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水东流去，转眼四十秋。

四十多年前，为追求革命的理想，我跨入了由我党领导的冀南三分区（即现在的邯郸地区）第一所正规中等学校——冀南台臣中学。当台臣中学破土而出的幼苗期间，就遭受到风风雨雨的吹打，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然而它象一株顶风傲雪勇于拼搏的劲松，茁壮的成长。它培育了人生道路上的强者，锻炼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国家培育了一批有觉悟有文化的干部。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战争年代的学习生活，师生打成一片，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至今还历历在目。

一

一九四五年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际，河北省的南大门，冀南重镇——古城大名，于五月十四日宣告解放。冀南三分区机关从广（平）、曲（周）、馆（陶）三县交界处，转移到大名城里。此时“七大”刚开过不久，正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的热潮。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他们对我国的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今后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这个精神引起了地委的重视，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一致认为，要办好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地委果断地决定。立即筹备，加快步伐，建立大名抗日中学。

时间，是财富中最珍贵的财富。珍惜岁月的热心者，在围绕办学问题的“时间篇”上，竭尽全力，大做文章。在中共大名市委（住张小街，公开牌子是“冀南三分区驻大办事处”）领导张越、张力耕的直接领导下，抽调了一批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热心教育事业、熟悉管理工作、积极肯干的党员干部，组成了精干的办学班子。当时担任市委委员的陈国光任校长，柏宏文任教导主任，廉一波任训育主任，赵一农任总务主任，接着又调来正在魏县司法科工作的韩布政等充实教师队伍。水到渠成，这批富有魄力的同志，一开始就显示出高昂的办学热情。八月初，在《冀南日报》上发表了招生简章，同时还积极主动地通过组织向各县进行部署。由于刚一解放，硝烟未熄，战争创伤未愈，忐忑情绪尚存。考试采取随到随考，因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录取的人数不到百人。学生多来自元朝（现大名卫河东和朝城一部分村庄）抗日高小、卫东中学（隶属鲁西北地区，现馆陶、冠县一带）附小，和大名城关周围的失学青年以及这个专区少数县保送的在职人员、干部子弟。学校地址设在城东北角的原来一个设备简随、房屋较少的旧学校里。开课后由于学生文化程度不同，一度给教师在教学上造成了困难。为解决参差不齐的问题，学校领导当机立断，技照学生的实际文化程度，分编为三年级班（三十余人）和普通班（五十余人），分别授课才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要办，就要办好，办出样子，不能有名无实。”这是学校领导不止一次向我们同学表露的雄心壮志。事实也完全证明，他们以一个彻底革命者具有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强意志，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学校越办越好。

一九四六年元月，征得领导同意，进行了第二次招生。这次报考较前活跃，考生不下三百人。由于准备工作搞得好，领导亲自动手，随考试、随阅卷。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拂晓，录取的“红榜”就公布于校门口。办事效率之高，实在令人信服。还将十余名考试成绩优秀者，选定为插班生，分列榜首。在考场上，在谈话中，在生活安排中，各位老师所表现出的热情，亲切温和的态度，对所有的考生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都觉得能考取解放后的第一所正规中学，而感到无限的骄傲和自豪。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值此，“大名抗日中学”的名字显然不切时宜，冀南三地委作出决定：

为纪念在直南党内外享有很高威望的革命教育家谢台臣，将“大名抗日中学”改名为“冀南台臣中学”。地委的决定，学校的易名，使全体师生深刻地认识到：上级对我们学校的极大重视和谢台臣对革命的贡献以及他优良的革命品质。决心在革命教育家谢台臣的思想指引下，进一步把学校办好。

长期的战争带来严重的失学问题，导致学生程度严重不齐。为了满足不同程度学生的学习要求，保证教学质量，根据教师的力量，经过一段酝酿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再次进行比较符合实际的调整和合并：即三年级班和一班（原来的普通班）合并为一班，二班、三班保持原建制不变，共三个班级，各班五十人左右。这样的调整，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拥护，程度稍好的，认为有了学头，不重复老套套了，程度稍差的，也不感到压力而愁眉苦脸了。总之，鼓舞了大家在希望中奋进的信心。

一九四六年春节过后，大部分学生按时返校，怀着抗战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开始了新的学习。全校出现了学习秩序井然、生活紧张，制度有条的喜人局面。然而，在良好的气氛中，令人不快的事又压下来。国民党置全国人民而不顾，悍然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国民党正规军陆续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的火焰愈烧愈烈。这时，缺乏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而迷恋安逸的“精神分裂症”者，在家长的优虑和社会的恐吓下，开始退却了，不再到校学习了。虽然事后通过工作和登门拜访，又前来学习者为数不多。在严峻的考验中，在“进”与“退”的严肃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坚持下来，有的退却下去。学生人数的减少，又一度给教学带来困难，学校领导又下决心，将减员较多的同年级二、三班合并教学，也就是习惯称之为一班和二、三班的两个年级了。为了统一领导，加强教学力量，地委决定将“大名台臣师范班”四十余人合并为中学的师资班，原师范校长府廷镇任中学副校长，全校一百二十人左右。从人数的增减不定中，足以说明，在战后初期办这座中学是多么的不容易。

经过“一减”、“一并”使我们的学生队伍更加显示出活力，整个学校更加富有生机。课程设有：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等。这些课除陈国光校长担任的《中国近代史》外，基本上都没有现成的教材，教学内容都要靠老师的辛勤汗水去索取，授课之余还要编写、刻印。柏宏文老师担任语文课，要从鲁迅、朱自清等的著作中去选印，如《孔乙己》、《狂人日记》、《匆匆》等，廉一波、方田古担任的政治课，多选自报刊文摘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韩布政担任的历史课，为适应学生的接受程度，将范文澜著的《中国历史简编》加工缩写，使之通俗易懂，成天德担任数学课，同样也是在旧有教材基础上充实新意。当时教师力量奇缺，教课任务很重，往往一个人要承担全校各班同类课的教学工作，还要辅导自习和做学生的思想工。教师的劳动强度之大，工作热情之高，深为同学们所钦佩。为了减轻老师们的负担，同学中有：李继增、连福廷、任友仁、陈奇岭、郝祥云、胡锡祯和我，在紧张学习之余，主动帮助誊写、刻印教材，有时还连夜加班。

一九四六年中秋。我们学校进行了第三次招考，考录第四班学生，此次应试者空前，仅有的三间教室挤得满满的，由于应试人数多，阅卷任务大，学校领导决定让我们一班的部分同学来协助监场和阅卷工作。这次招收第一次保证了预招的人数和质量，全校学生达到了一百七十人以上。

二

乐趣来自勇于和善于拼搏的人，要在困准和学习间隙里去寻求、争取。我们的学习是紧张的、有秩序的，生活也是和谐的、愉快的。虽然一天的课程排得满满的，但忙而有趣。上课时，生动活泼，有问有答，严肃认真；自习时，默默无声，主动完成作业。整个学校充满着宁静的，浓厚的学习气氛。到了业余时间或星期天，同学们都按照各自的爱好，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自由活动。有学唱戏的，有学拉胡琴的，还有写壁报稿子和学写新闻报导的……。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文体器具少得可怜，唯一的是一个补了又补，玩得平了槽的篮球，大家对篮球很有兴趣，每天熄灯铃响后，才勉强去休息。总之在生动活泼，团结友爱的校园里，我们共同分享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那时党处于秘密时期，党支部的工作是通过学生会的活动进行的。学生会的干部多数是党员同学担任，这些党员也多是在党内分担同类性质的工作，这就为开展党的工作和保证学校各项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条件。党员严格要求自己，支部工作扎实，学生会的工作也搞得很出色。台臣中学的声誉，越来越多的引起县、区领导的重视，广大群众的关注、青少年的向往。我们也普遍感到，能作为“台臣中学”的学生而无比幸福。

为了贯彻党中央《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以应付当时的财政困难，学校在谢台臣的“以作为学”的教育思想指引下，开展起轰轰烈烈地勤工俭学的生产运动。大名党政领导给予大力支持，把原七师三十余亩实验农场和日寇的飞机场拨给学校，作生产基地。这块地坚硬如石，耕翻十分困难，党员学生孙善才等带头拉犁，这年种的高梁长得很好。同时还开展手工生产，没有材料，自己选购，没有机械，自己制作，需要图案，自己设计。当时小手工“卷烟厂”比比皆是，非常活跃。“抗中牌”、“台臣牌”、“三角牌”等各自喜爱的香烟相继问世。生产的香烟包装大方，精美别致，物美价廉，可与座落在大名南街的正规卷烟厂生产的“三羊”牌相媲美，很受群众欢迎。还有部分同学到学校东墙外的公田庙地去种菜和在校内养猪。那年种的粮食、蔬菜除满足改善伙食外，还有了贮备。在生产运动中，老师总是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师生打成一片的好风尚，给学生带来了喜悦。在劳动实践中，不少人既增加了收入，也增长了实际工作能力。学校生活的充实，有力的促进了学校政治空气的高涨。同学中要求进步的人数骤增，他们积极工作，刻苦学习，大办好事，主动参加各项有益活动，各方面表现突出。经党组织考察，先后吸收胡锡祯、李资明（女）、黄灵芝（女）、张玉苹（女）、刘鸣歧、李毅、连福廷、郭宪忠、姬升蓬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的壮大，给学校工作增加了新的朝气，各项工作大为活跃。这时各班争排“文明戏”，文化娱乐活动进入新阶段。男同学率先排练，女同学也不示弱，老师同学各显神通，新戏、旧戏双管齐下。李资明等演出话剧《贫女泪》，李继增、罗培时等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河北梆子《跑丑》、《三娘教子》，韩布政老师还清唱河南豫剧《南阳关》。当时尽管行当简陋，舞台隘窄、唱作生疏、乐队缺少，但由于他们能认真演出，所以在演出过程中，时而催人泪下，时而捧腹大笑。这样对我们全体同学来说，既是艺术上的欣赏，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