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午饭都晚，吃完饭已经半下午了，支书又领我在村中的路边见到了邓枢儿时的玩伴张克成。老人已69岁，他和邓枢一同在范村学堂上过两年小学，老人谈起来兴致勃勃，他说：邓枢和我是“光着腚一起长大的”，他比我小三岁今年有66岁了，小时候他人长得精神，办事麻利，比俺们都“透气早”。当时俺这“一垡子（同龄人的意思）”的人就说“他要出去一定能当官”。张还说：“你们要是见了他就说村里一个叫‘拉拉’的老头打听他呢，他一准会记得———我的小名叫‘拉拉’，他那时成天跟着我耍。”临走他又低声告诉我一个秘密：“邓枢娘是范村的闺女，与俺村支书娘是姨表妹，论起来田支书该叫邓枢娘姨。”这令我十分诧异：既然这么近的亲戚，怎么他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似的？默默一想才明白：阶级斗争阴影刚刚过去，过去河北一贯以“左”著称，这不到现在地还没分下来，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说到底是福是祸还难说，还是先“保持点距离”为好！这正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支书的做法十分正常。

离开张克成老人已夕阳西下，再到东周庄，显然不可能了，只好先回县再说。

第二天一早，我和仝新法一道乘着宋启明同志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辆农用三马车———当时农村叫“蹦蹦”的，一路烟尘地去了东周庄。

 “忘乡河”上人

东周庄属另一个公社，也在漳河故道上，与邓台村一条漳河大堤相连。但我们是从县城西边的大路走的，感觉比昨天去邓台较好走。进村看，感到明显比邓台村大一些、富一些。很快就找到了邓家二姑家，她已70多岁，但身体还很康健。正说着话，门外人声喧哗，原来邓家大姑也来了，这时我们才弄明白原来这姐俩又是妯娌俩，男人家姓杨，兄弟俩都已过世。老人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几天前邓台村里的“后代”（音，本地土话，意为娘家人）已经来说过这件事。社姑（大姑）说：“俺想着你们一准会来的，知道新玉（邓枢）的，除了我没旁人了。”香姑（二姑）也说：“是哩，那时我还不记事。”

接着大姑就像说书一样说起新玉小时的故事：“俺新玉是属大龙的，正月初十生人。记得还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一年秋里，漳河发了大水，地里高粱淹得只看见个穗子尖，村里人都爬到了房顶上，谁知道这还不算完，从那后又连着发了几年的水，俺村的地亩一连十二年没见地皮，到处是芦苇。实在没法过了，村里人一拨拨逃荒要饭走了，俺哥一跺脚，撇下俺嫂和小新玉，也逃荒下了关外。剩下俺嫂和新玉在家苦熬，在新玉八岁那年，俺嫂得了乳疮没钱治，奶上烂出了一个窟窿化了脓，没别的法子只好用土法，请先生（土医生）配好药面子，用香油调和做成药捻，我给她往窟窿里续，痛得她咬破嘴唇，吓得我手打哆嗦。就是那法也不中，几天后还是没救了。临死前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把小新玉的手递到我手里，看我紧紧握住小新玉的手，她才咽下那口气。从此，新玉就成天跟着我，是拽着我的衣裳大襟长大的。我出门子后，凡回娘家都是他送我来周庄，来了就不走，一住很长时间。在他长到十五岁时，那又是一个灾荒年，他爷爷奶奶也在那年死了，一天他对我说，要去关外找他爹，拦又拦不住他，我哭着送他上了路。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找着他爹，落脚到了唐山，他有个叔伯哥小名叫狗头大名叫书山———新玉小名叫偏头，从小骨头软把头睡偏了———早几年逃荒到那里挖煤，他去了找着他，跟着他在那里卖苦力。几年后，日本鬼子进了中国，突然一天晚上，俺新玉回来了，原来他当了兵，是民国的兵，正一边跟日本鬼子打一边往南撤，退到这一带挤了个空回来看看。进了家没说几句话，磕了个头流着泪就走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信了。俺村是个穷村，年年有人逃荒出去，很少见人回来。老辈子人都说俺门前的这条河是一条忘乡河，喝了这条河水的男人都是忘乡的人啊……”老太太一番话说的哽咽不止，我们也眼泪汪汪，而她那句极富哲理的话便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中。虽然还不能肯定这个新玉就是邓丽君的父亲，但我心里已经认定就是他了！

第二天，我们就急急忙忙赶回邯郸了，当即将了解的情况向省委宣传部和周秀文同志发了汇报信，请他们给判断一下并指示下一步行动。几天后，省里转来周秀文同志的意见：尽快出稿件！大概是怕省委宣传部转达不清楚，3月22日，周秀文同志又直接给我写来一封信并附有香港文汇报“今日台湾”版主编王大兆先生的一封催稿信。周秀文同志在信上说：“邓丽君的亲属在未查实前，我们觉得是否先写一篇，即你们来信中提到的邓丽君故乡访问记，里面可以写写邓的故乡解放前后的变化和邓的亲属的情况。从何写起，我们觉得可以以作者偶然的机会来大名县，据香港报纸报道大名是邓的故乡，因此，顺便作了一些采访。邓枢姑姑怀念邓枢一家，可暂不写，因为现在既然还不是那么确实，写起来就有些勉强了。照片，风光照，人物照都可以……”看来是必须先写稿子了，但我想，要写得有感情，光邓台村的这些素材、光是风光、名胜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必须写两位姑姑。因此，我没有同意她的意见，决定还是要写邓枢的两位姑姑，写她们的思亲之情。

几天后，我和军分区政治部的张平分、《邯郸日报》摄影记者赵建军一道二进大名。打算先到邓台村拍照片，然后到东周庄找他们的两位姑姑再采访，并先按着“是”的概念、依据现在的这些情况开始写稿子。

这次由于有军分区的同志参加，所以武装部派了专车———一辆军用吉普车。五、六个人挤在车里，很快就到了邓台村。建军同志忙着在村头找最美丽的景点拍照。房子太旧，只好照大堤和依偎着小村、刚刚冒绿的杨柳，然后进村拍摄邓书业的家。也许这是50多岁的邓书业头一次在自己家里照相，只见他紧张得手足无措，小孩子们连喊带叫，村里像过节一样。

从邓台出来去东周庄，我想必须走一走过去人们走的老路，也就是邓枢先生送姑姑回婆家的路，这样才有情节。村里人都说这条路虽然近但不好走，汽车不见得能走。但我执意要试试，大家也就同意了。果然，路很不好走，这里是漳河故道，河曲纵横，没有硬路，还过了两道小桥，好在武装部的吉普车耐跑，不一会就到了。东周庄的两位老姑奶奶也像过节一样，穿上过年穿的大襟夹袄，带上老式帽子，高高兴兴地在堂屋的八仙桌前照了一个合影像。借这个机会我又详细地问了一些情况，尤其是现在东北的邓书山的一些情况，得知他在冀东事变后参加了伪军，后曾在伪满洲国的一个县任监狱长，解放初期被捕，关进了他自己曾任监狱长的监狱里。不久前刑期已满，成为公民获得自由。现住在辽宁省绥中县的渤海边，以打鱼为生。已经有了一大家子人，生活还不错。去年时还曾回来探亲。我内心的打算是：既然他是邓枢外出的投奔目标，又是嫡亲叔伯兄弟，那他一定知道邓枢离家以后的一些情况，因此争取再找他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