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会在流水的光阴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事物和人一样，千年的光阴，已经把今天大名县城东北方向约十公里处的大街乡一带，打发得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北方农村没什么两样。地表上已看不到当年的皇城气象，走进视野的一个个村庄，态度安详，迎面的风情甚至带着些许日常的无聊和倦意。而就在这个地方，静默着一块坐北朝南，由赑屃驮载的古石碑。

石碑通高12.34米，宽3.04米，厚1.08米，重140.3吨。碑首为八龙戏珠圆首，碑额正面透雕盘龙，两侧龙头朝下，颇具唐代风格。

碑额正中是宋徽宗御题篆刻“御制大观五礼之记”双排八个大字。碑身两侧为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字迹，碑石背面刻着唐“何进滔德政碑”。一块石碑延承唐、宋两代遗风，故此碑又称为“唐宋碑”。作为全国最大的古石碑，它的身上究竟流淌着怎样的故事？

前   世

最早著录此碑的是欧阳修：“何进滔德政碑，唐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柳公权撰并书。进滔，唐书有传。开成五年立，其高数丈，制度甚闳伟，在今河北都转使公廨园中。”

时间悄然滑向开成五年（公元840年）的深秋。此时的唐，已非盛唐气象。公元758年，唐肃宗在魏州（今大名县城东北五至二十五里处即魏州治旧址）设置魏博节度，派遣节度使，管辖魏、博、贝、卫、澶、相六州，领辖范围达黄河以北涉及冀鲁豫三省的许多地方。而灵武人何进滔发迹前曾在狄仁杰复立祠碑的田弘正手下效力，“客寄于魏，委质军门，事节度使田弘正”。他很得田弘正赏识，得到擢升。田弘正离开魏博节度使任后，曾经雪夜入蔡州的李愬、田弘正之子田布以及史宪诚均曾居此职位，其中又以史宪诚在位时间最长。这一时期的河北三镇常常发生扑朔迷离的事件，乱象频出，包括魏博在内的三镇“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强地广，合纵连衡，爵命虽假于朝廷，群臣自谋于元帅”。史宪诚做了7年节度使便死于乱军之中，他的死成全了他的部下何进滔。大和三年即公元829年8月，唐文帝李昂“以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复以相、卫、澶三州归之”。何进滔可操控的势力范围超出了所有前任，“为魏帅十余年，大得民情”。对这样一位实力雄根基厚的地方大员如何控制和安抚，朝廷却感到力不从心。除了加官进爵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在何进滔“累官至司徒、平章事”之后，唐文帝又答应为他立一通德政碑。

这项撰写和书写碑文的任务落到了“博贯经术，通音律”的翰林书诏学士柳公权身上。

“欧字横处略轻，颜字横处全轻，至柳字只求健劲，笔笔用力，虽横处亦与竖同重，此世所谓颜筋柳骨也”。柳公权的文章好，12岁就有“工辞赋”的名声，而他的书法结体劲媚，自成一家，“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他的一番“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之语更赢得了无数追捧者。

书法跟书写者的修养和艺术追求相关，和书写时的心境亦相关。奉旨书写，无论是于碑文还是于书写，以常理言，当受很大限制，几乎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可是谁又能避免和拒绝遵命之作呢？比柳公权大6岁的白居易这一年亦在世，他说：“不愿作人家墓前神道碣，故土未干名已灭；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镌实录锩虚辞”，可他说的轻巧，难道他一生就没有遵命之作？

开成五年，何进滔德政碑建成。与这通石碑有关的两个人却相继去世——先是32岁的唐文帝李昂；10月，何进滔死于任上，赠太傅，谥“定”。其子袭位。何氏三世在魏长达40余年。

我们已无法在碑石上欣赏柳书，只能借助他存世的字迹做些遐想。咸通六年即公元865年，柳公权以88岁高龄辞世；同年，何进滔之子何弘敬亦死于任，何氏势力其后不久彻底完结。

即将完结的还有整个大唐王朝。

今  生

南宋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记载：“何进滔事迹固无足取，而柳公权书法为世模楷，此碑尤为雄伟；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旧文，别刊新制，好古者为之叹惜也。”

此时是宋政和七年即公元1117年。碑石还是那块碑石，立于时间的无涯中，命运却即将改变。

大观是宋徽宗赵佶使用的第三个年号。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做皇帝时，宋朝也行将没落。登基之初，他也想有所作为，做了两件有现实意义的事：八行取士和在尚书省设议礼局“分轶五礼”。

五礼制度始于周。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祗，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军礼同邦国，以宾礼亲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

赵佶青睐五礼制度，五礼“正人伦，定尊卑，别贵贱也，故有君道焉，有臣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他说“夫倡而妇随，兄友而弟恭，莫不有序，人伦正也。上不可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不可以凌小，小不得以加大，无得而逾，尊卑定也。朝廷邦国乡党遂序有典、有则、有伦、有节、有条而不紊，贵贱别也……夫人伦正，尊卑定；贵贱别，则分守明；分守明，则人志一；人志一，而好乱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乱，上不僭差，而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

他开始着手完善他理想的五礼制度，“复命有司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乃作吉礼，以祀以祭以享；乃作凶礼，以哀以吊以会以恤；乃作宾礼，以朝以会以觐问；乃作军礼，以用众恤众简众任众合众；乃作嘉礼，以亲宗族亲男女亲宾客亲异国”。大观四年即公元1110年2月，231卷大观礼书修成。一年后，“御制书政和新修五礼序，议礼局请刻石于太常寺”。

赵佶用十足风流的瘦金体做五礼的文章，“万机之暇，书其意，记其事，”他希望“刻之因以兼明天下后世”。

样板出来了，“传诏各地官府刻石立碑颁于天下奉行，其不奉行者论罪”。于是，政和七年，做大名尹的梁子美积极行动起来……而宋徽宗赵佶对五礼新政的热情似乎亦随精力的逐渐转移冷却下去。

爱拍马的梁子美决心为皇帝的文章找一块雄伟的碑石安身，他把目光投向了昔日的“何进滔德政碑”，凝聚和倾注一代书法大家才华和心血的文字即将陨灭。他磨去了碑石上的柳字，改刻赵佶的御制大观五礼之记。也是在这一年，洋洋得意的还有在京城的蔡京，不做事，却深得宠信，“权势震赫，举朝结舌”。大宋已显将尽之气。

10年后，赵佶成为被历史轻轻翻过去的一页。同时被翻过去的还有大宋王朝。

而这通石碑却被保留了下来。明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8年，因“漳河泛滥，城沦于水”以及相继的兵荒马乱，它重重地倒下，埋于地下。

嘉靖二十七年即公元1548年，好古的大名知府顾玉柱派人把它挖出，但碑已断为9块。

碑石是不会说话的，如同历史。它只是带着这两重身份，向人们昭示着曾经的兴衰跌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