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纵贯古今，“三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儒、释、道各居于独特的地位，从不同侧面发挥着社会功能，共同建构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境界。儒家的智慧，使中国人懂得了人生庄严的义务和伦理责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将小我的生命熔铸在家、国、天下、王道、历史中。道家的自然主义和道教的乐生哲学，教会中国人倾听大自然的声音，热爱生活，珍惜生命。道家和道教给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增加了另一面：委运任化，知足长乐，乐天安命，富于想像。佛教哲学，给中国人建构了一个超验的世界，教会了中国人以超乎寻常的忍耐力理解和宽容，用自己的慈悲、自己的言行、自己的愿力去超渡、解救因贪欲、仇恨、无明而陷入无边烦恼和痛苦的生灵。

纵观我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源流演变及兴衰，呈现出相互冲突、相互兼容、或扬或抑、异曲同工的特点。

汉魏三国东西晋--扬儒道兴佛教

远古历史遥远。炎黄时代的历史零星地有了记载，大约公元前26世纪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诸多部落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融合中宣告形成。

经过夏商周代，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又在当时较为边缘地区的秦国和楚国的勇猛参与下，实现了第二次多民族大融合，中国封建社会土生土长的原创性精神领袖庄孔墨孙等巨人纷纷崛起，相应的主要思潮基本形成。

大约也就在这段时期的前后，中国人又得到了远方西天传来的信息。这个西天，就是佛祖的故乡古印度。据传，秦始皇时有天竺（印度）僧人来华；汉成帝时的刘向发现佛经；东汉明帝刘庄夜梦神人，遣使求法（东汉《四十二章经序》）。

从思想轨迹看，西汉初敬黄老之术，与民休息，是吸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到了西汉武帝 ，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也为之一大变，成了经学，有天人感应的神学内容。西汉未年，儒学走向繁琐空洞，进入死路。于是，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等人开始另辟蹊径，冲出儒家的一统，名法和道家受到重视，谈玄说道成风，道教开始兴起，跟佛家的法韵多有暗合。

黄巾起义后，三国鼎立，一个思想上更为自由的时代开始了。

从三国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民族大融合和思想大解放、大创新的时代。人们睁眼看世界，对异域文明充满好奇。佛学在这个时侯涌入中国，真是适逢其时。

三国时，曹操治下的北方就已经有佛塔佛寺。司马氏当权时，门阀士族抬头，玄学开始走俏。玄学的阐释人主要有两个，一个何晏（190—249），一个王弼（226—249），吹起“正始玄风”，以道解儒，用玄学解释孔孟经典。玄学就是庄子老子的理论，“贵无”，无为为本。这倒挺适合佛家的口味，般若经类可以借船东渡法海远航了。正始玄风从240年吹到249年，吹了9年。僧人们一看：“好呀，玄学大师，我这里有般若经，以前没有人看，其实跟你们的学问挺对路，也挺玄的。”立马有人上了“钩”，迷上了佛法，此人叫朱士行，后来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位汉僧。还有一位深通佛法的人叫支谦，南下到吴国，被孙权拜为博士，除参政外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他汉语底子又好，用起老子的哲学概念来不费什么力气。孙权死后，孙皓在位，要毁掉佛寺，吴地僧人中一位叫康僧会的与孙皓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

孙皓问：“佛教所说善恶报应，是指什么？”

康僧会答：“明主以孝慈训世，就有赤乌神鸟飞来，南权星出现。以仁德育物，就有澧泉涌出，佳苗生长。作恶也是这样，有报应。所以作恶在暗处，要遭鬼打；作恶在明处，被人诛杀。《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诗经》咏叹说：‘莫违祖德，求福必来’。虽说是儒家格言，也是佛教明训。”

孙皓问：“要是这样，周孔已经讲得明明白白，用佛教干什么？”

康僧会答：“周孔所说的，比较容易看得见；佛家说的，就幽玄得很。因此 ，作恶就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这样来劝诫世人，不也很伟大吗？”

孙皓无言以对，后来皈依了佛法。康僧会成为最早进入朝廷的僧人之一。

汉魏三国过来，就是西晋东晋。两晋时代，佛教经典被大量翻译，最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是鸠摩罗什，其他大师如云，中国“土著”学者作为主力出现于佛典学林，有跟儒道两家三分天下的来头。那时候，儒家可没道士那么风光，向秀（约227—272）和郭象（？—312）注《庄子》，扬道学，尚自然，朝野一片喝彩，儒者是有点眼红的。不过道士们还是有些着急，赶紧又出了一本《老子化胡经》。撰稿人据说是道士祭酒王浮，说老子到西域为教化胡人，创立佛教，似乎真的是老子天下第一。释迦弟子虽有佛眼，也只好半开半闭。他们手捧佛经，跟在道士后面说道谈玄，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才可以“正经”一点儿。现在这么搞，实在不像话。果不其然，待到佛家势力大增，老子又成了释迦的弟子。说是周昭王的时候，释迦就出生了，那时候老子在哪里？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道士想道。

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陷入十六国混战。大凉、前秦、后秦等国由于王权的支持，佛教得到迅猛发展。前秦的都城在长安，苻坚357年即位后，在各地集募高僧，有数千之众，大弘佛法。苻坚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以武力掠取名僧道安回都城长安，视为“国之大宝”，委以弘佛大事，参与朝廷军政要务。385年，姚苌杀掉苻坚，在长安确立后秦。不久姚兴即位，横扫前秦、西秦、后凉，雄霸北方，国势大增。姚兴推崇儒学和佛教，后秦逐步成为十六国中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401年，姚兴打败后凉吕隆，迎请佛家学者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

南朝北朝--崇儒道排佛教   

魏晋以来的列国征战到南北朝（420—589）达到高潮，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交融更加广泛深刻。本土的儒道文化进入裂变新生期，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变革互为表里；外来的佛教文化呼啸而至，各路大师纷纷涌现。伴随着春秋原典的不断更新和佛学的渗入，中华民族胃口极好，既爱吃中国菜，又张开大口吞吃“西餐”。

随着南北朝各种对立的演进，两晋之际北方转重儒家，北方王宫贵族纷纷南下，其原有的玄学随之南行。这时的佛学由罗什门人重学理、慧远僧团重修行的“北理南行”格局，来了一个大倒转，形成北方重实践、南方重义理的基本态势。而道教在南方以陆修静、陶弘景为代表，在北方以寇谦之为代表，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展开活动。儒家在佛道两家的狭缝之中，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和震荡、竭力通过吸取新的营养来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

帝王崇佛是南北朝佛教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南朝的宋文帝（424—453）、梁武帝（502—549）、简文帝（550—551），北朝的北魏文成帝等，都是著名的崇佛帝王。南朝到梁（502—556）的时候，寺院共有2846所，比东晋猛增1000余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剧增三倍多。帝王崇佛甚至导致僧人把帝王直接看作“当今如来”，加以礼敬，这里儒佛两家实质上已难以区分。

另一方面，无节制的扩张所带来的鱼龙混杂等弊端，以及新旧、中外文化和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乃至佛教内部的不同意见，也导致此时期多次大规模排佛。仅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的排佛，就勒令还俗僧道200多万；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又没收寺庙4万所，还俗僧人300万。佛法航船经受了冲天海啸般的严峻考验。

著名的排佛事件，佛家称之为“法难”，中国佛教史上共有四次，叫做“三武一宗之厄”。其中有两次都发生在北朝。

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灭佛，一次是北周武帝灭佛。

北魏从道武帝（386—409）建都平城（山西太原）开始，鲜卑拓拔氏历经几代不断向中原进发，在统一黄河流域的过程中，也接受了佛教。太武帝（423—452）作为锐意武功、平定祸乱为先的一代帝王，跟其他北魏帝王一样，逐步接受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对儒道佛都曾学习尊崇和倡导。开头太武帝信奉佛教，后来在寇谦之的弟子、大臣崔浩的推荐下，改为遵奉天师道，拜嵩山的寇谦之为天师，并改元为“太平真君”。接着就多次下诏灭佛，以儒家正统自居，将佛教视为外来妄诞之说、违背人情，历数佛教破坏政教礼仪、导致历代丧乱，应当予以彻底取缔。这自然有僧尼信众自身的不是，不能说诏书全是妄言。另一方面，寇谦之又把大量的佛儒内容吸收进天师道。但结果是，根据446年的诏令，一切佛像胡经，全部打碎烧毁；所有沙门无论老少，统统活埋击杀。佛教遭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打击。到448年，寇谦之死，450年崔浩被诛，452年太武帝被太监杀死，文成帝即位，才下令复兴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