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山客按：1995年5月，祖籍为我市大名的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香消域外。算来，这位声震环宇的歌坛巨星离我们而去已十五个年头了。去年(2009年)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新周刊》在全国公开评选“三十年中国十大骄子”，邓丽君名列榜首。三十年前，当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国门，她的歌声最先飘进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她是一个不在改革开放现场的破冰者，她是一位赞美梦想与追求的青春引路人。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她的歌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改变了一代人的审美情趣，表达了一代人的呼声，象征了一代人的成长，又被一代人所记忆。昨天(2010年元月26日)，中央电视台4套在黄金时间对邓丽君的一生作了长篇报道，片中邓丽君几次谈到她是河北人。其实，她的祖籍正是邯郸大名县城东部的邓台村。当年，为了寻找邓丽君的故乡，海内外许多媒体和热心人，费尽周折，颇有传奇色彩。28年前，国内第一篇报道邓丽君祖籍为河北大名县邓台村的作者、邯郸市地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靳文华先生，以其辗转千里，为邓丽君寻根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小城故事——为邓丽君寻根的前前后后》的长篇报道，曾轰动两岸三地，传颂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今翻开箱底，予以重新全文转发，将题目改为《寻访邓丽君故乡始末》，仅以此，作为家乡人对这位魂洒海外的同乡巨子逝世十五周年的一份祭礼。

引   言

大约是在1982年的1月底，春节刚过一上班，部里派我到石家庄参加全省对外对台宣传培训班。当时我对何谓“对外对台”还一窍不通，而其他人也都说不大清楚。这倒正可以由我打基础，所以我很高兴能有这次的机会——我比较愿意干开创性的工作。

这次培训班是2月2日开始的，共半个月时间，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过去这项工作是军队联络部干的，战争年代军队联络部的主要职能是策反与“瓦解敌军”，由此可知过去的所谓对台宣传是什么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从去年起这项工作开始移交地方党委宣传部，外宣的内容也由“瓦解敌军”，转到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由于正在转轨期间，所以这一期班上仍有不少军人参加，而且内容也继续是以对台为主。

回忆起来，这一期培训班对我一生从事的宣传工作影响十分之大。在这之前，我已经在部队政治机关做了十几年的宣传工作，也参加过许多次师、军、军区一级所办各类培训班，但学的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以来形成的、硬性“灌输”式的宣传方式，都明显带有强加于人的味道。而这次班则使我第一次悟到了点什么是宣传规律？看到了国内外、海内外成熟的宣传媒体是怎样用文字、声音、图象来打动、感染宣传对象的？从而，使我蓦然感到过去自己的“宣传腔”是多么笨拙、霸道、苍白，甚至再看看过去所写的那些东西，都感到脸红心跳。就这样，十多年来在我的头脑里形成的宣传观念在十几天里就被颠覆了！这是不是规律的力量？！

这次班上对我震动大的另一件事，是听一个由从台湾偷渡归来不久的老兵傅文秀先生所作的“台情报告”，它也突然使我感到：原来台湾的情况也并非象我们的“台情报告”经常讲的那样“水深火热”！这位老兵是石家庄人，年轻时参加国民党军，是1949年随国军败退台湾。退役后给人家打工，显然属下层。但他说：每月有12000元台币的收入，合600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在地委宣传部属高工资，每月才56元。同时，他说，台湾人虽然财产上的差别很大，但老百姓基本生活都差不多，“一般都是鸡鸭鱼肉，我也有汽车”，还说“蒋经国上来这几年，经济确实突飞猛进，比蒋介石时代强多了。有十大建设，解决了失业问题”，“工厂保护工人的利益，不能随便开除工人，倒闭了也要给工人工资。生病也不用花钱-------”。看得出来，这位先生是刚从台湾回来的，说话间时时闪烁着怯意，每每欲言又止，但就这些话已经给了我足够的冲击波。现在翻开那时的记录，竟然专门记着这些话，可见当时对我影响之深。这又使我感到，我们过去的那种宣传方式，不仅对外无效用，对内反倒是有负作用了——把自己人也蒙在鼓里！

这位傅先生关于思乡的话也很感人，他说：去台人员没有不想家的，自己为回来就曾做了最坏的准备，“一是准备挨斗，跟共产党打了30年，挨斗也认了；二是准备挨饿，我有胃病，有夜里吃夜宵的习惯，大陆没有怎么办？那就啃饼子，总有饼子吧。只要能回来认认老坟头，第二天死都行------”真是“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关于我们的对台宣传效果问题，他说：“在那边天天夜里听这边的广播，但你们往往是自顾自地用你们习惯了的话说，这其中很多话那边人听不明白。比如，你们的话里总有个“抓”字，开始不知道是啥意思，尤其还有说“抓民兵工作”的话，我还以为是你们这边还在实行抓兵制呢------”这些话虽然好笑，但于我确实是一次震动，是推动宣传观念转变的的极好助力。

就是在这次对外对台宣传培训班上，给我拉讲课的一位中国新闻社的资深编辑周秀文女士，在2月6日召见我，交代了一项特别任务：为台湾歌唱家邓丽君寻根。

这令我诧异不已！邓丽君的歌传入大陆大约是在1979年左右，虽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媒体和舞台都并未公开播放和演唱过她的歌，但随着“一块砖”———当时时尚的录音机和盒带的普及，到1982年，在民间、在青年人中已经很流行了，以至直到现在还有人说：邓丽君是乘着“一块砖”跨过海峡的！但那时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她和邯郸、大名还有关系？

周秀文看出了我的疑惑，便慢条斯理地讲起这件事的背景：原来去年的10月，中新社接到香港《文汇报》“今日台湾”版主编王大兆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上年（1980年）9月26日台湾《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邓丽君之弟邓长喜写其姐文一篇，从此文及以前《台湾新生报》一篇简介邓丽君文中可以知道邓是河北省大名县人，父亲是国民党军校14期毕业生，参加过台儿庄、营口等战役，估计也是大名县台方“有名人物”。在介绍邓丽君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她怀念故乡……因此，建议中新社向河北省有关部门组织写一篇简介河北大名风光及邓丽君尚在大名的亲属怀念其父亲及盼他们早日回归故乡的文章……文章最好配有邓故乡和大名县的照片。信的末尾还有一段：“邓丽君父名可以找到，估计河北省对台办有，如找不到，我可以查资料后提供。又及。1981年10月19日于香港”。据此，中新社及省委宣传部要求邯郸尽快弄清邓丽君的原籍、找到邓丽君的亲属、精心写出一篇稿子。

当时我考虑最大的难题不是写文章，而是找到邓丽君的老家。这要在现在，都会觉得这太简单了，通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然而，在那两岸没有任何沟通渠道的时代，这却是一件极为棘手的难事，就连邓丽君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这么个简单的问题、就连中新社、香港《文汇报》这些对外宣传工作前沿的大单位，都只能到境外报纸上去翻，可见当时两岸封闭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