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步玉洁，女，1930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大名县大街乡红寺村人。1948年参加工作，历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教育科教研室视导员，计划生育办公室干事、副主任，党史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89年离休。从事文字工作多年，参与了《大名县志》（1994年版）、《直南一个革命革命策源地——大名七师》、《大名县党史资料》、《大名县民政志》、《创业者的足迹》、《爱我大名》等书籍的编纂工作。
关于东亚同盟自治军和王天样
1942年，侵华日军在冀鲁豫边区的邯郸、安阳、大名之间的三角地带，组建了一支庞大的伪军一一东亚同盟自治军（以下简称自治军）。这是一支由几股土匪拼凑起来的武装，军长王天祥、副军长程希孟，下面有四个旅，兵力分布在大名，南乐、内黄、魏县、漳河县一带，主要兵力在自楚旺、回隆沿卫河两岸至金滩镇、营镇一带，兵力不足万人。这支队伍分布面广，在这一带影响较大，当时我党曾对自治军作了大量的争取和分化瓦解的工作。
当时的形势及组军的基础
1941年到1942年，抗日战争已进入到相持阶段后期，日军为支持太平洋战争，变华北为他们的“大东亚战争兵战基地”。集中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疯狂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开展强化治安运动，妄图以“以战养战”达其侵华目的。为了弥补其兵源之不足，日军在华北进一步加强了伪军和伪组织的工作。
当时，日军在冀鲁豫边区的兵力有限，他们在邯郸驻的华北方面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共有五个大队，在邯郸、安阳、邢台、大名、清丰各驻一个大队，总兵力不过六千余人，大有捉襟见肘之势。因此，从1938年3月开始，日军就在这一地区组织伪军，各县建有警备大队，三百人至一千人，数目不等，共约三千余人。日伪军在广大（广平至大名）公路以南，冀南一分区抗日根根地四周，建立了无数据点和碉堡，在广大路北边、南边各挖有封锁沟，企图以星罗棋布的据点为“点”，以纵横交叉的公路封锁沟为“线”，把这块根据地割裂为条条块块，编织成“囚笼”，在这里建立治安区，实行保甲制。然而，日军兵力有限，为了彻底摧毁我根据地，还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在更大范围内借助伪军的力量。
可是，这一带的土匪，如郭清、王自全、程希孟、李成华等，虽然大多数在名义上接受了日军的指挥，不断向我根据地进犯骚扰，但实际上对这些土生土长的窝贼，日军并不能完全控制和调遣。日军既没有正式授给他们伪军番号，又没有供他们武装、粮饷，想叫他们俯首贴耳为之效力卖命，自然是不可能的。日军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程度上使用这些土匪，必须更进一步采取措施，把他们组织起来，并给他们一些好处，此时，日军非常需要一个愿意出面承担收拢组编土匪的人。而王天祥正是这样一个人。
王天祥其人
王天祥（1909年一1958年），字瑞符，山东单县人，幼年家贫，十七岁开始当兵，任过连长、副官、队长、副团长等职。“七·七”事变后，奉孙殿英命在沙河、武安一带组织武装，任支队长、团长。在武安、林县、沁阳、济源、淇县一带与日军打过几仗，有些声誉，最后升任副师长。结识的朋友中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我党有些认识。在沙河、武安组织武装时，同我党我军关系更为密切。他的军队中有不少进步人士，其中有些共产党员。在他的请求下，我军派去以张磐石同志为首的若干政工干部，帮助建立政治机关、制度。1939年下半年，孙殿英随蒋反共，想方设法排挤、陷害王。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密电孙殿英立即将王就地正法，队伍编散。王天祥急于1941年8月率部出太行到安阳东之辛村集，这里是程道合的管辖区。程和王原是拜把弟兄，在此之前，王为扩充势力，曾多次到这一地区活动，同土匪头子交友结盟，这次王东出太行，目的也是联合土匪力量，另开抗日局面。可是他立足未稳，孙殿英即勾结日伪军尾追上来。在程道合的配合下，王打了胜仗，但终因众寡不敌，被迫东撤。王打算向我冀鲁豫军区部队靠拢，但当时正遇日军大规模扫荡，未能如愿。王部在辗转过程中，伤亡过大，军心不稳，又受国民党特务煽动，王对部队难以控制，迫不得已，把队伍拉到柳下屯投靠了高树勋。高是新八军军长，归蒋鼎文指挥，高持蒋的密电，将王软禁起来，王部被编散。1941年12月，我冀鲁豫军区派小部队将王救出，准备让王任军分区司令员职务。王以“无功不能受禄”谢绝了，并提出收编程道合、程乾、李成华等土匪的计划。得到冀鲁豫军区同意，王来到程道合处，又经他们拉拢了杨法贤部。程、杨这些伪匪头目不但不受收编，且愿拥王为领袖以取得正规伪军番号。王派人到太行八路军总部反映情况，征得同意后，王通过辛村集教堂的意大利神甫转托人同安阳日军松本大佐拉上关系，经驻邯日军华北第一混成旅团铃木旅团长批准，筹组军队。
“自治军”的概况
1942年8月，“东亚同盟自治军”在邯郸宣告成立，日军华北方面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长铃木向这股武装的军官举行了授旗仪式。
按照日军规定，“自治军”由四个旅（八个团）组成，军长、副军长授中将衔，旅长授少将衔，团长授上校衔。军长王天祥、副军长程希孟，第一旅旅长李成华，团长程海波、师建业；第二旅旅长程乾，团长程坤、郭德惠；第三旅旅长程道合，团长程兴华、程道生；第四旅旅长杨法贤，团长玉文香、路景文。军部突击团团长张履亭。
“自治军”组建完毕，日军派岩桥秀男上尉为军事顾问，子磨上尉为经济顾问。松本以部队长名义控制全军，各旅均有日军一个小队监督。凡军长下达的命令、文件必须有顾问的签署方能生效，实际上，日军是凌驾于“自治军”头上的太上皇。日军并划我元城县为其“自治区”，建立“行政公署”，任霍计芝为主任。
斗争的方针和策略
根据1940年7月6日总政治部《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组织有力的伪军，对已有的伪军进行瓦解工作，削弱其战斗意志，争取伪军对抗日的同情与帮助，争取伪军反正”对伪军工作的总方针，对“自治军”，我们采取了如下的斗争策略：
第一、针对“自治军”上层分子两面派的特点，针锋相对，采取以武装斗争为主的革命的两面政策。
“自治军”是日军的傀儡，汉奸组织，消灭日军当然要消灭“自治军”。但是，参加“自治军”的成员极端复杂，其下层多是些为生活所迫而被裹胁进去的劳动者，其中上层多是些两面分子，卖国求荣的卖国贼只占少数。两面分子的特点是动摇于敌我之间，同日军有矛盾，同我党也有矛盾，脚踏敌、顽、我三只船，他们明投日军，暗靠国民党，假近共产党。当然，在两面分子当中，对敌、顽、我三方面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各自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抓住了两面分子的本质和特点，有针对性的去做工作，争取其爱国的一面，反对其卖国的一面，就有可能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
为此，在政治上，我们利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同上层分子取得联系，争取以 “合法”身份向其内部派出代表或联络员，以上层关系作掩护，做下层工作，在其内部发展我们的力量，待条件成熟时，策动其一部或全部反正。当时我冀南一分区派张瑞符（化名王殿杰），先到王部一旅旅长李成华的一大队唐维部工作，通过唐维的一连长连廷洁（原我漳河县工作人员），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一支地下武装。王殿杰又作了李成华心腹人李德裕的工作，疏通了和李成华的关系，后来名义上是李成华的“秘书”实际成了李的参谋长。冀鲁豫军区在程道合部派张符瑛（化名张复玉）为首的工作组，当时我们的工作组住在东楼，国民党的工作组住在西楼，彼此都不说明，是公开的秘密。在建立关系之后，我们向他们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晓以民族大义，陈述爱国与卖国之利弊，指明只有爱国才有出路，劝其“人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做民族的罪人。我们还通过各种社交活动，拢络感情。如冀南一分区桂干生司令员，和李成华换了“兰谱”，请李德裕到我冀南根据地参观，并请他担任冀南一专署的“参议员”，以争取他们向我党靠拢。
在经济上，我们以民族斗争为重，不改变他们现有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必要时还可以给予赞助，或者合作共事。
在军事上，我们始终以武装力量为后盾，把我们的两面政策放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利用两面分子“既能当官又不被消灭”的心理，经过谈判，向他们提出“约法三章”：1互不侵犯，各守防地，不准到我根据地抢掠、骚扰群众，2、不能危害我方工作人员的活动，保证过往人员和物资运输的安全，3、及时给我方提供情报等（实际内容不限于这三条）。如果他们能遵守照办，我们保证不危害本人及家属安全。日本投降后，不追究其罪责。“约法三章”对他们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由于我们以抗日大局为重，利用民族矛盾，坚持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化敌为友，少树死敌，争取了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军，实现了全民族抗战这一总的战略目标。因而我们的工作取得很大成效。如我们在两面分子的掩护下，成功地开辟了横跨平汉铁路，连接太行、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冀豫边地下交通线，几年当中没发生过大的差错。
第二，在争取、分化、瓦解和消灭“自治军”的总原则下，根据匪首不同的态度和表现加以区别对待：争取较好的，孤立中间的，打击顽固的，把政治上的争取、瓦解和军事上的打击、消灭结合起来。当时我们对“自治军”的主要匪首进行了具体分析：军长王天祥是我们的抗日朋友，愿意接受我党的领导，是争取和依靠的主要力量；一旅长李成华倾向我党，应该积极争取和帮助，三旅长程道合是个惯匪，具有十足的两面派特征，需要在争取的前提下加以孤立，四旅长杨法贤是个暴发户，被国民党特务掌握的很紧，与我党严重敌对，必须给予一定的打击方可将其孤立起来；最顽固的是程希孟、程乾父子，长期与我党为敌，是瓦解和消灭的主要对象。当然，这是斗争的侧重面，不能把它绝对化，拉中有打，打中有拉，又打又拉，打的立脚点还是拉。随着战局的发展，伪匪首的态度必然有所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必须相应而变，不能死守定规。不仅如此，在匪首之间还存在着又相互勾结又相互排斥的矛盾现象。他们表面上称兄道弟、拜把子、认干亲，实质上争权夺势，利害冲突，往往刀兵相见，暗害仇杀。我们将这些矛盾统统利用起来，以分化瓦解敌人。如李成华和程家父子之间矛盾重重，李打算借助我军的力量除掉程家，以便独占回隆；王自全有向东发展的野心，极力想扫清程家这个障碍。在这一点上，李成华和王自全是一致的，二者便联合起来。对我们来讲，消灭程家正符合斗争需要，于是，我军确定了争取李成华、打击和消灭程家父子的指导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