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座城市的形成都非朝夕之功，其开发建设经过日积月累，其生态文化亦有一个积淀的过程。大名亦莫能外。大名上溯，可到大名府，可到冀南道、河北路、广晋府、兴唐府、武阳郡、魏州、贵乡郡、阳平郡，或为县，或为府，或为国。

我们的大名故事从一千多年前的北宋讲起。

一、藏在地下的传奇

谁都会在光阴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事物和人一样，千年的光阴，已经把今天大名县城东北约5公里处，打发的跟我们在平时看到的北方农村没什么两样，地表上看不到多少特殊之处，走进视野的一个个村庄，态度安详，迎面的风情甚至带着些许日常的无聊和倦意。

我们却仍要执拗地穿梭于大大小小的村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非唐朝的诗人独有。我们意识到正在向一千多年的光阴深处穿梭，寻找埋藏于光阴深处的一个国家和一座消逝于光阴深处的都城。我们会俯下身，情不自禁地认真打量这片土地。

一千多年过去，真实而详细的信息已被淘成干巴巴的只言片语。我们不怀疑大名府曾经的风华绝代，不吝惜将大名府比作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我们看到连一些苛刻的学者和目光挑剔的专家也不掩饰对大名府的向往，虽然大多时候送进他们视线的大名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背影。

大名府的神秘不在地上，今天我们在地上几乎认不出一千多年前的大名府。大名府的神秘尚沉在地下。

在过往的岁月中，我们一度有机会贴身触摸一千多年前大名府神秘的衣襟，有可能撩起衣襟的一个角。但谁又能彻底说得清呢？我们终于在埋葬大名府当年风华的土地上，彷徨复彷徨，张望又张望。

今天的学问不仅仅要从故纸堆中得来。从科学的考古活动中获取直接的实物证据，已经成为验证学问真伪的一种最好方法，也是我们的共识。

在今天以大街村为中心半径3公里的轨迹上，分布着南门口村、东门口村、北门口村、铁窗口村、城角村、堤上村。据考这些村名都与这座地下之城有关。而居住在这些村子的村民们，在翻建房屋时，还能捡拾到宋代五大窑的瓷牌，而在地表1.5米处即可发掘出当时的建筑基址。

地底下的大名府像一艘庞大华丽的夜行船，封存千年繁华。

在这片方圆3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是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有这样的机遇。公元1042年，机遇垂爱了大名府。

二、那个时候

准确地说，那个时候指的是公元1004年以后的一段近四十年的光阴。此前宋辽之争已长达25年，终于导致澶渊之盟的确立。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住契丹人的不断骚扰进犯。公元1042年，契丹人在今北京东部的蓟县、通县和唐山一带集结重兵，伺机南侵。消息传到宋都汴梁，此时是宋仁宗庆历二年。

人们可能不熟悉宋仁宗，但一定熟知包拯，一定熟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还有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和柳永，这些明星都太耀眼了，以至于令人们忽略了他们背后的经纪人宋仁宗。

宋仁宗是大宋王朝第四任皇帝，也是后来令清乾隆帝最佩服的三位帝王之一。他在位三十年，将一个仁字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还具有某种“权力约束”的内在自觉性，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内在自觉性通过制度安排而更加以固化。因此，仁宗当政期间，宋朝达到了全盛巅峰。政治清明，人才荟萃，连林语堂都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现在读史书，看其中的杀伐征战，字里行间透着坚硬与决绝之气，听来却有点像孩子们三香六臭，玩过家家。可谁都清楚现实的情况远远不会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简单。

是时，国内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边境却不时处在战时状态，鼓角不时会把城内搅动得人心惶惶。此时已是澶渊之盟后的38年。面对契丹的小股骚扰，满朝文武慌了。有主议和的，有主迁都的，这时，打小辅佐仁宗的丞相吕夷简站了出来，敌人尚远，为何总干这些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儿呢？他说，如果学着别人迁都洛阳，契丹人轻轻松松就能渡过黄河，不仅让人家看不起，城池也保不住。应该建都大名，离着敌人近点儿，还能表现出皇上亲征的决心。

吕夷简说得坚决。

公元1006年，北宋名相寇准就曾“知天雄军镇守大名府”。大名府作为北宋国都汴梁的北大门，地理位置重要。

此时的大名府自从公元662年方圆80里的魏州城，后唐李存勖建都，到北宋时俨然大都会气象，而她作为黄河北面一座军事重镇，掌控黄河以北大片疆土，把守着南渡黄河的通道。宋真宗曾评说：“实当河麓，席盈之懿兆，冠千里之上腴，隐亚然北门，壮我中华。”（宋《大诏令》）。

公元1042年5月，各路能工巧匠在大名府重新修整城池，看起来像一个临时的行宫，但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这地方必将还有更大规模的动作。于是，皇帝迁都的消息开始在大名城里像春天的柳絮一样到处翻飞。

三、盛时

这样一座曾做过五代时候后唐都城，做过后晋、后汉、后周陪都的大名府，如今升格为北宋陪都，都名“北京”，它和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彼时并称“四京”。

宋朝陪都大名府的规划和建设日趋雄伟壮美：外城在原来80里的基础上收缩为48里，建有9门2座水关。宫城周长3里，建有3大门2小门。宫城内有4殿7门楼，宫城外是左右4厢23坊，“其势略如都城”。

“外城周四十八里二百有六步，南面三门：正南曰南河、东曰南砖、西曰鼓角；北面二门：正北曰北河、其西曰北砖；东面二门：正东曰冠氏、东南曰朝城；西面二门：正西曰魏县、西南曰观音。又上水关曰善利，下水关曰永济。”《大名县志》

“内为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宫城南三门：中曰豫顺、东曰省风、西曰展义；东一门曰东安、西一门曰西安。豫顺门内各一门曰东保成、西保成。次北班瑞殿，殿前东西门二：东曰凝祥、西曰丽泽；殿东南曰时巡门；殿后东西门二：东曰景清、西曰景和。次北时巡殿，次靖方殿，次庆宁殿。”《宋史》

大名府的架子被端了起来。俨然一派皇都气象。

一千年后，通过考古，宋朝陪都在我们眼前不再遥无所依。今天行走于当年都城内外，商贾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已不复存在，玉器的作坊里已无丁当摩挲之声传出，它们只剩了遗址。宫殿和舞榭楼台上的繁华风流，也早被风吹雨打去，只剩了夯土高台，偶尔有缘，或许能够看到残碎的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这难道就是《水浒传》中描述的“城高地险，堑阔濠深”；“鼓楼雄壮”，“人物繁华”；“千百处舞榭歌台，数万座琳宫梵宇”；“千员猛将统层城，百万黎民居上国”的北京大名府吗？

传说当年，气派的大名府，作为陪都，比开封、洛阳，毫不逊色。然而一切似乎皆有宿命，就像有月圆月缺，有花开花落，难道月缺，花落，仅仅只因为时令，只因为季节之故？与风雨无关，与人事无关？

四、城殇

北宋的月亮曾经多么柔亮，终是要黯淡下去了。那绵延的城墙沾染了人世的悲愁，连同星光一起隐没。尘世间，多少心存憾恨的人们，多少次在无望中抬头，只看见无星无月的漆黑天空。

世界上没有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宋朝的大名府一样，虽有重兵把守，却只能坚守一时，不会永久如此。聪明的金人亦知兵贵神速，直取宋朝首都。悠游于深宫不懂国家不懂世事伤心艰难的徽钦二帝成为阶下囚。一座不甘于亡国之耻之恨的城池有多少人真心顾念？一座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助的城池，又能洁身自好多久？

“靖康之难”犹如一把利刃，割裂了一个国家的灵肉。自此以后，这个国家的肉身混沌地流落到了南方，灵魂却永远清醒地遗落在北方。

连江山都在风雨中飘摇，何况一个大名府？

公元1126年12月，大名府城破。

铅华洗尽，本相示人。陪都不在了，曾经上演过惊心动魄的大名府故事的土地还在，笼罩土地的天空还在。血脉相连的是国破家亡后的痛楚。就像怀古的人无法真实地领会到前人所经受的痛苦，通过史书来剖析离乱之痛的现代人一样无法感知前人灭国的仓皇。那种痛苦是无人替代的。时代的浩劫，谁也不想重来一次。

眼泪抵挡不了刀剑，软弱无法阻止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