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郊外的小咖啡馆，一次鲜为人知的会面 

1924年，张若名人生之旅出现了重大转折。这年的7月，周恩来奉调离法回国，冬天郭隆真去苏联学习，张若名为他们送行以后，退出了少共，并从此脱离一切政治活动，留在法国闭门读书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作出这样一个选择？要知道这不仅意味着她放弃了一贯的革命主张，也意味着她与亲密的战友分道扬镳了。

据她的丈夫杨堃说，张若名与当时共青团在法国的主要领导人任卓宣意见不合，此人唯我独“左”，作风粗暴，在他的激进指挥下，张若名在一次会议上完全暴露了身份，受到法国秘密警察的盯梢，险些被驱逐出境。杨堃当时也在法国，他是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在中国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他与郭隆真同乡，郭介绍他与张若名相识，还介绍他加入了旅法共青团，在团内名叫“杨赤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退出了共青团。

往事如烟。现在找不到更多的材料考证张若名当时的心路历程了，杨堃的说法，可能是原因之一。邓颖超在向她的侄女周秉德讲述往事时，曾有一句话，或许提供了寻找答案的另一条线索。她说，周恩来从法国来信讲到张若名，觉得和她不可能志同道合。那时候周恩来正奔波于法国、英国、德国，从事宣传组织等秘密工作，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活。他所处的险恶环境与张若名渴望的安定的留学生涯的距离已越来越大。

即便如此，周恩来仍然把张若名视为可信赖的朋友。1928年夏天，他从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回国途中，专程赶到里昂，秘密会见过张若名。那时张若名在里昂中法大学读书已有3年，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但是周恩来还是在座落于北郊村镇中的女生宿舍找到了她。杨堃说他的夫人在他们婚后亲口告诉了他那天的情景，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傍晚。

周恩来化妆而来，他戴着墨镜，穿一身笔挺的白西装，戴一顶白色法国盔。当他脱下墨镜时，张若名看到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们在村镇旁边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直坐到夜色沉沉。周恩来首先告诉张若名，1925年他和邓颖超结婚了，他替邓颖超问若名姐好。然后他讲了觉悟社的成员已经各奔东西，有人继续舍生忘死的投身革命，有人脱离了政治，个别人彻底堕落，临分手时，周恩来深情地表示：“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再相会，很难预料。”他说，他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张若名则向周恩来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据说，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收集到周恩来1928年在法国看望张若名的有关线索，据此，在《青年周恩来》的电影剧本中，出现了里昂郊外咖啡馆里的一段戏，可惜这个剧本至今没有被搬上银幕。

  1946年夏天，留下了一个谜：王先生是谁？  

张若名从1924年进入里昂大学读书，她学习非常刻苦，到1928年就取得了《心理学》、《普通哲学与逻辑学》、《伦理学与社会学》、《教育学》四门专业的合格证书，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她接着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里昂大学赛贡教授，她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1929年她以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为题，准备博士论文，1930年秋季《纪德的态度》全稿完成，此文用流畅优美的法文写就，共8篇121页。纪德看完这篇论文的打印稿以后，给张若名的回信中说：“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这篇论文被里昂中法大学评为最优秀成绩之一。1930年12月15日张若名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此时她以应聘回国担任北平中法大学服尔泰学院教授。1931年1月她和她的丈夫杨堃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她与杨堃在回国的前一年举行了婚礼，杨堃也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主修社会学和民族学。

这对博士夫妇在新婚之际，又一并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从1937年到1948年，张若名一直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讲授法国文学史、心理学，并在附中教法语，后来还曾编辑过这所大学主办的《法文研究》刊物。杨再道谈到他对母亲早年的印象时说：“她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不谈政治，我只知道她是教授，有学问，有外国朋友，天天给学生们上课。”杨堃在谈到妻子时也说：“她不过问政治，日本投降后，有人介绍她加入国民党，后来刘清扬介绍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她都拒绝了。”

1946年的夏天，留下了一个谜。张若名夫妇当时住在北平沙滩北街嵩祝寺夹道二号的一个四合院里。她有两个儿子，老大杨再道读中学，老二杨再德上小学。有一天夫妇俩外出回家，保姆告诉他们，来过一位戴墨镜的先生、自称姓王。当听完保姆形容这位王先生的长相、身量和穿着以后，张若名的第一个反映就是他可能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参加军调处谈判，正在北平，住的地方离张若名家并不远。但以后这位王先生再也没有出现。杨堃说：“所以这只是张若名的一个推测。”

1948年，就在北平解放前夕，张若名举家南迁到云南昆明。杨再道告诉我，他曾反复研究过为什么在共产党就要入城之际，他的家却搬到南方去了。原因可能是错综复杂的。他说：“首先我父亲要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邀请他去当社会系主任。父亲致力民族学研究，而中国55个少数民族，有30多个聚居在云南。母亲说要走就一起走吧！她担心国共两党形成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对峙，一家子骨肉分离。”张若名是否还有别的考虑，已不得而知。

 周恩来说：你当时参加的是团，不是党 

张若名到云南大学以后，任教中文系，还讲授法国文学。昆明解放了，与其他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名较快地适应了政局的变化和新社会的秩序，她终究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她加入了民盟，并且从1950年起，不断地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张若名的印象里，她1922年在法国加入和1924年退出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个印象，在周恩来和张若名最后的一次见面中，被周恩来证实是错误的。据杨堃回忆，1955年4月，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接到省委统战部的电话，要张若名和杨堃第二天早晨7点钟到统战部长陈方的家里，什么事，不清楚。第二天到了陈方家以后她们才得知：“周总理要见你们。”杨堃后来回忆：“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郑庄，那是个花园式的大院子，在宽敞的会客厅里只坐了一两分钟，周总理就快步地走了出来。大约十多分钟以后，陈毅元帅也来了。”

有关这天会面的情景，92岁高龄的杨堃只能回忆一个模糊的轮廓了。他说，当时省委统战部长再三叮嘱我们，此事千万不能声张，因为总理和陈毅元帅是去万隆开会，秘密经过昆明。他还规定了好多具体的框框，比如不许外传，不许记录等等，因此在杨堃和张若名的日记本上，关于这一天，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38年以后，杨堃的回忆已经支离破碎，比较清晰的是周恩来刚见到张若名时曾很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代表邓颖超向若名姐问好。据杨堃说，以后很长时间的谈话，4个人分成了两摊，周总理和他谈论云南的民族问题，陈毅向张若名询问法国文学。陈老总去过法国，且酷爱法国文学，所以与张若名谈起这个话题时兴致勃勃。

至于周恩来还和张若名谈了什么，杨堃记得，周总理问过她是否还愿意回北京工作。当谈到1922年在法国入党的事，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参加的是团，不是党。”杨堃说：“我听了大吃一惊，我一直以为张若名早就是共产党。张若名听了也直发愣。”到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出了一连串的事情，杨堃对他的儿子说，周总理这样讲，也许是为了保护你的母亲，因为退团的罪过比退党要小一点儿。

会面持续了5个小时，周恩来还留他们一起吃了中饭。

关于这次故人相会，周恩来返京后详细地向邓颖超讲过，这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告诉我的。她说：“七妈当时还问伯伯：‘你怎么没有拍张照片呀！’也让我看看她与当年相比有什么变化么！”这次会面一、两个月以后，张若名夫妇接到刘清扬从北京的来信，信中说：受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委托，转达他们邀请张若名夫妇到北京工作的意思。杨堃说：“我记得对张若名的工作安排的很具体：外交部外文秘书，主要接待讲法语的外宾，同时兼全国妇联的法语翻译。我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我很高兴，张若名却不大高兴，她不愿离开学校去搞接待工作。于是这件事就放下了。”一、两年以后，反右运动开始了。张若名又想到北京工

作了，他们再给刘清扬写信，却为时巳晚，刘回信说：总理知道了。但他现在已不担任外交部长，而且调动干部有了明文规定的一套制度，总理个人不能擅自作主。