉行，比如隋朝创立的科举制，三教并重的国策。三教汇流在隋朝已成定势，唐以后则继续得到发展。
据说杨坚从小受到僧尼智仙的养育，对佛教情有独钟，登基后，立即着手复兴佛教。20年中，度僧尼23万人，建寺庙3792所，写经36藏，13000多卷，整理旧经3853部。天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使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四书五经多出数十百倍。
文帝杨坚吸取过去几代兴佛废佛轮回不迭的教训，想确立三教并用、以儒为主的宗教政策。宣布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深浅，殊途同致。声称自己服膺道化，念好清净，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庄得一之义。这样，就有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 和文中子王通的以儒为主、三教圆用说，乘势而出。
文中子王通（585—618）是隋代大儒，山西人。他从小聪明颖悟，慨然有济苍生之志。10岁时就发表宏论，称：“我听说古人治理国家，有长久之策，所以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之内常归一统；后来治国的，行苟且之政，所以魏晋以来，九州无定主。”（《二十二子·文中子》1330页)几年后听从铜川府君劝告，四处游学，6年之中，殚精竭虑，晚上睡觉常常不脱衣服，和衣而眠，主攻诗、书、礼、乐、易，师从多人。最后他综罗百家，力求圆悟三教，而以仲尼之学为指归。20岁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在太极殿奏太平策12条，文帝大喜，叹天公赐我，相见恨晚。当时正是文帝仁寿三年，公元604年。文帝把文中子的条陈告诉朝中公卿，大家都不高兴。王通见自己的主张朝中大臣无人响应，于是“垂翅东归”，退居河汾，研究学问，招收弟子，自成一派。有《文中子》一书传世，又名《中说》。弟子尊为至人，称“仲尼以来，未之有也”。
王通颇为精通王道，识大体，通权变。他的儒释道三教圆用说，使他堪称博大海量之儒。他的弟子房玄龄、魏征、李靖等成了唐代名臣，决非偶然。中国唐代，儒大、道大、佛亦大，三日并出，圆光赫赫，互增其明，隋唐之际的王通有一分奠基之功。他常称三教九流，各有其弊而不可废；认为“通其变则天下没有弊法，执其方则天下没有善法。”是弊法还是善法，那要看是什么人在用法。与“圆机之士”纵论天下百家学问，是他平生一大快事。对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的遭遇，他有非常著名的论断——
“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云：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这里，对《易》理的“变易和不易”之意，体会很透彻，运用自知。有人说印度长久远离现代化，是因为佛教的流行。人们要是参考了王通的观点，恐怕对印度的看法也会改变吧。
至于有人问起佛，文中子说：“佛是圣人。”
又问，“佛的教义怎么样？”
文中子答：“这是西方的宗教，在中国搞滥了。好比越国坐船，不能用车；胡人留发，不戴帽子。古来如此，习俗不同。”（《二十三子·文中子》1317页）
他的态度看来是敬而远之，或者敬而慎之。
文帝后期逐渐不喜欢儒术，转向黄老刑名之学，最后又沉醉于佛教中。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的次子，杀掉文帝，夺取帝位；大兴土木，建造东都洛阳；三次发兵侵略高丽，三次失败，劳民伤财，民怨沸腾。虽然大行暴政，跟佛家的关系却很好，自称“菩萨戒弟子”。后来的天台宗创始人智凯在591年就赠他“总持菩萨”称号，他则赠智凯“智者”大师称号，以图利用佛教为王权服务，智凯则利用王权来传播佛教。这个时期汉地佛教和王权的关系，后来大体如此。在吐蕃或者西藏，主要采取政教合一的形式。
到了唐朝，大唐天子除了武则天，其余都姓李，大唐基本上就是李唐。可是据说李渊的祖父在魏周两代做官，曾经姓“木陈”，有异族的嫌疑，入隋后才改姓李。所以立国后就要动点脑筋。李唐李唐，要找个千古圣人做祖宗才好，正巧就有一个，就是孔仲尼老先生的老先生、道德君子、得道大仙、天下第一的老子——李耳。“据说”而已，实际上心里究竟如何想，不清楚。
李渊接受李世民的劝告，在太原起兵反隋，618年在长安称帝，做了唐高祖，然后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李渊父子首先向金城的薛举、武威的李轨、马邑的刘武周三大割据势力进军，以图巩固李唐在关中的根据地。李渊戎马倥偬，武威大振，不觉到了武德3年。这时有个晋州人叫做吉善行，自称在平阳府浮山县东南羊角山，看见一个白衣老夫说：“替我告诉唐朝天子，我是老君，我是你的祖宗。”李渊得知此事，于是下诏在那里建立老子庙。
武德八年，高祖下诏明确三教的先后次序：“老教、孔教，是此土基础；释教后兴，可以从客礼。今后可以老子在先，孔子次之，释宗在后”。李世民继位后，就正式册封老了做了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玄宗更是诚心，除自己作了道士，还让自己的贵妃杨玉环皈依道教，道号“太真”。道教在唐朝的地位，就这样急剧上升，走向盛世。
道教的地位如此之高，有人说开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攀个好祖宗，有利于统治。据《资治通鉴》（1304页）载，贞观10年，长孙皇后病重，太子劝说请奏大赦天下，度人入道。皇后不同意，说：“道教释教都是异端之教，祸国殃民，皇上素来不做那些事。”这话也许道出太宗的本心？武德4年，李世民入长安，见到隋朝宫殿，感叹道：“这么奢侈纵欲，不灭亡怎么可能？”于是下令撤掉端门楼，焚烧乾阳殿，毁掉则天门，废除所有道场，遣散大量僧尼，只留下明德者30余人。
贞观11年，由房玄龄定下唐律唐令，说是假如按照武德旧制，释奠（持爵祭圣）放在太学，而尊周公为先圣；现在采纳房玄龄建议，立孔子为《资治通鉴》先圣（1305页）。《资治通鉴》此处没有提到老子的事情。是否真是以孔子的儒教为至尊呢？当初李世民辅佐父皇李渊打天下，功高盖世，而与太子发生冲突，于是有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先发制人，射杀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成为帝位的当然继承者。他就是崇儒，也不会是一介腐儒，泥孔而不化，亦步亦趋跟着孔老先生走；就是汉代，也早就有董仲舒给孔夫子换衣服，吃汉食，精心供养。但是孔圣的教导，世民也深知其用处。
不过李唐皇朝对于儒道的态度，比较复杂，而且矛盾和多变。隋代大儒文中子培养的高足，有好几位作了李唐大臣，如房玄龄、杜淹、李靖、魏征、温大雅就是。看来儒门是初唐受宠的一家了，然而《文中子》一书居然也留下一篇妙文，道出文中子预言孔门礼乐将在唐朝遭到冷落。这篇妙文叫做《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文中说，大唐龙飞，宇内乐业，文中子之教未行于世，后世君子很少有知道的。其实隋大业年间，文中子曾经对魏征、房玄龄和杜淹等弟子说过：你们虽然会遇到明王，礼乐上却必定碰钉子。当时魏征不服气，文中子笑着说：到时候你自己就知道了。贞观之始，房玄龄、李靖、温大雅、杜淹等人很受重用，朝廷大事没有不参与的。一次太宗宴请大臣议论长久治国之计，房玄龄和杜淹等除了歌功颂德，都不敢直言，只给魏征丢眼色。魏征直话直说，建议太宗施行周典。太宗当时很高兴，第二天又召魏征、房玄龄、杜淹议事，说：“我昨夜里看了周礼，真是圣人之作呀”。把周礼好生夸赞一番。过了很久，太宗又说：“我考虑呀，要是不搞井田制，不搞封建制，不用肉刑，而施行周公之道，恐怕不行。周易的大意，是随时顺人，如果硬要一一照着周礼去做，可能画虎不成，反遭后人耻笑。诸公请慎重考虑。”后又召开中书省会议，好几天都定不下来。太宗对魏征说：“礼崩乐坏，我是很痛心的。过去汉章帝老想着张纯，今天我念念不忘你们，就怕你们有意不就，连古人都会伤心的。”于是魏征跪奏施行周礼，言辞恳切之至。太宗叹道：“时运难得而容易失掉啊！我寝食不安的就是这个。众卿退下吧，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了。”魏征和房杜等人战战兢兢，再拜而出。到了外面，房玄龄对魏征说：“我和你竭力辅佐皇上，可是谈到礼乐之事，不是命世大才怕就说不动陛下了。往日文中子不以礼乐赐教我，是有道理的。”
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叹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唐太宗虽然听从房玄龄的建议，尊孔子为先圣，却是无法“从周”。主要是考虑到时代不同。虽然如此，孔门的许多礼数，大唐还是采用的。
不管是儒道释，唐代天子根据情况需要，或扬此抑彼，或前道后释，或佛先道后，总的精神还是三教并重，很放松，很豁达，不那么谨少慎微。就世俗生活来说，主要是儒家；较高的追求，则时而贵道，时而贵佛，时而平起平坐。于是有太宗末年转向佛家，武则天以佛为至尊，唐初则有道士傅奕上表排佛，挑起佛道之争。后来为了协调三教关系，武德7年（624）由高祖在国学设立三教辩论会，令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三人争得热火朝天，最后还是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得到高祖的称赞：“你们三个都很能辩的，不过还是德明一说，才作了总结。”儒家在这一次占了上风。从高祖的作风看，还是比较“民主”，有什么问题，辩论一下，不随便打棍子。这种辩论会，唐代帝王普遍效法。
不过棍子虽然不随便打，却也有打板子的时候。太宗即位后，傅奕再次上表，要求排佛。佛道之争又起。贞观11年，李世民下诏，认为外国的宗教跑到前头、本土的宗教落在后头，这个不行；李唐夺取江山，靠的是老君上德，天下大定，凭的是老子无为；所以道士应当排在僧尼前面才对。诏令一下，有个“老实人”出在佛门，叫做智实，居然上表反驳。那好，打他的板子。可怜智实呀，智慧太实在了，吃了眼前亏。
在佛道“大战”中，儒家一般不多插嘴，只是默默干自己的事情。然而道佛虽然争雄，大唐佛门还是比道门大得多。据唐末道士杜光庭《历代崇道记》统计，有唐以来，道观共有1900余座，道士15000余人，还不及唐武宗灭佛时僧尼人数和寺庙数的二十分之一。
大唐天字第一号留学生玄奘，就是《西游记》里到西天取经的唐代高僧三藏法师，使太宗对佛法礼遇有加。玄奘在印度取得真经，贞观14年晋见印度戒日王。贞观15年，在玄奘协助下，中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年，玄奘又在戒日王于曲女城举办的无遮大会上以论主之位求战群僧，竟至于18天内无人敢于应答，不战而胜。贞观19年玄奘载誉归来，太宗举办盛大法会，隆重接待，举国轰动。此后玄奘的译经说法，以及创立法相宗，都得到太宗特殊照顾。
太宗之后，高宗李治礼敬佛道；中宗李显喜佛；睿宗李旦崇佛乐道。武则天此时期内已经逐渐掌握实权，而最终登上帝位。武则天崇佛抑道，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抑道跟直接打击李氏势力有关。武则天夺权，依赖佛教的力量甚大，僧众有“太后是弥勒佛下生，应该代唐为人主”的说法，所以她登基后大力扶植佛教。主要是扶植华严宗。她派兵收复西域四镇，派人到于阗迎请《华严经》梵本和翻译家实叉难陀来京，于695年在洛阳大遍空寺译出80卷华严。又请法藏给她讲解《华严经》奥义。华严境界的无比博大和富丽堂皇，“随取一沙都含有一切宝藏”的不可思议的包容性，与大唐的恢弘气象非常相称，给武则天以极大的吸引力。她又请禅宗北派神秀禅师入京，对禅宗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她还礼请南禅大师慧能来京，慧能称病，未能成行。
然而物极必反，如果过分迷醉于佛法，往往是导致日后大举灭佛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以佛灭佛。武则天耗竭府库，大造佛塔佛像，就曾经受到臣下的劝阻。唐武宗的灭佛，不能不说跟佛门自身的毛病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的均田制规定，僧尼由国家给田，又有免除兵役、劳役和赋税的特权，如果管理不善，容易导致寺院经济的泛滥，危害到国计民生。在方外一寺一庙的富丽雄奇相当于人间帝王一宫一殿的时候，在“天下十分之财、佛有七八”的时候，朝上朝下都会感到头痛，大叫惜哉。于是在玄宗（712—742）末年，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开始规定僧人传戒收费以充军饷，后来成为永制。而在842年到845年，更有唐武宗借助道教接连灭佛，拆掉大寺院4600所，僧尼还俗26万多人；拆毁其他中小僧坊（招提、兰若之类）4万余所，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税户15万人。这就是著名的“会昌法难”，发生在武宗会昌年间，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三厄。佛教典籍损失惨重，物别是华严和法华等经的章疏大量流失，使天台、华严等宗派很快衰落下去。
到了五代十国，北方苦于战乱，赋役沉重，给佛教以巨大冲击；加上俗人大量流入佛门，给朝廷的兵源和赋税造成威胁，终于酿成周世宗柴荣在显德2年（955）的大举灭佛，所存寺院2694所，废除30336所，僧尼系籍者61000人。这就是“三武一宗之厄”的最后一厄，文化和佛教随之纷纷南下。佛教禅宗五家有四家创立在南方，在北方创立的临济宗最后也移往南方以求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