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感不安的是，万一找错了，张冠李戴发表出去，岂不是大政治笑话！这可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不是闹着玩的。周女士、省委宣传部领导反复强调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并责成省委宣传部外宣处的同志专门督导这一工作，这种架势更使我心里忐忑不安。

好在培训班结束不久，2月20日周秀文女士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说：邓丽君父亲的名字找到了，叫邓枢，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第17期毕业，1948年由上海去台的。同时督促这篇稿子快点做。这样就没有了退路，只好立即开始着手为邓丽君寻根。

寻寻觅觅邓台村

三月初，我随宣传科老干事仝新法下县检查第一次“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第三站到了大名，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邓丽君寻根。但确实不知从何处下手，心里感到很茫然。于是决定先从了解大名的人文历史进入。恰好我们住的县招待所老所长杨友云先生是三十年代的大名七师毕业生（后任大名政协主席），是一位大名通，他知道了我的来意，很高兴地给我介绍了许多的大名历史、风物，又给我找来一套民国年间出版的大名县志，我闷在招待所里很过瘾地看了好几天。但这些还都仅仅是“外围”，只在写文章时有用，对找到邓丽君老家帮助不大。

当时的大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化南对此也很热心，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那时招待上级单位来人还不兴酒席（我们此行就是自己在招待所买饭票、自己在大食堂里排队买饭吃，根本没有人来陪着，也都觉得很正常的），但大名人素来以豪侠之风著称，尤爱以酒待客，一天晚上他便与宣传部搞报道的宋启明同志一道提了几个菜，拎了一瓶酒到我住的房间里小酌，谈得十分融洽，使我第一次领略了大名人酒风之雄豪。

几天后，宋启明同志告诉我说：县公安局也接到通知，几天来对姓邓的村和去台的人员仔细筛选了一遍，发现大名县去台人员不少，据现在掌握的就有好几百人。而且，由于大名在民国时代是这一带的中心城市，影响大，所以去台人员中还有许多军方上层人士，如县城南关二铺村一位姓杨的就是现在的台湾海军指挥学院院长，属将军级的。村里、县里跟他走的人也不少，但没发现姓邓的。现掌握的其他去台人员名册中，也没见姓邓的。大名县姓邓的较集中的村有四个：龙王庙、十里铺、施家庄和邓台村，这四个村中只有邓台村有可能。邓台村，在北门口公社，姓邓的不少，由于是个穷村过去逃荒要饭的多，应该有去台的。为了负责任，他们又提出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邓村，这个村在邓丽君父亲离开大名时曾属大名辖，是当时大名二区的，但在解放后大名、魏县分家时划到了魏县，现在属魏县边马公社。他们建议先到邓台村找找，若没有再去魏县邓村。他们说，若都没有，那就是散居在其他村的邓姓人家，找起来难度就大多了。所以建议我们先按这个思路找，找不着再想其他办法。我想想也只有这样，就同意了。于是3月11日上午便和老宋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赶往邓台。

邓台村离县城也就十几里路，可当时交通工具很差，路也很不好，两个人骑自行车出县城往东再转北，先到了乡政府所在地北门口村。一个公社干部（当时刚刚撤社改乡，人们还都习惯叫公社）迎了出来，简单通报了一下村里的“社情敌情”后说：公安局已通知过了，知道你们要来，这个村在台湾的人不少，但有没有叫个邓丽君的说不准。然后他指了一下路就让我们自己走了。

我们沿着大堤又往前蹬十几分钟就到了邓台村，利用老宋打听村支书家的时间，我站在村边大堤上仔细地端详这个村子。原来这是一个极小的村子，紧依着漳河故道大堤，大堤上杨柳依依，村子里的房屋十分破旧，都是那种黄泥巴抹高粱秆子做房顶的土坯房，也没有一条正经的街道。这根本不合乎我想象的那种逻辑：到台湾跑的一定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多的村一定是大村、富村，这个村很难说是我们要找的村。我正胡思乱想着，老宋喊我说找到村支书了，快走吧。于是我们忙进了村。

村支书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记得并不姓邓好像姓田。人长得老成，面相苦苦的，就是我们那一带常说的一副“受罪样”的脸。其房子也并不比别的村民强多少，院子不大，主房是个东屋，这在我们那里是很少的。他不太善言辞，基本上是问一句搭一句，说不了几句话就没话了，关于为邓丽君寻根这件事他并无多大的兴趣，感觉不愿意沾边。他淡淡地告诉我们说：公社来人说过这件事了。村里姓邓的社员不少，有个叫邓书业的，听说他两个本家哥哥在台湾，跟公安局说的有点像，已经问过他了。这个人是个老实人，不会说瞎话，但也说不准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一家。然后，就带我们去了邓书业家。

邓书业，一个五十出头的老农，个子不高，一脸木讷样，一开口才发现是个重度口吃症患者，村里人都叫他老“结巴子”。大凡口吃患者见了生人说话都紧张，现在又是上边下来了解自己的海外关系的，是福是祸还不知道，这就更紧张了。再加上我们身后还跟着一群爱起哄的小孩子笑个不停，因此结结巴巴好半天、急出了一头汗也未说清几句话。村支书只好边劝他别慌，边给我们翻译。我们连听带猜总算听出了点意思：他父亲和邓枢的父亲是亲兄弟，他父亲是老大。他确有两个哥哥早年逃荒外出，一个是他的亲哥哥叫邓书山；一个是叔叔的儿子、叔伯哥哥，名字就叫邓枢。邓书山原来关在辽宁大狱里，去年才放出来，年头里来过信，说现在绥中县海边打鱼为生，在那里有一大家子人了。邓枢岁数比邓书山小，在家时也不叫邓枢，小名叫新玉，他是书山带出去到唐山挖煤去的，后来改名叫邓枢的，但这个邓枢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邓枢，说不清。其他有用的情况他也说不了多少，因为他们离家出走的时候邓书业还很小。正当我们失望的时候，他却说出了一个极重要的线索———他们的两个姑姑还健在，就在不远的东周庄，而邓枢就是大姑养大的。这又顿时给了我们一线希望。

离开邓书业家，支书介绍说，由于社会关系复杂，邓书业的生活境遇一直不好。个人条件又差点，没文化，是个睁眼瞎，人又结巴，所以到现在也寻不上个女人，仍是光棍一条。挣下的工分刚够吃，住的房子就那一长条，像个夹道。说着他叹了口气说：“现如今又分地了，以后他怎么生活？再一说，这要是真就是邓丽君亲人，人家要从台湾回来探亲，到村里来看他，就这个样子，该咋着弄？”说着，嘴里啧啧连声，我也一时无言答对，只感到心里沉沉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到了，支书家的大风箱呼呼嗒嗒响了起来，支书“家里的”满头流汗地擀面条，孩子们到地窨子里拿过了冬的红薯，我们和支书在八仙桌旁聊天。老宋不住地问村里对土地承包的看法（河北实行这一政策很晚，大名在邯郸是搞得最早的，也是刚刚开始），支书吞吞吐吐，似乎不像报道上说得那么兴奋，这使我甚感诧异。不一会面条端上来了，还有一小筐热腾腾的红薯，令人胃口大开，也确实饿了，我吃得有滋有味。老宋依然问个不停，突然，支书朝我们摆摆手说：“等等……”我和老宋都不知怎么回事？支书“家里的”笑着说：“就那臭毛病———该听岳飞传了，每天这时候，孩子都不敢说话”，我这才明白，原来电台每天这时候是刘兰芳的评书联播节目《岳飞传》，没想到，这样一个节目在这里已成为农民的惟一的文化享受。看着支书自顾自地把一个贴了许多胶布的小“半导体”紧贴着耳朵听他的评书，我既为刘兰芳感到欣慰，又为农民兄弟感到悲哀。这就是当时农民文化生活的现实———这个镜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以后多少年我都常提起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