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九四六年秋后，在内战风云这块无情的晴雨表上，学校又经受着人生取舍与荣辱的抉择。这学期，到校学生人数有所减少，明显地表现松垮。以前那种欢蹦乱跳、欢歌笑语的场面看不到了。但绝大多数同学把在艰苦环境中生活，看做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奖赏。他们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冲垮着艰难险阻，在难逢的学习良机中，坚持着严格地学习和生活。如我班鸡泽县的同学孙善才、杨鹏魁等，距大名一百八十余华里，都是徒步往返，从未因劳累及环境恶化减弱斗志。

随着变化了的新形势、新任务，在大名县委（四六年九月份、县市合并）的直接领导下，学校在课余时间，积极主动地参加、配合了当时的政治运劫，在大名城关和周围农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九月二十九日与南北刘庄、东关、东街等群众联合斗争了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穷凶极恶地压榨大名人民的天主教主教和神父，揭露了他们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华反人民的罪行。还在东街大院批斗了伪县长李权衡等。这些斗争使师生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在充满的愤怒中，我以力耕的笔名，先后写出了《大名城关群众清算天主教黑瞒地》的消息和以陈荒煤在《北方》杂志发表的同名通讯为背景，改写了《孙喜翻身》独幕话剧，先后发表在这年九月、十月的《冀南日报》上。十月二十二日，冀南新华分社继而把《消息》电传在《人民日报》上。在斗争的风浪里，同学们的进取精神更加旺盛，师生写稿的积极性一度成风，韩布政老师曾以韦光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好的文章，这些对学习语文课也是一个大的促进。

在这个时间里，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逐级传达下来。我们支部一班人（支书廉一波、支委石守业、胡锡祯、姜献杰和我）和孙玉梅（女）、解学易、李树春、朱安邦、孙善才、司风洲等，在课余之际，满怀激情地连续数天，到校园西院的僻静处去学习，边学、边议，十分活跃。大家高兴地认为，这个《指示》将要彻底解决占农村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极个别出身较高，或在旧社会家庭关系较为复杂的，一度消沉，神态异常，充分暴露了阶级的特征。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中旬，我们全体师生参加了大名县组织的贯彻《五·四》指示的翻身大队，直接到火热地斗争中去锻炼。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县、区干部和抽调的老村干一起编组，协同工作。到村前，在双台村培训了一周，韩养士区长、郝长治主任（后为区委书记）同我们一块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解决工作方法，明确工作步骤。在培训中，人员聚集、喇叭震耳，“翻身大队”声震大地。基本群众兴高采烈、扬眉吐气，地富、恶霸如丧考妣威凤扫地。在培训期间，诉苦者络绎不断，更启发了全休队员的工作热情。

培训后，我分配到县东北较远的总管坟，同去的有区里的田修书和老村干朱寿先、朱长江（均是元寨人），田担任组长负责这个小区的工作。这几个村大家熟练的称：郭（庄）、老（庄）、任（庄）、王（庄）、潘（庄）、刘（庄）、总（管坟），听起来十分有趣。总管坟是小区所在地，这个村的农会主任朱林祥，是几代的赤贫、中共党员、现役军人家属。我们紧紧依靠他，用“滚雪球”的方式，串连贫农、下中农、发动群众。没几天这村工作就热火起来了。妇女会、儿童团、农代会和民兵组织相继活跃在街头巷尾，一场斗地富、反恶霸、倒苦水的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广大贫苦农民，眼望着要分到手的土地和堆堆浮财，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兴奋状态。最后，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把斗出的土地、浮财，本着“填平补齐”的原则，经三榜定案，按照政策，合理地分配给贫农、下中农。广大群众喜笑颜开，极大的满意，几十年来堆集在他们脸上的愁云驱散了。在全部工作中大大发挥了广播筒的作用，每天把《冀南日报》上的好消息，及时宣传给群众，推动工作的开展，很受群众的欢迎。这村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区委予以肯定，决定推广，并批评了某些工作组包办代替，进度迟缓的现象。在兴奋中，我写了《大名四区查出干部严重包办代替，强调培养群众领袖扎下根子，避免翻身大队走后，工作垮台的危险》的报导，发表在同年十二月九日《冀南日报》上。

尽管学校初办，形势多变，社会活动多，学生情绪不稳、思想工作繁重，但在学校领导和各位老师的努力下，一年多来学校各项工作还是正常的，同学们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参加了实际斗争，增长了认识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思想觉悟。

四

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共产党员是担负历史空前朱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这里的一个“大任”，一个“锻炼”，是衡量一个真正革命者在困难中，在艰苦的环境下的思想和行动的标尺。

在国民党新五军进犯大名前夕，大名正孕育着一场恶战。广大群众、机关干部，我们师生都在紧张的作备战准备。这时三地委和三专署决定：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台臣中学暂时转移。这个出乎意外的消息，使师生感到诧异。各种思想问题暴露出来了，主要是集中在“走”与“留”的向题上。“走”，生活要艰苦，前途有望；“留”，可能会安逸，堕落下去。在紧张而又短暂的时间内，学校领导和党员学生的耐心说服与开导，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效果。当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五日苏庄集合出发前，学生人数明显减少，甚至个别教师也败退下来，未能前去。在严峻的关头，在严肃的政治舞台上，每个人都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治上坚强的史俊骥等同学，家居南乐县，在危险时刻，他们顶着艰辛，抱着远大理想和抱负，抛开一切杂念，按照党的指示，坚决北上转移。可是有的人（是大名城里人），在敌人侵占大名后，一头栽到“还乡团”的狗窝里，为博得主子的欢心，疯狂地狂吠在广播车上，亲自编写极为反动的宣传品，大肆张贴，还向台臣中学的全体师生发出了恶毒的、蛊惑性的谰言，结果成了学生中最丑恶的家伙。

学校暂时北移，师生怀着各种思想疑问，议论纷纷。学校领导针对师生思想问题，临行前作了动员报告，特别引用了刘伯承首长的话：存人失地，地终可得；有地失人，必将人地两失。这个言简意深的辩证道理，引人深思，犹如春风化雨，使我们心明眼亮。认识到：我暂时的撤退，正是为了引狼入室，分散敌人兵力，便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就地歼灭。思想问题解决了，不少人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这笑声，是集体大家庭和谐兴奋的笑声，是增强胜利信心的笑声，更是赞烦刘、邓首长战略决策英明的笑声。

在北上的路上，为避开敌机的骚扰，完全按军事化行动，日落出发，日出到达，一个整夜走了六十余华里，到达了我们的宿营地，广平县东北最大的村庄——张洞。在这以前学校也派出先头人员，妥善安排，所有住房都是老乡家中临时腾出来的。根据各班、组（一组十人左右）人数，分配大、小房间。我们一班到这里来的不足二十人，被分配到路北和紧靠胡洞路西的两个两间的小屋子里。炊管人员和伙房就设在附近临街的一个大空院子里，自己动手盘好了新锅灶。这时学生也同国家干部一样，一生中第一次享受国家的“供给制”待遇，尽管当时“供给制”标准比较低，但不少同学不再为从自己家里拿伙食费而发愁了。住、食的解决使大家格外的满意，不少人发出了铿锵有力的誓言，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在战斗的激流里，稳撑思想上的航船，乘风波浪奋勇直前。

第二天，学校宣布了纪律和注意事项，各班、组都制订公约，自我约束，还开展竞赛，互相监督。按照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师生齐动手打扫街道、院落，给房东挑水，主动找房东，群众座谈，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做好群众工作。同时学生会动员全校平时善于写字、工作积极的同学，在张洞和驻地周围，大量地书写了崭新的大字标语，“冀南台臣中学”的名字，飞快地传遍了三里五乡。

我们战时的崭新生活开始了。比较熟练的司号员，一班同学杨鹏奎的军号声，迎着朝霞，在万道金光徐徐升起中，第一次嘹亮的号声响彻在张洞的上空，波及到广阔的原野上，好不气派。早操、吃饭、上课、自习、晚间讲评等伴随着军号声，有条不紊地进行。老师们更是如此，时时事事，严格要求，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从早到晚忙个不休。备课、讲课、改作业、撰写教材，本来巳够辛苦，可是深夜还逐处查铺，热心照顾为同学盖被等琐事。老师的表率行动，使学生更加敬佩，也直接启动着学生心灵上的风帆，促进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视如兄弟姐妹，蔚然成风。有一天，我突然发高烧，呕吐不止，不少同学来问长问短，患难之情笼罩着整个房间，有的请医生，有的烧面汤，还有一位女同学，把平时积攒下来为数不多的钱，买来平时病人爱吃的山渣、葫芦串等。诸如此类炽热的阶级感情，使远离家乡的我，落下了感激的泪水，至今难以忘却。如此良好的校风、严明的纪律、友爱的生活，在张洞村产生了极好的影响，群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群众赞扬我们，学校领导更要求我们深入群众，服务于群众。为充实群众的文化生活，活跃农村气氛，在学校领导倡议下，党支部一班人创造条件，寓文娱于生活之中。在大名演文明戏的基础上，同学中的爱好者，为配合参军参战，重新排演了《烈火真金》等几个大型节目。语文教师韩布政、数学教师张靖华在百忙中，还同我们一起亲自参加角色。在一战火硝烟中，重演《贫女泪》等剧目，尤感到情景交融深入人心。为了保证演出效果，扩大影响，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增购了崭新的幕布，除书有“冀南台臣中学”六个一尺见方的小字外，还冠以“台臣剧社”四个近一米见方的大字，别具一格，引人注目。这个剧社在张洞和其他村演出中，均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学生的演技和乐队，至今在同学中依然传颂不己，每当谈及这段情景时，还使同学们朗朗大笑。

冰冻风雪何所惧，数九隆冬炼丹心。我们在张洞时，正是“三九”滴水成冰的季节，同学们一如既往，在净化的灵魂中扬起胜利的风帆，勇往直前。人人皆知，在当年的财经规定上是没有取暖科目的，连党政机关领导都无一例外。再加上我们住的房子，又是人家经常不用的，门窗多数透风，同学们都毫无怨言。上课时，老师到农家的同学宿舍里，统统围在被子里进行，晚自习时，一个组围挤在一个棉油灯下学习，洗漱时，靠担来的刺骨的冷水洗脸、洗衣、刷牙，睡觉时，一条被子两个人互蹬脚睡，开饭时，全组围成一圈，在露天广场的冰雪上分食。熄灯后，挤躺在土炕上，边说边笑，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一天紧张的劳累全部消散了。有的同学曾风趣地说：“这样的空气新鲜，清新卫生，有益健康。”这种坚实的乐观主义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艰苦和幸福，同学和群众融为一体，铸成了我们的幸福观。我们这批新时代的强者，就是这样在“大任”中经受着实践的考验，默默无闻地书写着自己的成长的历史。就这样我们在黄河故道上的张洞村的风沙里，以高昂的情绪，紧张愉快地度过了六十余个日日夜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