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边一条无名的小河一代女杰的葬身之地 

张若名生命的最后3年，陷进了一个无法自拔的矛盾之中：她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她最终反而被自己满腔热忱参加的运动所吞没。杨再道说：“当时我的母亲左极了。”她曾把杨再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上交了组织，她认为他的思想落后、需要加强教育，但她绝没有想到，这个她最喜爱的儿子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她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向党交心，结果这些汇报材料，反而成为揭发她有右派言论的证据。她倾尽心血教过的学生们，也把她当成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靶子。最后，她在22岁时退出少共的举动，也被翻出来，指责为不齿的叛徒。不难想象，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张若名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开批判会，要她承认上述诸多罪名。她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总支书记给她指了指办公桌玻璃板，下边压着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意思显然是：“你早就够了。”她得知下午还要继续开会，继续加温。中午，张若名自杀身亡。

杨再道说：“母亲去世时，我、弟弟、父亲都在北京，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父亲在北京也被当作民族学的反动权威批判，当他闻讯赶回昆明时，只见到桌上摆着一个骨灰罐。屋里乱七八糟，巳被抄过三次家了。母亲最后一刻是否留下了遗书，不得而知。”

云南大学一半座落在城墙内，一半在城墙外。张若名的家在城外，出学校后门，一拐弯是一片村庄，那里有一条河。母亲就是在这条河里投水自尽的。据家里的保姆说：“她从河边被抬回家时，还有一口气，但是没有人敢去抢救她。”

两年以后，邓颖超到昆明曾亲自过问了此事。据说她要求云南大学党委把张若名的档案和参加运动的全部材料报上来。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发过一份甄别材料，大意是承认“不适当地给了过多的压力”、“当时批判的词语不合适”等等。

这个甄别显然还留着不少尾巴。1980年杨再道结束了21年的劳教恢复自由以后，立即写信给邓颖超，要求为母亲做政治结论，开追悼会。不久他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邓颖超工作处的回信，告诉他信已收到，“邓颖超同志给云南大学党委写了信”。于是改正后的结论才做出。杨再道说：“我母亲的平反，是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完成的。”

张若名的骨灰，至今仍然寄借在昆明市火葬场的一个角落。她的照片近年来在天津觉悟社旧地陈列馆里放大展出，这是她和郭隆真20年代在法国的一张珍贵的合影。无论如何，她毕竞算是回来了，回到她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在这里她结识了永生难忘的朋友，度过了一生中最壮丽的时光。

注：

①郭隆真（1893-1930 )，女，回族。“五四”时期天津学生组织“觉悟社”成员。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山东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就义于济南。

②刘清扬（1894-1977 )，女。“觉悟社”成员。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1927年脱党。1931年后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61年重新加入中共。

③本文转自《视点》杂志创刊号，由张若名的儿子（大名籍）杨再道教授提供。

                                                              (大名文史资料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