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名府昨天的影像

回到县城讨论稿件，建军提出要拍一组县城的照片，因为邓枢离家时大名是冀南首府，名气很大，必定是他心中的向往，所以现在定会有印象。我很以为然。于是我俩留下来等好天气拍照片。

在这期间老宋陪着我们到县城外看了大名人十分珍视的两通古碑，他说这两通碑名气大，稿子里一定要写上。一块是狄仁杰祠堂里的功德碑———唐朝名相狄仁杰曾在这里任过职；另一块叫五礼记碑，在旧址公社的双台村（离邓台村不远）中一个干枯了的大水坑中平躺在地，已碎成几块。这一块石碑的显著特点是个头大，猛见到令我惊奇得合不上嘴，大约有15米长，仅底座就有两人高，这确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古石碑，的确值得大名人自豪。大名同志都说要宣传好这两通碑，但我想本文不是历史考究，这些历史掌故邓枢先生当时未必有所闻，第一篇还是应当拍他记忆中有的景物好些，所以我和建军商量重点还是拍大名教堂。

大名教堂是近代大名城一座标志性的建筑，有50多米高，是法国人在1918年所建，法国人早在同治年间就在大名传教。这座教堂为哥特式风格，后从一家海外报纸得知，按同一图纸法国人在中国建了三座教堂，另两座分别在上海和广州，都是全国有名的教堂。这座教堂尤以钟楼上的大钟精美著称，报时钟声悠扬悦耳，声传数十里（如今大钟已失音，大名人告诉我说惟一一个能修大钟的一位老人不久前去世了）。我猜想，邓台村离县城不过十多里，当年邓先生到范村上学毫无疑问是听到过这钟声的。人老怀旧，看到这幅照片说不定会使他“音犹在耳”的……大约是在第三天上午，我们终于拍到了一幅满意的图片，但在拍教堂内部时却遇到了问题：教堂早已成为一家棉油加工厂的厂房，根本无法拍摄。于是只好遗憾地作罢！

回来后又跟中新社汇报，周秀文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可以写两位姑姑。同时也提出，可以一边写稿子一边到东北去见一下邓书山，毕竟他是邓枢离开家以后的直接见证人，看他那里有没有更直接的材料。在征得了部里的同意后，我立即抓紧写文字稿，初定题目为《邓丽君家乡纪行之一、之二、之三》，再配上赵建军的几幅图片———尤其把大名教堂的照片作为主照片，这在过去的对内宣传中是少见的，自己感觉很新鲜。

稿件寄给了省委宣传部，几天后外宣处同志来电话；稿子已经原文发往中新社，署了个集体名，叫：“笪明仁”！

  旁证渤海边   

几天后，我与张平分同志一道乘火车向东北出发，去找邓书山。路过北京，先到中新社见了周秀文女士，汇报稿件的情况。当晚登上了去往东北的火车。

记得那时是5月初，出了山海关，风还很有些凉。我们是在早晨到的绥中，下了火车，未休息即先找县里有关部门开信盖章，后在武装部门同志的安排下，赶到海边的一个渔村找到了邓书山家。

那是一座典型的关外院落，一长溜北房，南墙全是明亮的大窗户。院里很整洁，与大名老家的肮脏邋遢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一会邓书山打鱼归来，一见面又令我一惊：因为他兄弟邓书业那苍老卑微的形象仍留在脑子里，我原来想，比邓书业大十多岁且住了几十年大狱、刚刚获释出来的他，形象一定更差。但眼前的邓书山却是腰板挺直，红光满面，笑声朗朗，那一口响亮的关外话给小院平添生气。他得知我们的来意后，点着一支烟得意地眯着眼说：“我知道会有人来找我———老家来过信了。这事肯定要来找我调查的。”然后缓缓吐出一口烟便讲了起来，他说：我的这个小兄弟来到唐山马家沟时，我24岁，他十六七岁。当时我们村里在这里的人不少，有我一个本家叔，叫宝的，有他的儿子小宝，大名叫海山，还有我七爷一家子等等，都在这里干活。新玉来了跟我们一起先是下井，后来记得是在冀东事变的时候参加了冀东政府的部队，我们哥几个都参加了。他和海山在伪冀东政府第四纵队赵垒的队伍里。他上过学比我们机灵，海山会唱小戏，都混得不错。后来由于战乱，不久就失去了联系。再后来———大约是在1953年，我被改造前，在唐山听七奶奶说（七爷也在冀东政府干过，新玉和他有可能通过信）新玉在冀东部队时间不长就投到南边军队（国民党军）了，一边打一边往南撤走了，后来去了台湾。他有文化，上军校有可能。他的小名叫偏头，我的小名叫狗头。

告别邓书山，看时间返程车还早，我和张平分来到大海边。这里是渤海湾的北段，与秦皇岛隔海相望。秦皇岛的海滩旅游区我在部队时去过几次，令人回味无穷，而这里不是旅游区（当时还未开发），没有设施，但面对一望无际的渤海，看渔船进进出出，凉凉的海风吹去昨夜乘车的疲劳，也是好个“难得浮生半日悠闲”。

在海边，一边走我脑子里一边缕着思路：在邓书山这里虽听他说得很热闹，也使我们颇受感染，但仔细想并没有多少新的硬证据材料能说明彼邓枢即此邓枢！可这种调查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因为最保险的办法只能是拿到彼邓枢的照片让他们来指认，而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稿件就这么发还是要担风险，但这已经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当晚我们住到了山海关。第二天早早起来游览了仰慕已久的山海关城楼，然后就赶到了北京中新社，向周秀文女士作了汇报。她听了情况后跟我们的感觉差不多，但仍不住地安慰我们说：这件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稿件就这么发出，最后刊发不刊发、怎么刊发由香港方面拍板，地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错了，由我们向河北省委、向邯郸地委说明，你们放心！

就这样，我们仍然是“心里揣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地回到了邯郸。一连几天我都怕领导问情况，因为真不知该怎么说。既怕稿件发不出来———刚来就花了这么多差旅费，一点成果没有怎么交代？！又怕发出来却弄错了———邓台根本不是邓丽君老家———岂不是开了个国际性玩笑！尽管中新社说他们承担责任，但在本部，我却难辞其咎，尤其我是刚刚到这里上班，这么一个“大话把”是一定要会成为本部的“保留节目”的。香港来信

就这样，我心焦地等着消息，快一个月了还没动静，那时长途电话要到邮电局去打，很不方便，除此再没有别的渠道就只有等了。直到6月28日才收到中新社的来信，同时还有省委宣传部的挂号信，是好大的一个信封。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是一张香港文汇报的剪报，果然稿子发出来了。我又赶紧看周秀文女士的信，信上说：“靳文华同志：大名纪行及图片文汇报于五月三十日已刊登，并来信说这篇稿子写得散文味十足，很有水平，是几年来对台文章中写得较好的，并向对台办大力支持和协助深表谢意，他们还寄来一张邓丽君和父母的照片，希望由你们给邓枢两个姑姑看看是否就是他的侄儿……感谢地委和县委领导及同志们的支持才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个宣传任务，文汇报非常满意和感谢，文章是经过文汇报对邓枢有关材料的判断后才刊登出来的。此致敬礼！文汇报三张已交省对台办转交你们。中新社对台部周秀文26／6”。再看香港《文汇报》，只见在报头上钢笔写了一行字：“送笪明仁同志谢谢你的好文章香港文汇报《今日台湾》王大兆”。刊发的文章则把我们的三篇合成一篇，分了两个小标题，并加了编者按。原文如下：故乡亲人思念邓丽君父女———河北大名纪行  ( 笪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