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这两句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在大名的老一代人中几乎是尽人皆知。有学者考证，明朝洪武、永乐年间“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1个省、市的227个县，大名县即是其一。

明朝大规模的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 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 察罕帖木儿传》)。 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用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终于把农民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 ，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冀、苏北、皖北民众十亡七八。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 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元朝末年的水、旱灾，河北15次 (《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 “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大名路在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大名）等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正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同时， 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洪武十年 “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 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此开始。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 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北）”。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 (《明史.成祖本纪》)”。“明惠帝（朱允炆）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十一月，燕王军自馆陶渡河，南略地至东平”《明成祖实录》。 “惠帝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燕王棣略地至大名”（民国《大名县志》）。 “明惠宗建文三年（1401年）辛巳闰三月，燕王军攻略顺德、广平、大名。诸郡县皆望风降燕。……五月燕王军驻大名。……七月明平燕将军盛庸驻易州（今易县）水西寨，据险为持久计以窥北平。朱棣在大名闻之曰：保定吾股肱郡，失则北平危矣。乃下令班师北返。（《明成祖实录》）”

当时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遗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这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经“靖难之役”，地处南北交战重要战场的大名、魏县、广平、馆陶等县，十室九空，地旷人稀。魏县仅剩下1125人。（《康熙魏县志》）”当时大名县剩下多少人史志不见记载，民间传说大名县杨桥镇西一里的程子村，当时只有一户张姓人家藏进地窖里幸免于难，其余村民全部被杀戮，村落成为一片废墟。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明政府组织了十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由官方征发或组织的山西移民远远超过百万，他们的足迹遍及今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各地，而自发性的和永乐以后的移民也大量存在。尽管这些移民的故乡实际包括山西各地，但洪洞大槐树是移民迁出地的象征，已成为山西移民后裔心目中的故乡。

据正史记载和山西洪洞大槐树景区资料显示，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大规模移民10次，永乐年间移民8次。这历史上的明代18次移民涉及大名县的记录主要有：

1、“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戊辰八月徙山西泽州、潞州无业者至河南、河北开垦荒地。” 

2、(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3、“(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屯。”

4、 “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乙亥三月诏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谦、右军都督府都佥事陈春、后军都督府都佥事朱荣，往彰德、卫辉、大名、广平、顺德、真定、东昌、兖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十一月后军都督府都佥事朱荣等言，大名、东昌等三府屯田，迁民58124户，租3225980余石，棉花248万斤。此后数十年，大名的民屯有大规模发展。”（《明成祖实录》）

除上述洪武年间的移民记载外，永乐年间政府移民涉及大名的不见正史记载。只有邻县《魏县县志》载“永乐年间（1403—1425）明政府迁山西襄垣、高平、黎城三县和泽（今山西省城太原）、沁（今山西沁县）二州五处居民至魏县，每人给地100亩，从事农业生产。”那为什么大名有些人说其是永乐年间迁入的呢？据考有两种可能：一是洪武年间其他地方的迁民在“靖难之役”期间，为躲避战祸逃到大名，后来战事结束，又在大名以永乐年间迁民登记。二是当时有不属永乐政府组织而是民间自愿应募迁民者，例如“永乐15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民申万山等以本地硗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南宫等县宽阔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广平县志》），这样的移民到大名者可能也有一些。这两种情况似可以此解释大名有永乐迁民的现实。同时，考察还发现有“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青、兖、登、莱、济南五府近6万户迁至东昌、大名、广平屯田”的记载。这说明，明代迁民到大名者除山西外，同时有山东迁来。

据学者考证，明代山西迁民到大名、广平两府者占当地的绝大多数（张岗《关于明初河北移民的考察》）。若按山西迁民约有三分之二，本土和山东迁民约有三分之一推断，现在大名县78万人中，约有52.2万人是山西移民的后裔，其余25.8万人则是本土人和山东迁民的后代。。

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社会矛盾。明代大批移民从山西等地迁往今大名县定居,使大名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同时，由于外籍人口的大量迁入，给大名带来了多元化的文化，劳动人民固有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