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兵荒马乱、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魏县北台头村暴发了一次重大的反革命叛乱。我俩人中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知情者。对这次历史性的叛乱，有责任和义务将它记录下来。          

叛乱背景

抗日战争初期，并没有魏县的建制，现在的魏县就是当时大名县的一、二、三区。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炮声打响后，沿铁路线南犯，这年十一月十四日大名县城失守。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溃不成军。广大农村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打着各种旗号揭杆而起：大股有程希孟、郭清之流；小股不计其数。这些股匪每到一地明要暗抢，当然受害者主要是地主、富农那些富裕户。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各地以防匪自卫为目的，由那些富有户出面，纷纷组织起自卫团。有的一村一团；有的数村一团。开始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并没有系统的隶属关系，后来为了相互支援，达到联防的目的、逐渐就形成了统一的组织。各区都组建了自卫大队，各地多叫中队。一区大队的大队长是任楚堂，二区大队长是刘玉庆，三区大队长是蒿文。自卫队的枪支来源：一是地主、富农从家拿出来的；一是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弃在民间的；但多数是按地亩派价购买的。这些自卫队的组成人员极复杂：有些是老实农民；有些是游民，但多数是些旧军人、兵痞。特别是那些头头差不多都是旧军人、旧军官。有的还与土匪有各种瓜葛，以利用这种关系而“防匪”。

在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官吏纷纷南逃之际，当时河北省濮阳（今属河南）专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却没有南逃，并声言抗日救国，当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直南特委的支持和当地人民的拥护，从而很快在直南一带组建了两个旅，号称“冀鲁豫保安军”。丁树本为司令，陈明韶为副司令，所以又号称“丁陈部队”。一旅旅长王之义，二旅旅长张秀昌。我党为了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共同对敌，对丁、陈及其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党并派罗士高、晃哲甫同志任“丁陈部队”总政治部的正、副主任。一整套政治工作、政治制度都是按八路军的组织原则进行的，两个旅的政治工作干部也是我党派去的。

一九三八年春，副司令陈明韶带了二旅一个连到了大名县城南北张一带，一面筹建大名抗日县政府，一面动员参军，组建第三旅。陈明韶任大名抗日县政府县长并兼任三旅旅长。不到半年时间三旅的建制已初具规模：七团团长丁培尧；八团团一长魏汉池；九团团长杨朝卿。三个团的兵员巳发展两千多人。我党派李一帆、冯洋舟、陈竟三，孙汉章，、自秧秋等同志到了三旅工作，组建起三旅政治部。并派解蕴山同志到大名抗日县政府任民训科长。我们一伙知识青年刘亚南、刘今生、陈蕴贤，司枕亚、任乐亭、任琢之等都团结在解蕴山同志周围，从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九年初，大名抗日县政府又组建两个行署，解蕴山同志调任第一行署主任，管辖范围当时是大名县的一、二、三区，就是现在的魏县全境。

为了阐明北台头村反革命叛乱的时代背景，必须涉及解蕴山同志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作用和威望。解蕴山同志于一九二七年春在省立第七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为中共大名县委领导人之一。在国民党恐怖统治下，解蕴山同志临危不惧，坚定沉着，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为这一带人们有口皆碑。尤其在抗日战争初期极其复杂混乱的情况下，解蕴山同志挺身而出，同李大磊同志一起，团结广大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人们，特别是那些青年学生，就地组织武装进行抗战。解蕴山同志克服种种困难与波折，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将大名县四区抗日自卫大队组建起来了。大队长、教导员、中队长、指导员都由党团员和爱国青年担任。各队均成立党团组织，以加强党的领导。由于这支武装建军路线正确，不仅发展较快，而且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受到群众的支持和爱戴。日寇视为眼中钉，伪顽闻风丧胆。由于工作的需要，大名县各地以及广平、馆陶一带都是他开展工作的范围。解蕴山同志革命坚定，勇挑重担，爱护干部，平易近人，生活朴实，不避艰险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至今为人们所颂扬。

叛乱经过

当时大名县第一行署机关设在北台头村。行署主任解蕴山同志因要务繁多、工作紧迫，经常到处奔波，行署日常工作由副主任杨友云同志主持。战时机关设施十分精简：赵发堂同志负责机关事务；任乐亭同志负责武装工作；杨书亭同志负责司法工作；还有几个同志的分工也记不清了。那时行署有一个通讯员名张增祥。其他一些同志如刘亚南、刘今生、陈蕴贤、司枕亚、任乐亭、任琢之等同志都分派下去抓武装，因为没枪杆子就谈不上打日本，那时人人都视枪如命。

二区大队部及所属一中队队部也设在北台头村。大队共辖六个中队，约三百余人。北台头中队长张玉光；双井中队长申永宣；双庙中队长刘德望；车往中队长梁梦九；尹野马中队长薛显；另外甘固中队的队长记不清了。第一行署成立后，解蕴山同志抓枪杆子的思想十分坚定、明确。为了将以防匪自卫为目的的地方武装改造为党所掌握的抗日救国武装，先后向大队、中队派了政治工作干部：派刘今生同志到三大队任教导员；派尹丹桂同志到二大队任教导员；派陈蕴贤同志到二大队任特派员；派李亚夫同志到北台头中队任指导员；派袁良才同志到双井中队任指导员；派王风举同志到双庙中队任指导员；派司枕亚同志到车往中队任指导员；派刘亚南同志到尹野马中队任指导员；派任琢之同志到甘固中队任指导员。这些政工干部经常向战士讲述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并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以及作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而自卫队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提高。

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旬的一个傍晚，小麦正在吐穗扬花季节，骇人听闻的意外叛乱骤然发生了。二区大队长刘玉庆伙同张玉光，经过密谋策划，统一指挥，秘密行动，重兵包围了行署，刘玉庆手持短枪，张着机头，扣着机钮，率领其爪牙闯进了行署。

“老杨！今天对不起，跟我走！”刘玉庆以短枪对准杨友云同志的胸口恶狠狠地说。

“这是为什么？！”杨理直气壮的责问。

“给我捆绑起来！”刘不理采杨的责问又向其爪牙说。就这样边推边拉地把杨押解走了。    “你是谁？干啥的？”刘玉庆又碰到一个人这样问。

“我是行署的张增祥。”

“行署的，抓起来，带走！”刘又向其爪牙下令说。

除个别本地干部尹丹桂、李亚夫同志闻讯而躲藏外，其余所有行署机关干部：任乐亭、杨书亭、赵发堂、石晓辉、申国宝以及派往车往、甘固中队的指导员司枕亚、任琢之等十余人都抓了起来，关押在本村一户地主外院的北屋里。村边早已挖好十多个埋人坑，企图用最野蛮的活埋办法全部处死。关押人的这座北屋外围，人山人海，刀枪林立，包围得水泄不通。

北台头村反革命叛乱发生后，被关押的同志自始至终都表现非常冷静、沉着、从容不迫。当时大家都坐在一个土炕上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张增祥同志有些思想紧张，情绪不振，任乐亭同志便说：“增祥！给我一支烟，抽最后一口，干革命时刻都得有见马克思的思想准备。”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恐惧。这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风度。大家听了任乐亭同志这样说，思想更加镇静了。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共同想法，为革命而牺牲，谁也没有想到再活着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