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日伪军进行武装打击的同时，还对日伪军进行了分化瓦解工作，也收到了很好效果。我敌工队每到夜晚，就深入到敌人炮楼附近，先挖好掩体，后我敌工队员和日本反战同盟同志，用中日混合语，向敌人做宣传工作。向他们讲：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几千年来，两国人民互相学习，友好相处，日本人不要打中国人，你们不该抛弃妻子儿女到中国来，不要为天皇卖命。开始时，敌人不断向我们开枪，后经不断工作，敌人态度有所转变，由打枪变为对话，有时还互相要求唱歌。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就唱些日本歌曲，用以引发日本军人的思乡之情，瓦解他们的斗志。同时，敌工队还向伪军做工作，要求他们不要死心塌地为鬼子卖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有一颗中国心。要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时明确向他们宣布：我们对他们都记有一本帐，每做一件好事记个红点，每做一件坏事记个黑点。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人民的，到那时，就要按每个人的红、黑点多少给予不同处理，使伪军不敢轻举妄动。1943年5月，我八路军游击队派人去于旺庄炮楼同敌人进行交涉，讲清抗战必定要胜利的形势，讲明我拔掉炮楼的决心和继续当伪军死路一条的后果，劝其投降。伪军头目董兆瑞慑于抗日武装力量，愿意立功赎罪，协助拔掉炮楼。当八路军游击队到达炮楼时，50名伪军即缴械投降。

1942年，权屹夫根据县政府的统一部署，根据抗战形势和任务，进行抗日斗争，领导三区群众，打击和镇压了少数坏人，粉碎了地主武装夺取政权的阴谋，为巩固卫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42年秋一天晚上，铁卜营炮楼伪军到东劝善村抄三区区长权屹夫的家，妄图将权屹夫堵在家里抓获，由于权屹夫当晚不在家，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问家人权屹夫在哪里？家人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伪军便脑羞成怒，将权屹夫父亲权高岭、哥哥权凤、侄子权景尧和权景明（又名权世光）五花大绑，押回炮楼关押，并抢走了牲口等东西。我方得到消息后，即向伪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向他们讲明：谁做一件好事，给谁记一个红点；谁做一件坏事，给谁记一个黑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伪军由于惧怕我方对其惩罚，不得不将4人放回。

1943年春天某日晚上，任四区区长的权屹夫到所辖沙河路村工作。日伪可能得到了情报，于拂晓，突然将沙河路村包围。敌人封锁严密，三步一岗，两步一哨，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只等天亮挨家挨户搜查，声言一定要抓住八路军的区长，情况万分紧急。由于势单力薄，硬性突围已是不可能。如果藏在群众家里，一旦天亮敌人进行搜查，不但自己跑不掉，而且还会株连群众。怎么办？经过一阵紧张的思考，他做出了一个大胆果断的决定：从敌人眼皮子底下走出去！在群众的帮助下，找了一套破旧的棉衣穿上，腰扎一条烂草绳，肩披一条补钉叠补钉的面口袋，完全像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乞丐）模样，再手拿一块花生饼（楂油后剩的渣子），沿着街道边走边啃，敌人一看是个要饭的，就没引起注意，他硬是大模大样地从村口敌人岗哨面前走出村子。待天亮敌人搜查了半天也没搜到区长，方回过味来调头追赶，但这时权屹夫已转移得无影无踪。

1943年 4月，元城县县长张越、秘书陈郁（本名杨清华，女）和公安队长冀宏谋、区文书张鹤亭带管理员王学义、收发员张峰、会计李举之及公安队一个班到三区后寺庄村借粮。由于汉奸宋满贵（后被处决）向孙甘店炮楼敌人报信，被伪军李明言带兵包围。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时任四区区长的权屹夫回东劝善村家里听到消息，便迅速到刘庄与卫东支队取得联系，支队领导当即派两个连和二区基干队及时前往，在拂晓时，内外夹击将伪军打跑，县长张越等得以解围，我无一伤亡。

1943年秋，为防止敌人偷粮、抢粮、挖粮，权屹夫遵照上级指示，领导四区群众快打、快收、快藏。各村以民兵为基础组织护秋队，他们吃住集中、轮流巡逻，同时开展全民性藏粮活动，创造出双墙壁、假火炕、地洞、地窑等多种藏粮办法，使敌人得不到一粒粮食。

1943年春秋，元城县相继发生旱、风、涝和蝗虫自然灾害及霍乱病流行。仅元城县就有6万多人饿病死亡或逃往他方，占全县人口的一半。权屹夫在领导群众与敌人开展游击战的同时，还开展了与自然灾害的斗争，认真贯彻我民主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一、机关干部节衣缩食，部队机关要参加大生产，以达自给；二、分配贷种发放救济粮。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由部队配合到外地运粮，以工代赈；三、向地主展开借粮斗争；四、藏粮、护粮、反扫荡。通过艰苦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旱、风、涝和虫灾造成的损失。另外，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还发动乡村中医积极推行土法、便方，全民开展灭霍乱运动，控制了霍乱病的漫延和发展。

1943年11月，中共北方局和冀南区党委集中冀南地方县、区级和军队团、营级干部700余人到太行山偏城县西峪和东西安居村进行整风，大名县陈自力、连守元，元城县权屹夫和曹子丹、梁泽南、郭广运、杨华民等参加。共编成两个大队（亦称后梯队），6个中队，一大队为县、团以上干部，住在北方局党校；二大队为区、营干部，住在冀南党校。整风工作由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负责领导。整风共分为四个阶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审查干部，书写自传；自我坦白，进行反特；甄别平反，进行总结。这次整风纯洁了组织，整顿了思想和作风，提高了大家的马列主义水平。但由于负责这次整风的同志，贯彻了“左” 的错误路线，对干部大搞逼供信，造成反特扩大化，伤害了许多干部。如广平县参加这次整风的共有王培育、周良辰、么润生、王风春、张致远、刘萍和李冀斋7人，就有5人被打成特务。党中央发现这一严重问题后，及时进行了纠正，对整错了的同志予以平反。虽然平了反，不少同志由于挨了整，思想上还有怨气。冀鲁豫边区宋任穷、张霖之同志受毛主席和党中央委托，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特来看望大家，赔礼道歉，反复作解释工作：请同志们放心，党组织对同志们还是信任的。使绝大多数同志消除了思想上的顾虑，于1945年5月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权屹夫即到冀鲁豫七专署工作。

权屹夫的家庭是一个革命的家庭，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是远近闻名的“堡垒户”，掩护了大批革命同志，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地工作的同志就吃住在权屹夫家里，如当时的冀鲁豫七地委书记、解放后在四川省任省委副书记的许梦侠同志。来往路过的同志也在权屹夫家里吃住，如当时的冀鲁豫七地委副书记、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杨易辰同志。抗战胜利后，权屹夫家被抗日政府誉为抗日模范家庭，并颁发“抗日荣府”光荣扁一块，悬挂在权屹夫家大门上。

三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争取和平的同时，我党已充分估计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可避免。党中央于9月15日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和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并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大军，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0月7日，冀鲁豫行署冀南办事处发出训令：“查东北解放后，需要大批本地干部开辟与巩固工作。为此本处决定：凡原籍东北、工作于冀南区的政权干部，无论男女及职务重要与否，一律抽送东北工作。”同时也抽调一些非东北籍干部去东北工作。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冀鲁豫七地委从地委、专署、军分区和所辖各县抽调近200名党政军干部组成赴东北干部团。其中有杨易辰、赵西岳、孙良才、鲍廷干、权屹夫、岳仲轩、陈法平、张鸣夫、刘增瑞、李一黎、王树仁、宋鉴、衣结夫、邢书琴、杨见远、杨清修、袁近明（女）、李艳萍（女）、于振华、肖赛（女）、常进贞（女）、李敬（女）、刘波（女）、李英华、魏敏（女）、范鲁民、陈德平、王辛（女）、王俊生、庞勃（女）、杨大伦、杨阳、何火、何秀廷（女）、文彬、徐锦明（女）、张长智、曹丕堂、赖齐峰、阮家才、虞振华、刘开平、沈力（女）、李超、王兆民、牛秀庭、何郁亭、李从芳（女）、王德禄、田云、胡祥林、乔明礼、韩鸿林、杨海峰、邱保德、袁化冰、陈福隆等。干部团由七地委副书记杨易辰同志率领，权屹夫任干部团秘书。10月12日，干部团从山东省冠县某地步行出发，一路之上各地抗日政府和军队热情接待，派人带路，通过敌占区平津铁路时，当地部队护送过路。快到山海关时，得知国民党军队由美国军舰载运在秦皇岛登陆，干部团已无法从山海关通过，只好沿长城南侧往西走，绕道界岭口（古北口）出关，经热河省到锦州，一星期后乘火车到达沈阳皇姑屯车站。在步行进入沈阳市区途中，地方干部团的李林同志便被敌人的流弹击中牺牲。

权屹夫（前排中）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

1945年1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和苏联的强大压力下，中共中央决定东北要“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中共辽宁省工委派张培华、邱含光、权屹夫、罗宾儒、吴斌、石敬远等同志到辽西省（后为辽吉、辽北省）康平县接收政权。由张培华、邱含光和权屹夫组成中共康平县委员会，张培华任书记，权屹夫任组织部长。邱含光任县长，罗宾儒任县政府秘书，吴斌任县公安局长，石敬远任保安团参谋长。同时从冀中、冀鲁豫、延安、新四军派来的一批干部陆续建立了8个区政府和区小队。当时，县、区、乡政权均被伪满官吏、地主恶霸、汉奸、特务、地下国民党所把持。他们去后，一个县、一个区，只有几位同志，而且都是从关内来的，形势极其严峻和复杂，斗争异常尖锐和激烈。县委、县政府建立后，中心任务是建立和巩固新生政权，建立和扩大人民武装。12月中旬，张培华、邱含光和权屹夫觉察到伪公安队为敌伪头面人物刘叙五等所掌握，毅然决定对伪公安队进行改编，并请刚从沈阳新组建的工人纵队对敌伪公安队进行缴械。12月13日，改编、收缴伪公安武装工作在“卐”字会院内进行，在收缴过程中，发生了枪战，我县长邱含光、公安局长吴斌、保安团参谋长石敬远等5位同志牺牲。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我县委和民主政府立即解散了伪治安维持会，逮捕了其主要成员郑欣、刘叙五、朱亦昂、魏魂琦、孟德轩、刘俊明等。经东北局公安干部王初（女）审理，查明他们是国民党地下先遣军旅团干部，并缴获国民党先遣军发给他们的委任状和公章等，于1946年1月将其全部枪决。与此同时，1,000余名土匪聚集在三区驻地四家子进行抢劫，打死我三区区长赵景广同志，后被我平息。4月10日，大黄家窝堡恶霸地主、伪村长、国民党地下区党部书记陈梦令，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将我五区区长张强同志杀害。6月13日，反动地主恶霸尹明阳纠集四、七区地主恶霸和国民党反动派60余人，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砸开我县政府仓库抢夺枪支弹药，攻打我七区政府，我县委副书记贺炯同志被暗藏在我七区区小队中的内奸暗枪杀害。从1946年 l月开始，全县开展了“反奸清算”、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权屹夫在我县长、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保安团参谋长、区长等被杀害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率关内来的干部到一区东关屯村等地蹲点，扎根串联，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向地主恶霸进行斗争。4月10日，辽西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到康平县参加县委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借粮、分地”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掀起对地主阶级斗争的高潮。在这场斗争高潮中，成千上万的群众，打着红旗，敲锣打鼓，游行示威，走到地主富农门口，便把大旗往墙上一插，向他们借粮，地主富农畏惧贫苦农民的威风，只得按要求将粮食拿出来交给群众。这次斗争迫使1,247户地主退出租粮10,072石，1,838户贫雇农受益，1,706户雇农得到了847,422元的增资收入。清算地主303户，其中64户敌伪残余和恶霸地主被没收全部财产。向 1,399户地主、富农借粮计9,245石，使5,927户贫雇农得到了粮食。翻身农民1,000余人参军，建立县大队三个连300余人，各区建立区小队，每小队约50至60人，各村建立了农会、妇救会，并发展了几百名党员。村口都有儿童团手执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盘问来往行人。从而建立和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权屹夫由于在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中成绩卓著，1946年7月5日，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载文表彰了他的模范事迹。

1946年8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辽西大举进攻，8月24日，我一地委、专员公署、军分区（均驻康平县境内）和康平县党政军机关，在军分区司令员田维扬同志命令县、区干部“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游击战争”后，不加抵抗，即往内蒙古地区转移。8月27日，康平县委在太平庄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分三片坚持游击战争。县委书记华子扬和县大队副政委智军同志带县大队一个连和城关区、三区、七区干部和区小队在七区一带坚持斗争。县长张雪涛和公安局长梁天柱同志带县大队一个连和四区、一区干部和区小队以四区为依托，背靠内蒙古后旗坚持斗争。权屹夫带县大队一个连和五区、六区干部和区小队战士，以法库、康平、前旗交界的黑山一带为依托，背靠前旗、五区坚持斗争。后县委书记华子扬、县长张雪涛同志率领的二支队伍突破重围，向西撤退，与地委汇合。1947年1月，省委书记陶铸和一地委在内蒙古大沁他拉开会，陶铸同志指出了田维扬同志对来犯之敌不加阻击就往西撤退，被敌人尾随追击，使我完全处于被动，大量减员，是错误的。特别是丢下几县干部、武装不管，更是原则性错误。一地委书记刘瑞森、组织部长曾志（女）也对其错误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